全球治理失敗的教訓，能使世界挺過「過渡時期」的嚴冬嗎？

不少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近年來興起了一輪逆全球化思潮，國際「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不確定性」開始成為世界一大主題詞。德國知名社會學家、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名譽所長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於《新左翼評論》雜誌2017年3/4月號刊文指出，當下處於一個現代資本主義新自由時代舊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誕生的不確定時期。諸如唐納德·特朗普和特雷莎·梅等新保護主義者所採取的各項政策不可能恢復國家經濟，無法挽救資本主義危機。左翼若想發揮作用，就必須汲取全球治理失敗的教訓，從而使全球挺過「過渡時期」的嚴冬。

過渡時期

原文：《挺過全球「過渡時期」的嚴冬》

曉舟 編譯

「過渡時期」充斥不可預測性

特朗普擊敗希拉里、英國脫歐以及奧朗德和倫齊的失敗等事件全都發生在2016年，它們標誌著被新自由主義所改造的資本主義國家體系危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已經提議採用安東尼奧·葛蘭西的「過渡時期」（interregnum）這一辭彙來描述這個新階段，意指一個舊秩序正在瓦解但新秩序尚未誕生且無法確定將會持續多久的時期。在2016年，因遭到民粹主義的攻擊而被摧毀的這種舊秩序是全球資本主義國家體系。為了不跟全球資本擴張失去聯繫，該體系中的各國政府已經壓制了各自的國家民主制度，通過憑空想像出一種未來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拖延擱置在各個資本主義市場推行民主和平等的干預措施的各種要求。如同人們對於一個過渡時期的預期一樣，尚待建立的新秩序將會怎樣並不確定。按照葛蘭西的說法，在新秩序形成之前，我們不得不接受「各種各樣病態的癥狀將出現」的看法。

在葛蘭西意識中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極為不安全的時期，各種習慣了的因果鏈不再有效，而且各種意想不到的、危險和怪誕的異常事件隨時都可能發生。各種令人驚訝的事件鏈已取代了各種可預測的結構。新的不可預測性出現的原因之一是在發生了民粹主義革命之後，新自由資本主義各個政治階級被迫更加仔細地傾聽本國民眾的意見。各種國家民主制度現在重新成為明確表達不滿的渠道，此前，由於資本主義政治階級轉而支持推動全球化的各個機構，它們已經被冷落了幾十年。現在，面對著國際市場壓力，有計劃地拆除各種國家防衛線的時代已成為過去。特朗普的勝利意味著英國在歐盟模式上將不太可能舉行第二次公投。一個新構建的選民群體將不會再承認各種假定的經濟必需品，它也將不會默認邊界管制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這種說法。各個政黨將不得不重新弄明白響應性意味著什麼，否則，它們將不得不讓位於其他政黨。

經濟金融化難以管控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所發表的有關「一個國家」（One Nation）這種值得注意的言論顯示，「過渡時期」這一情況未躲過政治階級里至少一部分人的注意力，而投票贊成英國脫歐這一事實則提醒英國政界人士，他們的首要責任是服務於各自的選民。特雷莎·梅在2016年11月向英國工業聯合會發表演講，從人民希望建立一個更強大、更公平的國家這一角度來解釋全民公投的結果。特雷莎·梅的新保護主義計劃給社會民主黨左翼提出了尷尬的問題。如果特朗普設法兌現他所作出的各種產業和財政政策的承諾，那麼他也可能變成左翼的一個問題。誠然，哪怕一項由特朗普和特雷莎·梅所設想的後全球主義者的、新保護主義的政策，也將無法完全保證穩定的經濟增長、更多和更好的高質量就業、公私債務的去槓桿化，或者對美元和歐元的信任。

目前，這場資本主義金融化危機無論在一國還是全球範圍內都難以管控。資本主義岌岌可危，命懸一線，只能倚重於一項「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該項政策試圖通過各種負利率政策和冒險增加貨幣供應的方式來創造經濟增長。由於民眾反對他們自身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各種被「專家們」視為是對這種增長不可或缺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在其實際上也許能起作用的國家裡業已受挫。與此同時，因為工會組織和一些國家已失去了各自的權力，或者將權力拱手讓給了全球性市場，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不管是藉助於民粹主義還是藉助於技術手段，具有經濟再分配能力的各種國家機構的徹底破壞，以及因此出現的將貨幣和中央銀行政策作為最後手段的經濟政策已使得資本主義變得難以管控。

就文化符號來看，各種國內衝突也是可預見的。增加民粹主義者對土著居民的理解需要貶低移民嗎？左翼能夠成功地向那些近期剛從冷漠中醒悟過來的人致以一種可信的文化敬意嗎？彼此惡言相向已司空見慣，更不用說任何和解可能疏遠左翼在國際化新中產階級里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支持者這個事實了。而且，倘若遇到經濟挫折，那麼特朗普、特雷莎·梅和其他人可能被誘惑而通過對種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發起或多或少微妙運動的方式來轉移批評，其後果將是體面者及不體面者的各種叛亂。

避免再次犧牲「小人物」利益

在這個剛剛出現的由各種功能失調的機構和混亂的因果鏈組成的過渡時期，當各種「民粹主義者」侵襲國家機器時，他們將會成為不確定性的一個額外來源。這個過渡時期的開端看起來猶如一個波拿巴時刻：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沒有什麼會有結果，尤其各種預期的結果，因為在這場新自由主義革命里，社會已經重新回到了「一袋馬鈴薯」（出自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對19世紀中期法國小農本質的論述。法國的農民們「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譯註）這種情形。這些新的保護主義者雖然無法終結資本主義危機，但是他們將會使政治重新發揮作用，而且提醒後者要想到已成為全球化輸家的社會底層人口。

左翼也不知道當下難以管控的資本主義如何能夠過渡到一個秩序井然的、不那麼瀕危和不那麼危險的未來。但是，如果它希望在這方面再一次發揮作用，那麼它就必須汲取「全球治理」失敗和假冒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各種教訓。這些教訓包括：在這個自封的「知識社會」里各種被遺棄者絕對不要聽從命運乃至聽從右翼的擺布；從長遠來看，哪怕採用新自由主義的強制手段，也不能推行以「小人物」利益作為代價的世界主義；民族國家只能對本國公民開放，而不是將他們拒之門外。將這一教訓應用於歐洲，那就意味著任何希望大大增加歐洲一體化程度的人將只會遭遇到衝突，而且歐洲一體化程度最終將不增反減。

如同過去一樣，新自由主義時代領導人的這種國際化同一主義(The cosmopolitan identitarianism)部分源於左翼普遍主義，通過與民眾的互動喚起了一種民族同一主義（national identitarianism），同時來自於上層的反民族再教育進一步在下層促成了一種反精英民族主義。任何把一個社會置於經濟或者道德壓力之下、以致使社會處於將解散邊緣的人都會招致該社會中傳統主義者的抵抗。今天的局面是因為那些認為自身被暴露於國際市場各種不確定性中（雖然有人曾承諾控制這些不確定性但從未兌現）的人更願意珍惜現有利益，而不是一味奢求無法得到的東西：儘管它也許是不完美的，但是他們將會選擇國家民主制度這個現實，而不會選擇一個民主的全球社會的幻想。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4期第7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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