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隻小豬，如何成為一座城的童年想像

娛樂 07-06

他們的魚丸粗面賣光了,就是所有跟魚丸粗面的配當都沒了。

——「麥兜」系列電影

劇情簡介

中國南邊有一座城市叫香港,香港南邊有一個地方叫大角咀,在好彩酒家斜對面舊中橋百貨公司的樓上,有一家春田花花幼稚園。幼稚園裡有一群可愛的小朋友,其中一個叫麥兜,長相平平,智商也平平,和媽媽麥太一起過著不富裕但快樂地生活。

麥兜的祖先麥子,名兜,字仲肥,是一位秉承「無用」思想的發明家。麥兜的父親是菠蘿油王子,因流落香港而失去了故國,邂逅麥太不久又踏上了復國道路,一去不返。麥兜的校長曾經是一名音樂家,迫於金融危機組建過春田花花合唱團,但最終難免倒閉的命運......麥太、Miss Chan、 Mary、春田花花同學會裡的同學們,麥兜的身邊總有許許多多平凡但可愛的人物,過著笑中含淚的生活。

「麥兜」系列電影現已拍攝六部。小粉豬麥兜一直沒有長大,它的故事將陪伴著香港人繼續前行。

正文

有一對父子,在香港地鐵過閘。可能是卡出了點問題,過不了閘, 父親便要兒子從閘下鑽過去。整個過程父子都是說的普通話。他們的身後跟了一個香港人,可能是擔心被誤解,父親想跟香港人解釋一下。不過, 他開口用的是英語。

跟在父子背後的那個香港人,名叫謝立文,是赫赫有名的「麥兜之父」。他和妻子麥家碧一起創造的麥兜家族,被認為是香港精神的代表, 在香港紅了二十多年。

偶遇此事,謝立文感觸頗大。他說：「什麼是弱勢文化?這就是。」這位父親不用普通話為自己辯白,因為他認為在香港人面前,英語更有說服力。在彼時的語境里,普通話的可信度弱於粵語,英語更加高人一等。這個小故事道出了全球化時代的階級真相：英語代表了通行全球的文化霸權,高居頂端;普通話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標準語,處於被鄙視的底層; 而粵語,作為經濟發達的香港的官方語言,夾在兩者的中間。

故事發生在 2008年。當時,「麥兜」系列電影已上映三部,包括真人動畫結合的外傳電影《春田花花同學會》。第四部《麥兜響噹噹》正在籌備之中。全港人剛剛慶祝完回歸 10 周年,香港和內地累積的種種問題和不快尚未大規模爆發。山雨欲來風滿樓,敏銳的謝立文僅僅從一件小事,就洞察到香港、內地、全球之間蘊含著的文化衝突。湖面雖然平靜, 但湖面之下早已暗流涌動。

文/林松

編/尼儂叄

一座城市圖騰的誕生

香港動畫的發展歷史不長。啟蒙階段,正好伴隨著香港的經濟騰飛時期。1959年,一位「中華漆廠」老闆突發興趣,邀請美國聯合製片公司的人遠赴重洋來到香港,購買器材並為油漆廠培養15名動畫人才。1960年，培訓開始後不久，由於價格沒談攏，美國專家離開了香港。1961年，中華漆廠解散了動畫部門,但留下的15名動畫人才卻成了日後香港動畫的中流砥柱。那時起,香港動畫才算蹣跚起步。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邵氏、嘉禾等公司各領風騷後，香港電影漸入佳境，商業上一片蓬勃，票房一路飄紅屢破新高，也湧現了王家衛、杜琪峰等一大批具有作者意識的電影導演。但香港動畫卻沒有出現同等、相應的爆發和增長,僅僅在電視動畫上有一些嘗試。電影動畫方面，1981年和台灣合作的《老夫子》短片曾經大受歡迎，是為數不多的亮點。

老夫子七彩卡通老夫子 (1981)

直到2001年聖誕期間《麥兜故事》的橫空出世，香港動畫影人獨立製作的港產動畫電影才算宣告有一部揚眉吐氣的作品(香港本土票房超越了宮崎駿的《千與千尋》，是當之無愧的港人驕傲，實實在在創了一個票房奇蹟)。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麥兜」系列都充分展示了何為香港動畫。也以此證明了即使只有人數相當少的團隊，香港人也能拍齣動畫長片。尤其是《麥兜故事》《麥兜：菠蘿油王子》片尾顯示「100%香港製作」的字幕，更是讓影院的觀眾自覺起身鼓掌，自豪感油然而生。

《麥兜故事》（2001）

到2014年《麥兜：我和我媽媽》上映,這一系列動畫電影已經不緊不慢製作了六部。

麥兜的形象最初出現在1990年的《明報周刊》上，由謝立文、麥家碧夫婦共同創作。事實上,這一系列漫畫最初的主角並不是麥兜，而是麥兜的表哥麥嘜,即春田花花幼稚園中麥兜身邊那頭戴著帽子、沒胎記的豬。麥嘜的身世、個性和麥兜截然相反。他出身富貴，精明能幹，受盡寵愛，隨心所欲，畫得一手好畫，又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是個典型的香港「醒目仔」。這時期的香港，也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樓市股市雙旺，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在「東方明珠」的美譽之下,港人享受著一個時代的富貴榮華，充滿了樂觀和自豪。

麥兜

1997年前後，伴隨香港回歸和緊接著襲來的金融危機，麥嘜的角色逐漸淡化，麥兜取而代之成為主角。麥家碧筆下的故事場景，也逐漸從高檔的中環寫字樓、人聲鼎沸的高檔茶樓，逐漸轉移到位於大角咀的春田花花幼稚園。麥兜生於單親家庭。

一天，電閃雷鳴,一隻塑料臉盆從天而降，轉啊轉啊轉到了麥兜媽媽麥太的產床前。在臉盆落地前，麥太許了好多願望,有了很多期待,比如希望孩子帥如周潤發、梁朝偉，長大後發達發財等。但麥兜長大後，當然沒有成為發仔、偉仔,而是和你我一樣，成為一個普通、庸俗的上班族，一個平凡的負資產者，一個吃飽了飯就會感謝上蒼的平常人。

麥嘜和麥兜

麥兜和麥嘜長相接近，愛吃、貪睡、容易長肉，最明顯的不同是麥兜的右眼多了一塊圓形的胎痣。麥兜出生的階層跟麥嘜也有很大不同。他和媽媽麥太相依為命,社會經濟地位明顯處於中下層。他的性格單純樂觀，善良是他最大的優點。但他資質駑鈍，似乎無論怎麼努力,也擺脫不了失敗的命運。關於主人公從麥嘜到麥兜的改變，謝立文是這樣說的:

「麥嘜在香港或者廣州、英國都沒有區別,但麥兜只能在香港的背景下出現。他的單親家庭，他的母子關係，還有他天生資質低,這和麥嘜都有很大的區別。」

更多的人將麥嘜向麥兜的改變歸結於外部環境，尤其是香港整座城市景況運勢的改變。香港是一座集合香港本土文化、英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城市。文化多樣性為這座城市賦予了萬千面貌，「兩文三語」的語言碰撞,校長的潮州口音、港人「北上」的背景、Miss Chan的英文教學，種種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既是創作麥兜的靈感來源，也是港人身份迷失的焦慮源頭。1997年前後，隨著經濟發展跨入瓶頸，香港人也逐漸對蠢笨但是善良的麥兜有了更多共鳴，而非原來的「醒目仔」麥嘜。

謝立文

「麥兜」系列兩位創作者的背景相當耐人尋味。麥家碧生於香港經濟開始昂頭向上的 20世紀60年代末,幼年就讀於天主教開辦的女校，家庭環境簡單而純凈，甚至畫了二十多年的麥兜形象，她也未曾看過一頭真實的豬。18歲時，她經人介紹，去了謝立文的出版社打暑期工。

「他的出版社是出版珠寶相關書籍的，不知道為什麼需要畫畫的人。我也不知道他是看上了我的畫，還是看上了我。」

那時，謝立文剛剛從悉尼留學回來不久，開始創業，是個衣著邋遢的年輕人。四年後，麥家碧大學畢業，就業失敗,謝立文接納了她。

「我可以要你的畫，但你得給我故事。」

麥家碧沒有故事，於是謝立文提筆上陣，兩個人成了老闆和員工、腳本和漫畫師。後來，「為了麥兜,能否跟我試著談戀愛?」麥家碧成了謝立文的妻子。這兩個「典型的香港人」組成的混合的角色保持至今。

麥家碧

麥家碧單純的家庭和生存環境，又深受西方漫畫大師的影響，孕育了她唯美曼妙、柔和親民的畫風。謝立文的筆，則賦予了作品豐富深厚的人文精神。謝立文深受民國漫畫家豐子愷的影響，他筆下的文學劇本充滿了豐子愷作品的溫暖人性，甚至會將豐子愷的作品作為元素直接穿插在繪本之中。「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出了一個人,往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氣,有了靈,人就活了。」是謝立文給麥兜吹了一口氣，麥兜才有了靈，能說話，會行走。

謝、麥二人將近三十年的創作，共創作繪本無數，電影六部。麥兜,逐漸成為香港城市上空一個不滅的圖騰。

我們從何處來，一座城市的歷史重述

本雅明說：「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而在於過去發生的歷史何時能夠被認出來。」一個人、一座城，往往是要觀照過去，才能正視當下。要弄清楚我們是誰，首先要認清的是：我們從何處來？

傳統的歷史教科書里，香港被割讓是《南京條約》的產物，是清朝皇室的棄地，也是中國人近現代史的屈辱象徵。然而今日之香港，遠非民族主義的歷史觀能一言蔽之的景觀。從今日港人的角度重述香港歷史，提煉構建所謂香港「本土意識」，乃成為一種自覺。

香港的歷史不長，歷史身份的缺失，令港人對自行構建香港文化的渴求極為迫切。漫畫、電影作為香港最具影響的文化樣式和媒體景觀，參與構建香港的本土意識。

1997年以前的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香港電影是以懷舊影像回應當下身份和政治困局。例如關錦鵬的《胭脂扣》，用特定記憶的懷舊影像來表達自己，從個體體驗引發群體的共鳴。1997年之後,「時間終結」的焦慮成為過去。1997年、1998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3年發生的SARS事件是「後97」時代的兩個標誌事件,前者擊破了香港傲視群雄的經濟奇蹟，後者令港人對一直引以為傲的市政管理、完善的法律制度產生了動搖。當年負增長的經濟增長率更是雪上加霜，令港人的心態墮到谷底,不得不向內地求救。多虧CEPA及時出手，香港才穩住搖搖欲墜的經濟,也才有了後來大批港人浩蕩「北上」的現象(其中也包含北上武漢的麥太)。

香港長久以來依仗的經濟神話破滅，令香港與過去割裂開來。香港導演眼前的問題是：香港例外既然已不存在，什麼形象才能連接過去和未來，敘述新的香港故事?「麥兜」系列的難能可貴之處，不僅在於麥兜的形象包含了香港境遇的種種象徵，整合和映射了後殖民時代的今日香港，更在於通過一系列麥兜電影以影像—故事—空間—事件的敘事方式，通過麥兜這個個體，建構一個全新的香港城市影像,重新講述有關香港的城市歷史。

回顧「麥兜」電影動畫系列,從麥兜本傳的首部曲《麥兜故事》到《麥兜:菠蘿油王子》和《麥兜:噹噹伴我心》三部電影的時空關係和香港本身最為緊密，以個體的記憶為香港樹碑立傳，從麥兜的眼睛看到了一座城市的興衰。

《麥兜:菠蘿油王子》是一個有關尋找的故事。戲中戲的結構讓這部商業上大受歡迎的電影有了一絲藝術片的意味。主線是麥兜向麥太詢問有關父親麥炳的故事，其中套著麥炳也即菠蘿油王子追尋失去的王國的故事。

也許你注意到了,麥炳故事發生的舞台在20世紀60年代的香港。他離開了王國，流落到了名為「一舊舊埠」的海港城市——代指香港。離開故土和家鄉,流落海島,這是戰後一代香港人的共同回憶。由於20世紀初中國內部動蕩不安,不少人逃難到香港,包括二戰、國共內戰以及之後長達數十年的大逃港事件。長達數十年的人口凈流入，給香港帶來了低成本的大量人口，讓香港乘著戰後經濟騰飛的東風,發展一日千里。《菠蘿油王子》影片中，夾雜著許多工廠女工等紀錄片場景,就是當時的真實記錄。

麥炳和麥太(玉蓮)結婚不久,留下一封信後就不知所蹤。按理,20世紀60年代消失的麥炳，不可能會留下一個90後的遺腹子麥兜,有人認為這是電影的一個最大缺漏，這其實是我們解讀創作者背後用心的最大關隘。眾所周知，60年代是香港本土意識抬頭的重要時期。謝立文有意將麥炳的舞台置於那個火熱的年代，為香港本土文化尋根的目的不言而喻。

麥炳，即菠蘿油王子的身世代表了上一代香港人的共同記憶。他們因為種種原因來到這座小島,但始終無法將香港視為故鄉。他們操著山東話、上海話、寧波話、潮州話、客家話,偏偏不說粵語......鄉音未改的麥炳們始終擺脫不了內心的流徙狀態。

麥炳活在過去，所以他成日沉默不語、悶悶不樂。他放不下已經流散的王國，即使有麥太的撫慰，也難以慰藉心懷。因此他在婚後不久帶著昔日部屬，毅然踏上復國之路，一路斬妖除魔，最後走到了路的盡頭。眼前是懸崖峭壁，周圍是望不到邊的瀑布,伴隨著《馬勒第一交響曲》第三樂章，這一夢幻般的絕境，彷彿在暗示麥炳的尋根之旅是死路一條。

《麥兜:菠蘿油王子》是整個系列本土意識最為明顯的電影,堪稱香港本土文化的尋根之作。之後的《麥兜:噹噹伴我心》則回顧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香港經濟不振的慘痛歷史。金融危機是一個港人繞不過去的痛。《少林足球》里田啟文飾演的三師兄有一句台詞：「我一秒鐘幾十萬上下。」說的就是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港人的真實經歷。那段時間，報紙雜誌上全家燒炭、跳樓自殺的新聞屢見不鮮。「垃圾股果然會跌到讓人跳樓。」墮為負資產的成年麥兜說。這個故事的主角是校長。校長說話本來就慢,但謝立文要求配音演員黃秋生一慢再慢，要慢到港人的心裡去。

影片里有一句直戳心窩子的台詞，「突然間不知道是誰關了燈,一下子全暗了」。非常形象地形容了當時底層香港人在金融危機時的直觀感受。

春田花花幼稚園門口刷滿了「欠債還錢」，校長無以為繼。於是杯奶越來越淡，餅乾越來越碎，小朋友每天只能分到一粒咬不開的糖炒栗子。後來麥兜和幼稚園的同學們被迫組成「春田花花合唱團」,在校長的帶領下每天四處走穴賣唱。唱過廣告歌，唱過沒人光顧的商場，上過劉德華的演唱會,遇到過卷錢跑路的經紀人。在麥兜充滿童趣的眼睛裡，不覺得苦,反倒充滿了快樂。但在黃秋生緩慢又緩慢的聲音里，背後藏著多少底層草根的血和淚。合唱團的小朋友在舞台上放聲歌唱，恒生指數急轉直下，家長們在台下紛紛默默抹眼淚。校長再打多份工、再拼也阻止不了春田花花幼稚園的倒閉。寸土寸金的香港,哪裡有什麼童話凈土?

本雅明說：「回憶是為了被摧毀、被解構的事物進行建構。」無論失根的麥炳，還是失意的校長，都是在歷史教科書上連個標點符號都混不上的人物,但他們是香港本土文化的濫觴。

當下的空間也是歷史的一部分。「麥兜」系列電影里的香港，有鮮明的印記，鱗次櫛比的高樓、人聲鼎沸的茶樓、處處可見的天橋，水泥森林組成的都市空間；菠蘿油、蛋撻、魚丸粗面等港式飲食；粵語、英語、普通話、潮州話交叉的語言環境；人多、車多、霓虹招牌多，一眼望去就能認出這「東方之珠」。謝立文通過「麥兜」系列重述了香港的歷史，建構一整套屬於香港的文化符號。

「今日畫舫拆了，我還想在上面辦酒宴。」

《菠蘿油王子》里，麥太望著海面上消失的過去，略有傷感地說。

麥兜價值觀:用歌聲對抗資本主義

經濟神話破滅之前的港人代表應該是麥太。在她身上，能看到港人自20世紀70年代一以貫之的「香港精神」。麥太敢為天下先，有闖勁，信奉「有辛苦就有回報、多勞多得」的信條。其中，既有《獅子山下》的拼搏、奮鬥,逆境向上和同舟共濟,也有中華民族傳統的務實、勤懇和熱愛家庭。其實，麥太身上的所謂「香港精神」，正是鼓勵不斷向上爬升的一種資本主義精神。香港是自由島，曾經是資本主義王國上的明珠，香港精神也即是資本主義在華語文化的「新教精神」。

但時轉歲移,香港的面貌不同往日，港人的生存環境也大相徑庭。麥太往上的一代香港人，是向上的一代、昂揚的一代，經濟向好，樓市大漲，荷包里的錢總是花不完、賺不完。麥太繼承了上一代香港人積極向上的激情，永遠蓬勃，永遠樂觀。她嗬哧嗬哧把麥兜拉扯大，盼著他成為周潤發、梁朝偉。

但時光到了麥兜這一代，大環境整個兒都在往下掉，個體再怎麼努力，再怎麼掙扎，也掙扎不過時代的浪潮把你拍在沙灘上。謝立文賦予了麥兜一種和麥太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善良、無用，但是快樂。

採訪中,謝立文提道:「好像是先有了麥兜,然後才有故事。麥兜是一個生命，它就在那裡。我見到一杯水，就會想如果麥兜見到這杯水會怎樣。」麥兜的價值觀不是從天而降，而是謝立文這一代人的自發感受，是面對成功至上的資本主義價值觀發展起來的「快樂就好」的麥兜價值觀。麥兜的祖先麥仲肥就是「吃飽了撐的」和「無用價值觀」代言人。

麥子，名兜，字仲肥，孔仲尼同時代人，是我國一名「極次要極次要的思想家和發明家」。他發明了電飯煲，但忘記了發明電；他發明了史上第一台電話，但只有等貝爾發明了第二台電話，才能通話，為此他苦等多年；麥仲肥甚至發明了一台計時器，一年等於一秒，一千年才報時一次，十萬年才會有公雞報時，對古代人類毫無疑義。對於麥子的發明，校長有一套解釋：「你看，茶杯里的水可以輕易地托起一根牙籤，但如果是一條船,就需要江河、大海。」

無用的價值觀，還表現在春田花花幼稚園的教學項目上。《麥兜：菠蘿油王子》里,MissChan給幼稚園學生上課,教育他們如何耍賴、詐死，跟茶樓的夥計吵架。《麥兜故事》里，黎根把即將失傳的絕學「搶包山」傳給了麥兜。「搶包山」自70年代就已被禁止,民間不再有這項活動，更別說躋身奧運會了。這項無用的運動，除了給麥兜粗壯的小腿，別無他用。

無用相對有用，就好比孩童相對成人。在資本主義價值觀里，一切行為可以被切割為有用或無用。能為資本創造價值的技能視為有用,反之則應被拋棄。在社會中,兒童成長為成人,就是逐漸切割掉無用的技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種人,在謝立文的語境里被稱為「社會棟樑和未來主人翁」。「什麼時候才算悲觀，就是你說好一個人一定要做什麼，一定要成為社會棟樑，一定要買樓的時候，就是很悲觀了。」謝立文堅定地站在了無用的一方。

如果非得從「麥兜」系列找出什麼反面人物，一定非「社會棟樑和未來主人翁」莫屬了。《春田花花同學會》開頭，謝霆鋒配音的小人物上廁所，卻被一個戴眼鏡、背書包的社會棟樑擋住——用他高昂,持久,像噴泉一般的尿柱擋住。無論小人物怎麼繞，都繞不開社會棟樑強勁的尿柱，就好像人在社會中時時刻刻面對社會棟樑的圍剿，逃不開、避不掉。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社會棟樑，尤其在階級日益固化的香港。底層香港人的上升通道被堵得嚴嚴實實，教育資源分布嚴重不公，連報名幼稚園都需要通過家長面試。像春田花花幼稚園畢業的人，混得好的比如《春田花花同學會》裡面的上班族、餐廳夥計，混得差的就是《麥兜：噹噹伴我心》裡面的黑社會混混。同時，貴族學校幼稚園的校友個個腦滿腸肥，出場彷彿明星走紅毯，捐款動輒億萬，和春田花花幼稚園的籌款會相比，一天一地，有雲泥之別。

於是麥兜一次又一次承繼「無用」，堅持立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之外，以對抗現代性的成人與兒童的分割。有時，這種無用也會成為平凡生活的一個出口。譬如愛抖腳的麥炳，他說:「抖腳，好像會讓日子過得實在點。」在同一部電影中，繼承了父親天賦的少年麥兜依靠抖腳，跟世界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JoJoMa同台演出，彷彿已成為人生贏家。

無用之用，是對抗資本主義的最佳武器，也是一種新的價值觀。《麥兜：噹噹伴我心》里，長大後的春田花花同學們，在各自平凡的崗位上艱難地生存著。但他們學會了歌唱，這是校長留下的「生命中最珍貴的一份禮物」。有了這樣一份禮物，足以鼓勵他們在資本主義叢林廝殺的時候，內心保有一份純屬於人類的童真。

「麥兜」系列不是一個成長故事，它反成長，反勵志。誕生二十餘年,麥兜始終保持兒童的形象，從而抵抗資本主義的物化。麥兜和周星馳式的小人物也不同。周星馳飾演的小人物更貼近上一代香港人,他們白手起家，努力奮鬥，最終發達發財，實現階級躍遷。也許，周星馳有他來自商業的壓力。周星馳式的小人物勵志題材是好萊塢屢見不鮮的故事套路，是本土化的「美國夢」，也是資本主義不厭其煩輸出的價值觀。

歌聲就是一種武器。「麥兜」系列電影，插曲是很重要的元素，甚至承擔起抒情、敘事以上的功用。《麥兜：噹噹伴我心》是一部完整的音樂劇。在兒童合唱團的歌聲中，警察和綁匪會達成和解、麥兜和麥太會互相理解、校長會號啕大哭、觀眾會被勾起無限鄉愁，歌聲可以撫慰每一顆談不上成功、為生存苦苦掙扎的平凡心靈。

這也是麥兜真正的價值所在。有了這一層價值，它才值得所有港人喜愛,成為香港文化的代表。也因為這一層的價值，作為後現代的國際都市，香港將建構出新一代的「港人精神」，發揚本土意識，打破數十年以來的身份認同魔咒。

香港人的詩意世界

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作為「麥兜」系列的靈魂，謝立文說:「我覺得麥兜是一往情深,表裡如一的。」

麥兜，是香港這座文化沙漠里的詩意。《春田花花同學會》最後一幕，所有春田花花幼稚園畢業的同學走上前，一起唱起《春田花花同學會校歌》。綁匪、警察、人質、樂手、指揮、火鍋店的饕餮客、燒味店夥計......都沉浸在歌聲中，彷彿所有香港人都放下了成見和偏執，達成了和解。緊接著，在柔情的長號伴奏下，一場激烈的槍戰結束了整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