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一輩子佩服的人不多，卻對這位詩人佩服之至，自認不及

做官是宋朝讀書人比較單一的發展方向，進史館、入秘閣、點翰林、當學士，便成了他們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們事業上成功與否的標誌。在宋朝，一個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認的才子，如果沒能進館入閣，那是要被惋惜和譏笑的，大詩人梅堯臣就是如此。

梅堯臣出身於官宦之家，從小愛好詩歌，一反宋初西昆體詩歌表面的浮艷和內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遠，給北宋詩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不過，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進士，正如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說：「帝制時代考科舉，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屢考不取，才是正常現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儘管梅堯臣「工為詩」，有才名，但他在科考道路上卻坎坷崎嶇，屢試不第，最後，他只好「拼爹」，通過父輩的功勞蔭補入仕，授太廟齋郎、河南縣主簿。

這個小官開頭運氣不錯，剛出道就遇到了好領導錢惟演。宋仁宗天聖年間（1023—1032年），錢惟演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陽市）留守，稱「使相」，與宰相平級。錢惟演是朝中大臣，身份高貴，但他更懂得尊重人才，提攜後進，堪稱伯樂。他曾對當時在洛陽任職的部下梅堯臣、歐陽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給予過許多幫助，尤其對梅堯臣和歐陽修，更是高看一眼，厚愛一籌，經常與他們詩酒唱和，切磋技藝，又在同僚中廣為延譽，「到處逢人說項斯」，梅堯臣、歐陽修因此被世人並稱為「梅歐」，名滿天下。上至宮廷，下至閭巷，到處傳誦梅堯臣的詩歌，甚至在西南少數民族的衣服上，都織有他的《春雪詩》，可見他的影響之廣。

只是，他這個小官在錢惟演眼裡是人才，在民間有詩名，但在朝廷，卻既無政聲，又無能名，朝廷始終沒有把他當成幹才。在洛陽任滿以後的歲月里，他還到江西、浙江、陝西等多地任職，歷任縣令、監稅、監倉等職，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這樣文名顯赫，又經過多地任職、多崗位鍛煉的，老在區區末吏的崗位上徘徊不前，頗為少見的。很多士大夫認為，像梅堯臣這樣的大才子，不進館入閣，真是枉費其才，紛紛為其抱屈，嘉佑元年（1056），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甚至聯名向宋仁宗推薦梅堯臣。

在大家的惋惜、褒揚以及輪番推薦之下，宋仁宗決定面試一下這個聞名天下的詩人，一試，果然才華出眾，便賜他進士出身，出任國子監直講，後任尚書都官員外郎。然而，這個員外郎仍舊只是個上不了檯面的散官閑職，副宰相石中立就曾打趣說，員外郎還不如皇宮裡一個天天有肉吃的獅子，「園外狼（員外郎）不如園中獅」，可見其地位之低。更讓人遺憾的是，梅堯臣在都官員外郎任上沒幾天，便撒手人寰，闔然而逝了。追悼會上，人們唏噓不已，有同僚甚至仍替他抱屈道：「贏得兒童叫夫子，可憐名位祗都官。」

不過，梅堯臣對自己的仕途通達與否，似乎並沒有過高的期望值。嘉佑年間，宋仁宗徵召他編修《新唐書》。接到皇帝的徵召之後，他對妻子刁氏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好動的猴子，被塞進布袋，該多難受？表達了他頗不情願的心態。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於仕宦，何異鯰魚上竹竿耶？」世界上誰見到過能爬上竹竿的鯰魚呢？註定官運不暢，仕途不通。

這說明，對於做官，梅堯臣有自知之明。事實也是如此，大凡詩文寫得好的，在政治上便有其天生弱智的一面。因為真正的好詩文，都是個性、坦誠、率真的表達，而政治卻講究妥協、利益、折中，與寫詩有其對立或不協調的一面。所以，文人治國，詩人從政，常常不是幼稚到可笑，便會狂妄到自大，幼稚處不講科學，狂妄時沒有理性，往往把國家引向歧途或災難的深淵，像之前的南唐李煜，之後的宋徽宗趙佶，莫不如此。

梅堯臣在基層工作三十年，很少在意自己的官運，每天履行職責，按部就班，工作之餘，吟詩作賦，不亦樂乎。據宋代孫升的《孫公談圃》說，梅堯臣無論是吃飯睡覺，還是遊山玩水，無時無刻不吟詠。他隨身攜一貯放紙張筆硯的「算袋」，有時靈感一來，即使座有貴賓他也不顧，兀自離開，從「算袋」中取出紙筆，奮筆疾書。有人偷看他的紙片，發現上面書寫的都是詩歌，或一聯，或一句。而以後，這些苦吟得來的斷章，便成為了梅堯臣詩歌中的警句、絕對、神來之筆。梅堯臣的名頭不是隨隨便便得來的，那是日日夜夜、念茲在茲、心無旁鶩、專心致志的結果。

大文豪歐陽修一輩子佩服的人不多，但他對梅堯臣卻佩服之至，「自以為不及」，還以「窮而後工」對其人其詩進行了高度評價，認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艱辛造就了梅堯臣和他曠世絕代的詩歌，可謂一語中的。對於奔竟於途的人，官運通達，或許是好事，但對於詩人來說，官運不通，倒也不見得是壞事，多一個明心見性詩人，總比多一個碌碌無為的庸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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