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斗笠的戴笠

文史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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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民國文藝

戴笠，被稱為民國間諜之王，也有人稱他為中國的希姆萊。陳誠和孔祥熙等蔣介石的軍、政嫡系向來不齒戴笠的所作所為，認為他濫用特務手段，為人殘酷少恩；民間則津津樂道他與影星胡蝶、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等人的風流軼事。因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關於戴笠的各種傳聞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從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決意把真實面目掩藏於頭戴斗笠的陰影之下，以至於有人與其初見，都會注意到他總是呆在房間里的背光處。

隨著近年關於戴笠的解密檔案逐漸公開，一個摘下斗笠的戴笠出現在世人面前。那麼，戴笠的諜報王國究竟有多麼龐大？抗戰時期的中美情報合作中，中美之間是平等的合作嗎？對於蔣介石，戴笠是以怎樣的心態對待的？蔣介石的三根命根子都有誰？他們互相是如何制約的？戴笠得罪過哪些人？戴笠死後，軍統又是如何迅速崩盤的？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摘下斗笠的戴笠。

在美國國防情報局「中國第373號」檔案中，有這樣的記錄：「他是唯一一個能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見到蔣介石的人。」這個長了一張馬臉的中年人一旦在蔣府出現，侍從室主任只消通報一聲「戴先生來了」，就徑直把他引到蔣介石的書房中去。蔣介石有時甚至來不及從案卷中抬頭，就招呼他就坐，「是雨農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農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風，「戴笠」是他後來自改的名字，取自詩句「卿雖乘車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為，他是意圖將自己變成「戴斗笠的人」。據曾任軍統上海站站長的陳恭澍在回憶錄中稱，作為國民黨軍統局頭號人物的戴笠，統御著一個有近30萬情報和行動人員的龐大軍事網路，其中包括一群少將和在編中將。而弔詭的是，戴笠本人則只是少將副局長銜，一直到死後才追認中將。死後二十年，偏居台灣的蔣介石，念起戴笠還是不勝唏噓：「若雨農不死，不至失大陸」。

戴笠的軍統局，在八年抗戰中，從7000人發展到近30萬之眾。擴張速度之快，只有戰時中共的軍隊可比。當時駐華的美國記者維森特報道：「相比陳立夫共濟會式的名聲，戴笠的手下對叛徒和異己實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戰場上則發揮著『中情局』般的作用。他們和地下幫會道不清的聯繫，更加重了這個秘密人物的權勢。」

據陳恭澍記述，「戴笠施行著一套嚴厲的家規，執行紀律所引用的法規，比所有刑法、海陸空軍法的總和還多。其中的第一條就是『不許脫離掌握』。」

在軍統局內部，無論公開還是私下，戴笠被手下稱作「戴老闆」。在重慶羅家灣軍統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萬之眾歸其調遣；在淪陷區，有一支號稱15萬人的武裝，直接聽命於他；軍統的情報派出機構，遍及南洋，最遠的觸角伸到了南美——在台灣新解密的《軍情戰報》一書中，就記載著「戴笠電蕭勃希加強搜集國際情報並應向南美擴展組織」一事。

1941年12月，軍統破獲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情報，顯示其已掌握了破譯日本外交密碼的實力。在斬獲這一彪炳戰績後，英、美和法國戴高樂政府都派人來華，相繼與戴笠磋商情報合作。

據《軍情戰報》第273頁的檔案顯示，戴笠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電轉他的老鄉兼副手毛人鳳等捐建駐越南法軍三部電台，並問詢與戴高樂代表接洽的情形。

在《軍情戰報》中，還顯示出戴笠對英國人沒什麼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在拍給宋子文的電報中，怨英國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當之供給，技術又不能開誠教授」，所以短命的中英合作計劃維繫了不到一年。

由於與戴笠有過合作關係，梅勒斯和美國軍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難以擺脫惡名。而這個惡名的根源，是正式成立於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擔任主任，而美方則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闆」生平唯一一次擔任正職。

從台灣文史部門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檔案看，當初為了爭得中美雙方人員至少對等的領導權，戴笠試圖以契約的方式約束他的美國部下。他堅持在中美合作所協議中寫明，「機構設置上，各層機關均設一名中方組長、一名美方組長」，「任何事務須經中美雙方組長共同決定」。

雙方最終議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範圍限於：分享軍事情報，為配合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作戰提供氣象情報，裝備和訓練一支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爆破、偵察等作業的突擊隊。作為條件，美方必須承諾放棄在華境內進行獨立的情報活動。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一書中有一則戴笠與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會談記錄。在談話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為什麼中美雙方交換的情報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獲的情報也多由美方帶回華盛頓破譯。

梅勒斯解釋說：每破譯一種秘電碼，需要四十二個人，耗時六個月，還要有龐大的計算機器，所以無法提供這項技術。於是，戴笠隨手就向華盛頓拍了份電報，要求美方派人「帶著統計計算機若干架來華」。

大型電子計算機是1941年才列裝美軍的獨家專利，戴笠的要求堪稱奇想。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曾做出這樣的評論：「中美合作所確曾部署了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作了準備。但其弊端在於，它把美國援助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

美方的物資援助，通過滇緬公路源源不斷地輸入西南國統區。這也為後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為掩護，行走私之實留下了想像空間。但這一幕的真實性有待商榷。從台灣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檔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運輸車隊裝運的是什麼：「華方僅知若干箱數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資之種類與數量則均未得美方通知。」

因為技術上有求於人，戴笠對美國人向來禮數周全。每到聖誕節，必大宴美方人員，由軍統中方人員作陪，有時還會招來若干女伴。所謂「聖誕淫亂派對」就成了各版本野史借題發揮的素材。

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在日記中多次表達過對歡宴的厭倦，他冷眼旁觀戴笠，「臨席前，總是一個人忙於安排座席。」

在戰爭年代的重重諜影中，特工變節之事多不勝數，更有不少見勢思遷的牆頭草。中共領導人張國燾在紅軍西路軍失敗後，轉投戴笠手下成為一名軍統特務；原「中統」下屬第三處的領導人丁默村，在該處於1938年取消後，投靠汪精衛。日本投降前夕，他又再次變節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潛伏在汪偽內部的雙料間諜。

魏斐德曾斷言，戴笠對蔣介石的忠誠，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際，抑或蔣介石個人處於最危難之時，也未發生過動搖。

此次公開的解密檔案，佐證了美國學者的判斷並無偏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蔣介石危在旦夕。眾人觀望之際，戴笠從南京乘飛機親赴救駕。

反觀蔣介石對特務機構的依賴，每次都起於個人權威動搖之時。早在「中山艦事件」時，還是個侍衛副官的戴笠，因打「小報告」有功而博得了蔣介石的好感；在1932年蔣下野之時，一幫以捍衛領袖為口號的青年發起「力行社」，聚攏在蔣介石的身邊。而戴笠正是在那時被任命為「特務處」副處長的。

西安事變後，「共同抗日」成為主流。戴笠在「特務處」時期的同僚，因不避諱以「黨衛隊」的裝扮示人，被譏諷為帶有「極右翼獨裁傾向」，而失寵於蔣介石。唯獨戴笠和領袖的關係，反而更進一步。西安事變後，病中的戴笠收到蔣介石的親筆信，「貴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復」。

這是繼「二次北伐」時賜字「艱苦卓絕」後，蔣介石第二次親為戴笠題字。前次是表彰「勞模」，這次只差喚一聲「愛卿」了！戴笠趁機表白：「我個人無政治立場，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意思很明顯，我不管這黨那派，我只忠於老蔣你一個人。

蔣介石有三根命根子，經濟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宋美齡，內務是戴笠。蔣介石的副官蔣孝鎮把這三人的關係描述為「無法解套的三角關係」：宋美齡是蔣的解藥，孔祥熙是宋美齡的解藥，唯獨孔祥熙無人制約。

既然無人能制約孔祥熙，那就只有戴笠出馬了。「戴笠和宋子文的關係非同一般」，這是民國史研究專家楊天石解讀宋子文檔案時，發現的秘密。如果以台灣解密的戴笠檔案相對照，更是印證了這一點。戴笠打了不少孔祥熙暗中與日本人議和的「小報告」，把孔祥熙的「小辮子」捏在蔣介石手裡，迫使其將部分權力移交宋子文。

抗戰全面爆發後，戴笠的「小報告」內容之深廣，已遠非檢舉揭發所能涵蓋。在國民政府倉惶向西撤退時，是戴笠最先從守軍唐生智殘部得到南京大屠殺的消息。

《軍情戰報》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則電文顯示，在日軍進佔廣州時，戴笠就報告了日德兩軸心國將再度結盟的形勢。還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預見到日蘇難免一戰，密電宋子文應該儘快派外交官去美國。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視作是戴笠內聯外交的勝利。協議文本上為雙方各預留了三個位置，中方分別由蔣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國駐美大使館武官，同時也是軍統美國站站長的蕭勃簽署。而最初美方試圖以美國海軍部對口接洽宋子文，以繞開羅斯福總統所代表的美國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一書，記載了1943年蕭勃呈戴笠的一封密報，裡面報告了美方意圖變動中美合作所最高層的消息。由此，美方的意圖被戴笠預先得知，戴笠隨即嚴辭拒絕。

1944年，抗戰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隨著美軍在密支那地區重挫日軍，盟軍在太平洋戰場轉入了全面的戰略反攻。

為收復東南沿海淪陷區，戴笠曾經想動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帶蟄伏了多年的「忠義救國軍」，充任「接應美軍登陸的先頭部隊」。

據史料記載，日本投降時，為在國內軍事和政治中為蔣介石佔得先機，戴笠親令麾下「忠義救國軍」，開赴京滬、京杭鐵路沿線，以便搶在八路軍、新四軍之前接手長江下游的淪陷區。

蘇南的沙家浜，正是這樣一塊忠義救國軍、新四軍、日偽軍等各種力量錯綜複雜的地區。在革命樣板戲《沙家浜》中，阿慶嫂質問「忠義救國軍」的頭領胡傳魁，「你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其實嚴格地說，他姓「戴」。

此次檔案的解密，也給了一向背負污名的「忠義救國軍」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台灣歷史學者吳淑鳳說：「『忠義救國軍』是一個有組織的游擊部隊，當時對整個江南地區的敵後游擊戰是有貢獻的，並非烏合之眾。」

戴笠唯恐活動在江浙丘陵地帶的「忠義救國軍」鞭長莫及，難於第一時間趕到上海、杭州、寧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書蔣介石，請求協調偽軍充任臨時受降部隊。為此，他於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電時任偽杭州市長的丁默村，安排其與日軍交割寧波防務的進退。「如我方無部隊接訪寧波，則日軍不能先行撤退」。

戴笠的這些手段，使得中共軍隊在從抗日戰爭轉向內戰的關頭，處處受到掣肘。對此，周恩來也承認：「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難中殞命之時，內戰尚未開打。戴笠一死，軍統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業」短時間內十去七八，則是早有預兆。

1945年國民黨八大，一度傳出要推舉戴笠為「國務委員」，他堅決推辭。他在當年的軍統大會上講話，總的意思是雖時人常將自己比作「希姆萊」，但他自知軍統的「房子很大，柱頭很小」，其在戰時的亟速擴張是應時代之需。若二戰以盟國勝利而告終，對軍統局本身卻不見得是個好消息。

他屬下的重要機關中美合作所、「忠義救國軍」等20萬眾，因不再有協助盟軍在太平洋作戰之需，必然要另尋出路。戰時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緝私等公開部門，又免不了新一輪的權力洗牌。

在經濟領域，戴笠曾搭檔宋子文負責全國緝私，單單查抄鴉片的收入每年就超過億元。財長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虧，一直懷恨在心，曾說過：「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軍事領域，戴笠把「耳目」派駐到每一個前線戰鬥單位，在軍隊中素有積怨。《軍情戰報》顯示，在1938年的長沙大火後，戴笠曾致電蔣介石，說「長沙火災損害巨大張治中辦事不力」；又因「屬下援女求歡」一事打過顧祝同的小報告，並明電胡宗南，「第三戰區戰事失敗全因生活優裕軍紀渙散致無鬥志」，引起了軍事委員會諸多高層將領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