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是如何成為世界主流的？地球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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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我局的第

217

觀察文章，今天我們講講

美國

的故事

文字：隗知 | 製圖：孫綠 | 編輯：大綠

1996年上映的電影

《獨立日》

講述了一個美國空軍在美國總統的指揮下，在美國國慶日

消滅外星人，捍衛全人類

的故事。

在接連打贏了冷戰、熱戰（海灣戰爭）美國如日中天的九十年代，對美國的「責任」進行反思的

《生於七月四日》

已被喝著可樂，嚼著爆米花的人們所遺忘。

對外戰爭推動了軍事—基金會—學術—傳媒聯合體的形成壯大。美國的現代社會科學尤其是

政治學、心理學、傳播學的興起與外交和軍事需要密不可分

。只要美國還以世界警察自居，

「打敗外星人」

的意識形態戰就不會結束。

美國對外意識形態宣傳戰的詳細分析，

請看今天的文章。

▼

美國人把歷史看作一條直線，

自己處於最前端，代表全人類。

— F.S.菲茨傑拉德

「找到敵人」這一戰略的思想源泉可以

追溯到100年前。

第一世界大戰

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全面戰爭，參戰國為了動員全國的男女老幼自覺地流血流汗，

意識形態傳播

實踐逐漸豐富了起來。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在此之前半年，美國參戰。《美麗新世界》與《1984》的世紀開始了。

這兩本還不錯，可看

▼

戰爭期間，為了把美國塑造成一個「值得信任的民主制度的捍衛者」，

威爾遜總統

指示成立了

公共信息委員會。

該機構把

新聞審查和公共宣傳

的職能結合起來，有效推動了美國及其盟國人民對美國參戰的支持。戰後，該機構主席

克里爾

出版了

《我們如何為美國做廣告》

，詳細講述了這個組織在創立初期的一系列

意識形態推廣技巧。

威爾遜總統被很多人認為是理想主義者

但並不妨礙其現實的公關意識

▼

學術界

也被動員起來，利用

電影、講演和傳單

為美國參戰贏得人心。

「宣傳如果用於公民教育，一定會頗具效果」

，便是這些學者得出的實踐結論。

一篇名為

《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

的論文更是頗具帝王心術地總結：

「在現代國家中……戰爭的起因不能歸結為處理國際事務的整個世界體系，也不能歸結為整個統治階級的愚蠢或惡意，

而只能是因為敵人的貪婪。

罪惡與無辜必須有地理上的劃分，

而所有的罪惡都必定屬於邊境的另一邊。」

這是美國對外意識形態傳播與實踐的開始。

一戰的兩大陣營

▼

彼時美國的實力尚不能主導戰後歐洲政局，更多的精力放在

對內的控制上。

二十年代，美國尚

忙於肅清國內各種左派激進勢力

，期間爆發了著名的薩科和范塞蒂案。

20年代含冤而死

引起國際轟動的無政府主義者

薩科和范塞蒂

▼

在大蕭條的三十年代，美國對

蘇聯的共產主義實踐

和

德國的行政管理傳統

感興趣，自身更是吸取了計劃經濟和官僚機構的一些經驗。

這也是為什麼

胡佛

後期以及

羅斯福

的政策被很多「粗獷的個人主義者」認為是在走向某種特殊的國家社會主義。正是由於

沒有找到令公眾恐懼的外敵，

對外意識形態傳播才失去了動力。

三十年代末，隨著戰爭陰雲的逼近，

洛克菲勒基金會

召集了一批優秀的

公共行政專家

開展研究。

後來成為傳播學泰斗的

拉斯韋爾

在

國會圖書館一個實驗處

研究戰時溝通，不久後，這一機構以他自己名字命名了。1941年，他被授予「戰爭部戰爭計劃處首席心理學家」的職位。

實驗處成為美國參加二戰後建立的情報與心理戰的重要機構。

拉斯韋爾

▼

戰爭期間拉斯韋爾還給幾家國家安全機構擔任顧問，包括戰略服務辦公室、戰爭信息辦公室、軍隊心理戰分部。

為了分析所有與外國有聯繫的機構，他還在司法部安排了一個弟子，並由之與

「戴斯」委員會，

即後來的眾議院反美行動委員會保持了聯繫。

這個實驗處的許多年輕社會科學家

後來都加入了美國國家安全工作，

比如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文化自由協會。

文化自由協會第二次柏林會議

▼

戰後，

美蘇

雙方的

分歧

為美國找到了

新的敵人。

杜魯門入主白宮後，多次指責蘇聯將會按照所謂的「彼得大帝遺囑」征服世界，

藉助美國人民對蘇聯「野心」的恐懼

推動了通過了

《國家安全法案》。

該法案創建了

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中央情報局（CIA），

現代視角里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形象逐漸建立起來了。

美國國防部成立於1947年9月18日，前身為美國戰爭部，總部位於五角大樓。

▼

1947年3月12日，在標誌著「杜魯門主義」誕生的著名演講中，杜魯門總統決定讓

美國幫助世界

上的「民主國家」與「極權主義」敵人進行鬥爭。

這個話語體系讓西方世界佔據了道德制高點，並讓

極權主義

成為了學者的熱門研究話題。一些主要的

蘇聯研究中心

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其他大學相繼成立。

基金會、大學、軍隊、國家安全機構和國務院之間

進行公開和秘密的合作，以促進對蘇研究，

並將親蘇分子拒之門外。

中間一道鐵幕

兩邊相互意識流地圖炮

▼

在這場意識形態戰爭中，

哈佛大學

沖在前列。

默爾·芬索德

是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員，他在寫作

《俄國是如何進行統治的》

期間幫助中心

和美國軍方

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他同時參加了研究蘇聯對隱蔽政治戰的脆弱性的計劃。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

弗里德里奇

和他曾經的學生

布熱津斯基

合作出版了

《極權專制與獨裁統治》

，尋找出

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六個共同特徵。

1951年，

漢娜·阿倫特

出版了

《極權主義的起源》

，同年，她成為了美國公民。

關於著名的布熱津斯基

我局之前有一篇觀察文章

點擊下圖即可打開

▼

漢娜·阿倫特與極權主義的起源

▼

50年代，知識精英推動一次奇怪的轉型，將

「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向

行為科學

（behavioral science）轉向。似乎在華盛頓的政客和基金會的董事這些金主粗鄙的腦子裡，前者總是和社會主義牽扯不清。

經過了朝鮮戰爭的僵局之後，

艾森豪威爾政府

擔心共產主義向第三世界擴張，於1955年建立了

國際合作部（ICA）

，並與美國的外交援助項目相結合。

美國公共行政專家

被派往美國駐亞洲和拉美國家的

外交使團中。

以

密歇根大學

在越南戰爭中的作用為例。該校駐

越南使團的團長

是該校教授

衛斯理·費舍爾

（Wesley Fishel）。他在日本給美軍授課期間結識了

吳庭艷

並與他成為朋友。校長

約翰·漢納

（John Hannah）同意費舍爾

留在西貢

作為吳庭艷的

總統顧問。

衛斯理·費舍爾與吳庭艷

▼

漢納與當時很多熱情的知識精英一樣，

認為大學是推進美國海外利益的「人力庫」。

他推動密大在

13個

發展中國家建立了分支機構——這13個國家多數沒有實行民主政治。

從1955到1962年間，僅該校在越南的「技術支持」項目就花掉了美國

2500萬美元經費。

費舍爾與代表團其他專家在越南的生活十分愜意，且在越南期間或剛返美後就得到了提升。

他們在越南主要提供

國家安全和公共行政

的培訓。前者主要服務對象是包括秘密警察在內的南越國內武裝。他們還協助南越政府建立

覆蓋全國的身份證系統

，

目的是查出並驅逐紅色滲透勢力。

中情局的部分成員在1955—1959年就是以這個項目的「合法」學者身份進行活動的。

南越與北越

▼

在大洋彼岸，美國對自己的後花園也是頻頻出手。

1947年，

《美洲國家間互助條約》

簽訂，翌年，

美洲國家組織

在華盛頓成立，明確致力於打擊「顛覆行為」。

花式美洲國家組織...

▼

喬治·凱南

對美國

駐南美使節

表示：「由強硬的政權掌權，要好過縱容、懈怠、

受到共產主義者滲透的

自由派政府。」

美國在之後的數十年通過

直接派兵或者間接支持政變的方式

支持巴西、多米尼加、阿根廷、智利等國建立軍事獨裁政權。

看似平等的國旗們

▼

政治學者

李普塞特

在六十年代後期從美國空軍得到了兩個可觀的資助，一是考察

「比較國家發展對軍事規劃的啟示」

，另外一個是研究

「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

，他認為他的工作

「會對亞洲和非洲的政治鬥爭有所裨益」

。

他的學生

胡安·林茨

（Juan Linz）提出了區分

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的理論，為溫和對待這些獨裁者們奠定了理論基礎。

李普塞特

▼

胡安·林茨

▼

比較政治學

正是在美國對用來

制止第三世界共產主義傳播

的實用知識的需求中蓬勃發展的。

結構-功能主義創立者

阿爾蒙德

是拉斯韋爾的高足，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項主要研究——

《共產主義訴求》

，就是針對法國和義大利共產党參政問題的。

他與心理學家合作，

把信仰共產主義視為病態

，並分析了

「35個客觀的共產主義者歷史的臨床案例」

。

最終結論認為這些

信仰共產主義的中產階級

「存在情緒化的問題」，並比「酗酒或者性亂倫的人更敏感」。當然，這些心理學家日後在分析其他國家的政治家方面也不遺餘力。

之後阿爾蒙德先後在多家機構供職，研究的內容從評估戰略轟炸到人為饑荒的不良反應最小化無所不包。後來他著名的

《公民文化》

就是根據這些研究成果和幾個具體國家的例子寫就的。

此書提出的「政治文化」視角，本質上就是通過「公民培訓」，贏得新興國家和地區民心。

但隨著冷戰結束，美國對外意識形態戰再一次失去了明確的對手

，在俄羅斯、中國、極端宗教勢力等目標中搖擺不定。傳媒和社會學者不僅要與不同研究領域的同行爭奪有限的國家補助，更要在自己的圈子裡做一隻領頭羊。殘酷的進化法則讓失去了共同敵人的宣傳機器自相攻訐。

蘇聯解體之後

▼

這裡，也許

漢斯·摩根索

的話能對我們有啟發。他是一位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冷戰高峰期間一度為美國主流學術界所排斥。

他寫道：

「知識分子界中的大部分變得沉默而腐朽，對於那些職業立場與政府的行徑掛鉤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

，

他們的學術，

「不過是對幫派立場的意識形態維護，是知識階層為權力上的亮光劑，卻還都以客觀真理的面貌示人」

。

在二戰後大學文憑普遍廉價化的現代，學術八股的優勝者們能否在權力與響詞兒的誘惑中具備歷史感，已經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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