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的對日謀略

楊天石，中國社科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國文史研究館館員

1933年1月1日，蔣介石打開日記，寫下了兩行字：

雪恥之記，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報日急，望自奮勉，毋負所生也。

1928年5月，蔣介石率兵北伐，在濟南受辱，立志雪恥，至此大體5年。回首既往，蔣介石對自己的抗日表現很不滿意，希望新的一年不再「自欺」，有所作為。鑒於日記常常最能反映一個人的真實思想和內心活動，本文將以蔣介石的日記為主，結合其他相關文獻，考察他在「盧溝橋事變」前的對日謀略，檢查他是如何對待自己的誓言的。

蔣氏30年代的日記至今尚未公布。台灣所存深藏不露，大陸所存只有3年：1931年為毛思誠摘抄本；1933年僅存1～2月；1934年為全年。由於1931年的日記我已在《「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一文中利用過，故本文以利用後兩種資料為主。它們均為蔣介石日記原稿的仿抄本，未經任何改動，史料價值較高。其他年份，則依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所引。它們雖然片段、零碎，並有刪節和改動，但從可以對照的部分看，此類刪改大多屬於文字加工，因此，在目前情況下，仍有使用價值。

一　避免決戰，以「和平」為推遲戰爭的手段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曾下過北上抗戰的決心，並曾為此預立遺囑。但是，沒有實行。旋即下野。此後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南京國民政府的部隊和日軍只進行過兩次大的較量。一是1932年的淞滬抗戰，一是1933年的長城抗戰。

1932年1月28日，日軍突襲上海，以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第十九路軍奮起抗戰。當時，蔣介石尚未正式恢復公職，事變發生後，被任命為軍事委員，3月18日，又被任命為軍事委員長兼參謀長。他曾有過「決一死戰」的想法，決定遷都洛陽，劃分全國為4個防區，電令集結兵力，號召全軍將士「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但是，事實上，蔣介石採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他既派中央警衛部隊組成第五軍，馳滬增援，並曾準備親上前線指揮；同時則寄希望於英美兩國駐滬總領事的調停，不願採取「強硬」態度。2月13日，他與何應欽研究決定：十九路軍已獲勝十餘日，「趁此收手，避免再與決戰」。20日，吳稚暉受張靜江等委託，自上海到南京，勸說何應欽「積極」輔助蔣介石指揮作戰，何不聽；吳隨後見蔣，聲稱十九路軍既已魯莽作戰，「今日之局，有如背水為陣，惟有前進，退無餘地者也。既已無端而為義和團，大家止﹝只﹞有從井救人，盲目而共為義和團」。但是，蔣不以吳的見解為然。5月5日，中日雙方簽訂停戰協定，中國方面失去了在淞滬地區駐兵的權利。

1932年12月，蔣介石估計，日軍即將侵略熱河，致電張學良，要他照預定計劃火速布置，聲稱「今日之事，惟有決戰，可以挽回民心，雖敗猶可圖存」。次年1月3日，蔣介石得到日軍進攻山海關的消息。還沒有等他反應過來，就又得悉山海關失守。蔣介石估計，日軍的下一個目標將是平津，準備親自北上一戰。日記云：「余決心北上，與倭一戰，以盡我心。至於成敗利鈍，則聽之。」其後，他發現日軍佔領臨榆縣城後，未再進攻，估計日軍有兩個可能，一是惱羞成怒，進一步擾亂華北；一是見機而止，了結戰事。他決定堅決要求日軍退出山海關，不再遷就，同時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態度積極備戰，開始籌劃調集部隊北上作戰。日記云：「無論倭寇再攻與否，我軍必如預計，急進以備其來。」但是，即使在這一情況下，他仍然寄希望於各國公使的干涉，擬以中國軍隊不願在平津地區作戰為理由，要求各國公使出面，設法保全平津。

日軍在山海關得手後，繼續進攻熱河。最初，蔣介石估計日軍如不從國內調動五師以上兵力，不會輕易進攻，但他仍決定派兵入熱，認真一戰，然後再與日方談判。日記云：「今日前方部隊已開進將畢，乃為接洽之時乎？抑待戰爭結果再與其接洽乎？然非與之一戰，則對內對倭皆不能解決也。故決與之一戰，未必果敗也。」這則日記最清楚不過地道出了蔣介石決定「一戰」的目的：不戰而和吧，日方可能提出很高的條件，國內各階層人民也會責難，於是決定「一戰」，打完仗再與日方交涉。這裡，蔣介石的策略是以戰求和，重點仍在交涉，並不想認真地、長期地打下去。

儘管如此，蔣介石仍然覺得局部戰勝也並無把握，所以迅速決定以「固守」為主。1月18日日記云：「此戰既不能克，則當專心準備，以待其來攻可也。」3月4日，熱河省會承德失守以後，蔣介石曾要求宋哲元、萬福麟等部反攻，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蔣介石均指示中國軍隊，選擇陣地，採取固守模式。後來，他甚至嚴厲規定，有關將領不得輕易出擊。

2月下旬，蔣介石在江西完成「剿共」布置，在各方呼籲下，開始作北上準備。他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支持現在戰局；收拾敗後殘局；部署華北繼起之戰局。同時提出，今後對日作戰，「以運用外交為中心」，蔣介石稱之為「使倭寇時受精神上之打擊」。3月6日，蔣介石秘密離開「剿共」指揮中心南昌，9日進抵保定。13日，胡適從北平前來問策，蔣介石表示，中國方面須有三個月的準備才能作戰，而且還只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人生存而退卻」，「叫世界人知道我們不是怕死的」。此時，長城各口的防務雖因中央軍隊的北來而得到加強，在喜峰口等處取得過局部勝利，但主帥是這種精神狀態，自難指揮部隊取得全局性的勝利。3月25日，蔣介石因江西「剿共」前線戰事失利，匆匆南返，決定對「寇患」，「取守勢」；對「匪禍」，「應準備速剿」。4月4日，蔣介石由南京赴贛，繼續「剿共」。同年5月5日，蔣介石決定「先行緩和華北之局勢」，將中國軍隊從長城沿線後撤，並將古北口至山海關等地劃為「緩衝」地帶。31日，中日簽訂《塘沽停戰協定》。

「九一八事」變時，南京國民政府和張學良都持不抵抗態度，受到國人詬責。此後，日軍進攻上海和長城各口時，蔣介石自然不能毫無抵抗，但是，他又並不真正想打，特別不願意調動全部力量，與日軍決戰。其原因，一由於他的興奮中心在「剿共」，關於此點，下文將要論及；另一原因則在於蔣介石對日本的軍事實力估計過高。他認為：日本已是現代化國家，日軍武器精良，技術高明，中國在短時期絕對無法彌補這兩大缺點。因此，在他看來，中國軍隊「有敗無勝，自在意中」。他甚至估計，日軍在三天內就可以佔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切斷軍事、交通、金融等各項命脈，從而滅亡中國。

基於上述認識，蔣介石反對孤注一擲的作戰方法，強調對日作戰是一場長時期持久的戰鬥，必須「以時間為基礎，與敵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時」。因此，在戰略上，他反對「一線配備」與「一次決戰」，認為那樣做，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他說：「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他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還﹞有第二、第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以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

《塘沽協定》簽約現場

《塘沽協定》簽字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暫時停止了對中國的軍事進攻，轉而支持地方實力派，企圖在中國建立所謂「華北國」、「華南國」、「蒙古國」，蔣介石也相應地改變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轉而「為和平之最大努力」。

「九一八」事變後，國內、包括國民黨內部都有一部分人主張對日本「絕交宣戰」，蔣介石認為，在內無準備的情況下，絕交是危險的做法。在此後的幾年內，他儘力維持、改善和日本的關係，並且幾度想將這種關係向前推進，企圖以此來消除交戰危險 ，在兩國間謀取和平。1934年12月20日，蔣介石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敵乎？友乎？》，說明中日兩國猶如「唇齒輔車」，要求日方懸崖勒馬，及此回頭，和中國友好。1935年2月，蔣介石派王寵惠訪問東京，以私人身份向廣田外相傳遞「善鄰」希望，要求日方解決東北問題，取消不平等條約，維持兩國間的真正友誼。同年6月，發布《睦鄰敦交令》，禁止中國人民組織抗日團體，發表抗日言論。9月，又命駐日大使蔣作賓與廣田交涉，提出基本原則三項，要求恢復中日邦交的正常軌道，用和平外交手段解決今後一切事件。11月19日，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對外關係報告，聲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他表示：「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

蔣介石的「和平」努力反映出他爭取改善中日關係的願望，有其幻想的一面，同時，也是一種策略手段。他在日記中多次表示，對日作戰必須長期準備。如1932年6月16日日記云：「倭寇咄咄逼人，戰禍終不能免，然必有相當之準備時期，始得應付裕如。」 1936年6月，蔣介石對英國人李滋羅斯說：「對日抗戰是不能避免的。由於中國的力量尚不足以擊退日本的進攻，我將盡量使之拖延。」同年10月，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會談期間，蔣介石與何應欽討論對日交涉時，曾明確表示：「如假我一年之準備時機，則國防更有基礎矣。」顯然，蔣介石的「和平」努力具有拖延時間，推遲戰爭，以便作好應戰準備的目的。

中日間的差距是事實，戰爭需要準備也是事實，蔣介石主張進行不斷的、有後續力的持久戰鬥也是正確的。但是，蔣介石對日軍實力估計過高，對戰爭中武器、技術的作用也估計過高，相反，對中國的抗戰力量則估計過低。他戰略戰術呆板，只知道打陣地戰、固守戰，不懂得集中優勢兵力攻敵一點的戰略戰術，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戰爭和敵後戰爭，這是他長期畏戰、避戰的原因。

二　企圖效法勾踐，忍辱負重，卧薪嘗膽

蔣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發憤圖強，終於滅亡吳國的故事。在處理對日關係上，他時時以這一故事自勵。「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記中寫道：「卧薪嘗膽，生聚教訓，勾踐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時也。」此後，他的日記中多見有關記載。1934年1月30日，蔣介石會見日本武官鈴木美通，日記云：「其藐視之意，溢於眉目，非卧薪嘗膽，何以復國？」史載：越軍戰敗，勾踐被圍時，范蠡曾對勾踐說：「節事者以地，卑詞厚禮以遺之。」蔣介石特別將這兩句話抄在日記里。對「節事者以地」這句話，前人的解釋為：「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蔣介石特別欣賞這一解釋，也將它同時抄下。又，史載：勾踐作為俘虜入吳後，系犢鼻（圍裙），戴樵頭（粗布頭巾），為吳王夫差養馬，「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在吳王夫差生病時，勾踐為了取悅夫差，表示忠心，竟飲其尿，嘗其糞。對此，蔣介石極為欣賞，在日記中寫道：「勾踐入臣，不惟卧薪嘗膽，而且飲溲嘗糞，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過我幾倍矣！」

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主張「欲取先予」。這一策略思想也為蔣介石所欣賞。1936年1月6日日記云：「對外，未到其時，惟有先其所愛，微與之期，以保吾國。」話說得雖含蓄，但意思很清楚。這就是，日本侵略者「愛」什麼，可以隱約地答應，同月20日記云：「雪恥。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顯然，目前的「與」並不是永遠的捨棄，而是為了未來的「取」；一時的讓步只是為了最終的「雪恥」。

中國古代的「以退為進」、「以柔克剛」一類思想也為蔣介石所採納。1934年4月23日日記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憤激制之，當知以柔克剛之道也。」同年11月10日，蔣介石在山西，閻錫山向他建議，對日不必準備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對我無法可施，而後我乃有法對倭」。對於閻錫山的這番話，蔣介石在日記中評論說：「此其專重黃老之說也。」蔣介石雖沒有接受閻錫山放棄準備武力的意見，但是卻部分地接受了他的影響。當日日記云：「如何與倭寇避免正面衝突，使其無法可施耶？」此後幾天的日記內，即有「對倭暫睦」的記載。他準備派何應欽赴日，甚至有過自身「暫時退隱」的考慮。11月21日，他在日記中明確地寫下了對日「應取緩和」的字樣。

基於以上思想，蔣介石主張對日「忍耐」，甚至進一步主張「忍辱」。如：

1933年8月8日日記云：「九一八以後，國際均勢既破，國家人民命脈之所以不絕如縷者，惟此忍辱與謹慎，乃能保此一時也。」

1934年4月5日日記云：「倭寇欲以河北強作昔日之東北，並欲以1936年以前毀滅我政府，解決中國問題，是乃痴人說夢，但此時仍須以忍耐出之。」

檢閱這一時期蔣介石的日記和有關文獻，可以發現，類似的詞語比比皆是。蔣介石經常提醒自己：「當為最大之忍耐」，要能「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後之時，不與決裂」。

在忍辱哲學的指導下，日軍佔據東三省，他忍了；進攻上海和山海關等長城要塞，他忍了；要求中央軍和國民黨黨部、特務機關撤離平津、河北，以至成立漢奸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具有分離傾向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他也忍了。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他才忍無可忍，奮起抗戰。在這方面，蔣介石表現出少見的忍耐力。這不能不和勾踐的影響有關。

應該指出，勾踐的忍辱是在抵抗失敗、國家滅亡之後，而蔣介石的忍辱則是在國家尚在、事猶可為的時候。蔣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敵人面前的軟弱一面，其結果是使國家權益一再受到損害。但是，也應該指出：有兩種忍辱，一種是為了苟且偷安，另一種是為了積蓄力量、待機反攻。蔣介石的忍辱顯然屬於後一種。

蔣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義思想，30年代亦然。蔣氏1934年5月11日日記云：「自道光廿二年鴉片戰爭中英白門和約起，及袁世凱接受廿一條，乃至華盛頓九國公約止，中華民族之人格與國家主權皆為此九國公約所埋葬。」於此不難看出近百年來民族災難對他的影響。蔣介石和日本軍國主義者之間不僅有公仇，而且有私恨。1928年在濟南發生的「五三慘案」使他常存刻骨銘心之痛。日記曾云：「身受之恥，以今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從蔣氏日記可見，他時常勉勵自己，奮發努力，洗雪百年來的民族恥辱。1933年1月4日日記云：「自今日起，每日記雪恥一則，總使倭寇敉平，國恥湔雪也。」1934年5月11日日記云：「中正負此傳統之污辱與重任，豈僅以本人不簽喪辱條約而得了乎！如何洗雪，勉之！」為此，他有過率領中華健兒與日本侵略者長期周旋，在十年之內恢復東北失地的想法。也有過收復台灣等地，「恢復漢唐固有領土」的念頭。1935年8月，他曾估計，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當在十年之內」。

在某些時候，蔣介石甚至主張，利用矛盾，助長日本軍閥的驕橫氣焰，使其孤立。1933年1月19日日記云：「倭寇之弱點安在？彼軍閥對國際與國內皆為所厭惡。今養成其驕橫，使無忌憚。」次年5月5日日記云：對倭則「張其驕焰，多其外敵」。某次，他接見日本武官喜多誠一，對其驕橫不可一世的態度感到難以忍受，日記云：「驕者必敗，敵寇之驕，即吾人之勝，何憤激之為哉！」這裡，雖然多少有點阿Q精神，但也顯示出他對「物極必反」這一中國古代哲學命題的理解。

蔣介石也曾考慮過利用日本統治階層的內部矛盾，日記云：「此後更應注重日本內部文武兩派之勝敗誰屬，當使文派抬頭以制軍閥，抑使軍閥橫行，以促其孤立乎？」但是，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這一策略尚未形成。

無可諱言，「九一八」至「盧溝橋事變」之前，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是「妥協外交」，但是，這是一種暫時的「雌伏」，目的是為了他日的「雄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現在要忍受暫時的退屈，來謀將來最大的進展。」這是和獻媚外敵，一味屈膝投降並不相同的。

三　廣結盟國，寄希望於國際環境的變化

1933年3月，蔣介石在保定接見胡適，表示戰無勝利把握，交涉不會有效，要胡適「想想外交的問題」。蔣的這一意見，並非出於偶然的靈感，而是「九一八」事變以來的既定方針。從那個時期以後，外交運用在蔣介石的對日謀略中即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

「以夷制夷」是中國的老傳統。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之後，外交上轉向英美，將蘇俄看成敵人。1929年發生中東路事件，蘇聯宣布與中國絕交，兩國外交關係中斷。然而，日本軍國主義者加緊侵華，得寸進尺。這樣，儘管蔣介石仍將蘇俄視為中國的「最後、最大之敵」，但已不得不優先處理對日問題。1934年2月11日日記云：「外交先日後俄。」這說明，在蔣介石此時的心目中，對日，比對俄更為緊迫。此後，與蘇聯的關係逐漸改善。

蔣介石

蔣介石將和蘇聯邦交關係的改善視作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打擊，1932年12月，顏惠慶受命與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在日內瓦談判，決定恢復邦交。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與俄復交，足使倭人膽怯，而於我雪恥復國之基，更增強一層矣。」 1933年1月，蔣介石派兵進入熱河，視之為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第二打擊，而將「對俄復交」視之為「第一打擊」，可見，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外交運用較軍事布置更加重要。

20世紀30以至40年代，「北進攻蘇」一直是日本軍方的重要方略。蔣介石總結20世紀初年日俄在中國東北開戰，俄國慘敗的經驗，幻想在第二次日俄戰爭中俄國人能先動手，出動空軍轟炸日本及其在中國東北的基地。1934年4月，他和汪精衛、黃郛研究形勢時曾說：

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戰，如倭寇內部之文武主張不能一致，則一年之後，俄必先取攻勢，以空軍作戰。如不先下手，則其海孫威與伯力先為倭寇轟炸毀滅，乃俄寇東方根據地全失，不能不退貝嘉湖以西，則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為也。故俄先必轟毀日本與東北倭寇之根據地，以行先著。且第一次日俄之戰，日乃不宣而戰，故俄國東方海軍全滅，為日所算，而此次開戰，則俄決不肯蹈此覆轍而坐以待倭也。

基於對日俄必戰的估計，蔣介石希望利用蘇俄的力量制衡日本。同年1月4日日記云：

倭寇既得偽滿，其意本足，惟懼大戰將起，恐我乘勢報復，故急欲強我屈服為與國，共防蘇俄，而其又懼蘇俄報復，與我聯合，故更求急進，使制服我也。敵之所畏懼者，即我之所最上者；敵之所欲急者，即我之所欲緩也。

「敵之所畏懼者」，指的是中蘇聯合；「敵之所欲急者」，指的是日本企圖強迫中國結為與國。蔣介石企圖以中蘇聯合抵禦日本的壓制。同年1月27日，蔣介石親自會見蘇聯大使後，判斷蘇聯有接近中國的願望。不久，蔣介石也相應決定「對俄則聯絡其感情」。

蔣介石希望在日俄開戰時，中國能保持中立，他最擔心的是日本強迫中國捲入戰爭。「盧溝橋事變」前，日本曾多次以協助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為誘餌，要求與中國建立「攻守同盟」，共同防俄。蔣介石對此一度憂心忡忡。1934年9月12日日記云：「倭寇與俄開戰時，是否敢強問我態度與不許我中立，是否其不顧列強與國聯之聯帶關係而強我加入其東亞戰線，此皆應研究明晰。」日記中，蔣介石設計過幾種拒絕日方要求的理由，但特別註明：「切勿與之說明不能參戰之情理。」為了避免被日方強迫參戰，蔣介石又決定對日實行諒解、和緩，從而促進日俄衝突。11月27日日記云：「應急與倭寇乘機諒解，以促進倭俄之衝突。」蔣介石當時的目的是：既不得罪蘇俄，又不得罪日本，讓他們兩方火拚，中國得免於難。

1925年前後，蔣介石曾將英國看成頭號敵人，日記中有大量與「英夷」不共戴天的誓言。其後，英國逐步從遠東退卻，對中國的威脅日漸減少，蔣介石遂決定聯英，將聯英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重點。1934年1月12日日記云：「外交如非與英有切實合作之可能，則無成功之希望。」4月9日日記云：「如何乃能聯英？」5月5日日記云：「對英則確切合作。」當年12月，蔣介石曾計劃於次年去英國訪問，並在考慮以「中英經濟合作」，給予「商務特惠」作為和英國的「交換條件」。

對美國，蔣介石態度搖擺，最初曾寄以希望。1932年11月9日日記云：「世界各國外交政策，有正義而不變者，唯美國而已。」他認為，美國政府的政策建築在最重視民眾輿論的基礎上，準備喚起美國國民，使美國成為「中國最友愛之友邦」。因此，有1933年派宋子文訪美之舉。宋子文先是與羅斯福共同發表保障遠東和平的聲明，後是簽訂中美棉麥貸款，中美關係有所發展。但是，蔣介石仍然不很信任美國。1934年2月，傳說美國將承認偽滿洲國，蔣介石雖認為無此可能，但他表示「美於國際信用實無價值」。這一時期，他和宋子文的關係惡化，因此，對宋的聯美主張持批評態度，日記云：「子文信從歐美以制倭，而不能自強，抑何愚耶！」同年3月25日，蔣氏在日記中指斥美國外交家「利己損人」，善於玩弄陰謀，提醒自己：「弱國如吾，能不察乎？」10月8日，蔣介石在接見美國武官時，又當面「痛斥美國態度之不正」。但是此後不久，蔣介石就逐漸改變其「重英輕美」觀念，形成「聯美製日」的策略，並且使之分量越來越重。11月27日日記云：「英美形勢已聯合對日，乃為中國存亡之轉機。」同年底，蔣介石確定了「運用英美」的總原則將它們視為中國抗日的同盟力量。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也加強了和德國的聯繫。1933年孔祥熙、宋子文先後訪德。1934年6月10日，蔣氏日記中有「催訂德廠合同」的記載。當時，中國正計劃與德方共建飛機製造廠，所謂催訂合同，應指此事。在蔣介石的催促下，該項合同於同年9月簽訂。這一時期，德國軍事顧問團積極介入中國的國防建設，參與制訂國防計劃大綱。1937年5月，孔祥熙再次訪德，購買軍火，及時運回，得以滿足幾個月後的對日抗戰需要。當時，蘇聯、美國、英國對中國的援助尚未開始，德國軍火成了中國部隊的重要補給來源。

蔣介石懂得：一個國家，首先必須自強、自助、自求，在發展和各個國家的關係時，要堅持自主，用人而不為人用。他分析當時國際錯綜複雜的關係，認為「如能運用得當，以求生存，用人而不為人用，則未始無復興之機」。30年代，列強間正在形成新的組合，蔣介石相信：「假以時日，國際環境當有轉機」，「東方戰爭勝負之分，必在歐戰決定之後，最後歐洲與世界必聯合處置日軍，以解決東方問題」。證以後來的歷史，蔣介石的這一估計是正確的。

1934年，蔣介石以圖表形式制訂過一份《救國方略》，分「安內」與「攘外」兩部分，其「攘外」部分如下：

聯絡美俄　　　　以英制俄

攘外　　　　　　對日　先日後俄

厚交英意　　　　以美製日

從上表可以看出，「九一八」事變之後，對日已經成了蔣介石外交策略的核心，也是其「攘外」的唯一內容。為了對日，他在國際上廣交朋友，聯絡友邦，藉以制衡日本。對此，日方曾一再表示不滿和抗議。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聲明：「如果中國採取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或者採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對」。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也認為，中國企圖「利用外國的影響來束縛日本的雙手」，於1935年10月，向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提出，中國須絕對放棄「以夷制夷」政策。這些地方都說明，蔣介石的這一時期的外交策略打中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痛處。

四　從「安內」為重到「攘外」為重

30年代，中國危機重重，蔣介石面臨諸多問題，其中最尖銳、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侵華威脅和中共的「紅色割據」。蔣介石在二者之間，常常感到焦頭爛額，應付為難。1931年秋，蔣介石對江西蘇區實行第三次「圍剿」，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部分軍隊抽調北上，「圍殲之功，虧於一簣」，使蔣介石極感惋惜。此外，還有各地割據或半割據的地方實力派，如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白崇禧、華北馮玉祥、山東韓復榘、山西閻錫山、陝西楊虎城、西北孫殿英、新疆盛世才等，都使蔣介石懸心吊膽，難以安枕。怎樣處理安內和攘外的關係，尖銳地擺到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面前。

蔣介石以圖表形式制訂的《救國方略》，其「安內」部分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蔣介石的「安內」所要解決的問題分三方面：1. 以武力「剿滅」中共。這是蔣介石的興奮中心，所以列了「信賞必罰」等4條措施，期於收到實效。2. 組成漢、滿、蒙、回、藏五族聯邦。30年代，中國邊疆處於多事之秋。東北溥儀「稱帝」，內蒙古德王勾結日本，新疆蘇聯滲透，西藏英國覬覦。這些，使蔣介石感到，幾年之後有可能「盡失邊疆」。因此，蔣介石有過「以民族平等為原則，組織五族聯邦制度」的想法，也曾準備於十年內在滿、蒙、藏等地進行「自治試驗」。3. 解決和地方實力派的關係，實現國家統一。為此，蔣介石認為首先要「改良中央」、「建設東南」，在此基礎上，對華北派「懷柔」，對兩廣派以武力平定。

蔣介石最初主張，將安內放在優先位置。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發表文告稱：「准攘外必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這是他對於二者關係的第一次明確表述。同文中，蔣介石並稱：「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1934年8月20日日記云：「非平粵桂，無以安內攘外。」可見，蔣介石所稱安內，既指中共，又指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

對地方實力派，在大多數場合，蔣介石採取懷柔、籠絡策略。對兩廣，則主意不定，策略變化較多：有時主張「武力平定」，認為「粵非速征不可」；有時主張拉一派，打一派，「聯桂制粵」，或聯湘制粵；有時主張調和汪精衛與胡漢民的矛盾，舉胡為總統。經過反覆思考，蔣介石主要採取了兩項對策，一是分化廣東內部。1934年3月16日，蔣介石日記即有「與粵空軍聯絡」的記載。這一策略在1936年的兩廣事變中收到了實效。一是「緩和」。1934年11月27日，蔣介石發表《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宣言》，提出「和平統一」及「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等主張。《宣言》稱：「今日救國之道，莫要於統一，而實現統一，端在乎和平。吾人當此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困難，若非舉國一致，精誠團結，避免武力為解決內政之工具，消弭隔閡，促成全國真正之和平統一，實無以充實國力，樹立安內攘外之根基。」蔣介石對這一宣言很重視，視為「政治新階段」。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正在積極支持華北、山西、山東、華南等地方實力派和南京政府對立，企圖建立所謂「華北國」與「華南國」。《宣言》所提出的「和平統一」方針是對日本侵略者分裂陰謀的打擊。1月28日，蔣介石會見王寵惠、羅文斡、孔祥熙等，決定「對胡妥協」，同時決定派孫科赴粵，與「西南派」和解。11月29日，蔣介石起草致胡漢民函，日記稱：「既決心妥協，則當以至誠出之，故文句尊重如故也。」此後，至1936年胡漢民去世前，蔣介石對「西南派」採取的都是「和解」方針。

蔣介石在提出「和平統一」方針的同時，也應允對國內政治進行部分改革。1933年，他有過「開放政治，以政治奉還於民」的一系列想法，但僅限於想法。到了1934年1月發表《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宣言》時，他就公開提出，要保障人民依法享有言論結社自由，聲稱「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這些主張，顯然是對國內愛國民主人士和地方實力派的讓步。

蔣介石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共的「紅色割據」，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他仍然堅持「圍剿」方針，企圖在最短期間，以最快的速度「剿平」中共，然後再從事抗戰。自1932年7月至1934年10月，他先後組織了對「蘇區」和紅軍的第四、第五兩次「圍剿」，必欲除之而後快。但是，其間他也有動搖的時候。1933年1月20日日記云：

近日甚思赤匪與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對其一。如專對倭寇，則恐明末之匪亂以至覆亡，或如蘇俄之克倫斯基及土耳其之青年黨，畫虎不成，貽笑中外。惟以天理與人情推之，則今日之事，應先倭寇而後赤匪也。

蔣介石認識到，在「剿匪」和抗日之間，只能二者擇一。全力抗日吧？蔣介石擔心共產黨的力量會發展起來，自己的統治最終會被推翻；全力「剿匪」吧？又不合於「天理與人情」。從這段日記看，蔣介石已經認識到，抗日是民族大義所在，必須「攘外」第一，「先倭寇而後赤匪」。1934年11月15日，他也曾在日記中寫道：「救國之道，惟在免除內戰。」可見，上述觀點，並非偶然靈感，而是經過較長時期思考的。蔣介石之所以堅持「剿共」方針，阻礙他做出正確決定的是對南京國民政府和自身命運的憂慮。

正是出於這種憂慮，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蔣介石認為內憂重於外患，視中共為頭號敵人。1933年4月6日，他從河北保定匆匆趕回江西，即在撫州發布命令稱：「外寇不足慮，而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同月11日，他在南昌軍事整理會議上發表講話稱：「中國存亡之關鍵，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不在步步侵入的日本帝國主義，而在盤據國內為國家心腹之禍的土匪，目前我們只要能安內，則攘外就不成問題，把匪剿清以後，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有時，他甚至把中共看成「惟一之大患」。當時，國內許多部隊紛紛要求北上抗日，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曾準備組織聯軍，北上參戰，但都遭到蔣介石的阻止和拒絕。4月15日，他致電陳濟棠說：「贛匪殊不可輕視，似不如先其所急，分工合作，南中傾全力以剿共，華北負專責以禦侮。」 21日，再電陳濟棠稱，共產黨一旦突圍成功，必然「國本動搖，立蹈明末覆轍，雖有善計，亦無法收拾，為禍之烈，或較日寇侵略而有加」。當時的國民黨和中共之間有巨大的政治分歧，但無論如何，總是「兄弟鬩於牆」，在民族敵人面前屬於內部矛盾。蔣介石視中共為「心腹大患」，視日本侵華為「皮膚小病」，將中共看成遠比日本軍國主義者更為危險的敵人，這就顛倒了內外矛盾之間的關係，違背了國人團結禦侮的普遍願望，一系列的錯誤也就由此而生了。

要抵抗外敵，必須以國家統一，國內安定團結為條件。這一點，對於弱國尤為重要。蔣介石1933年3月20日日記云：「今日欲言抗戰到底，則非舉全國國民之心力彙集於一點，並統一全國之內政、財政、兵力，聽命於中央，不能有效。」這段話說得並非全無道理。問題是，怎樣才能實現統一？是以武力削平異己力量呢，還是求同存異，團結對外？遺憾的是，蔣介石在很長時期內採取的是前者。他置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於不顧，將本應對外的槍口首先用以對內，這就必然引起普遍的反對和抗議，最終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放棄這一政策。1934年底，蔣介石指派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著手解決中共問題。次年6月，雙方代表在香港會見，開始了國共兩黨間的艱難談判。這一舉措，反映出蔣介石從安內為重到攘外為重的策略轉變。

蔣介石的改變根源於多方面的因素。一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侵略行為的不斷加深，一是國內各階層救亡圖存呼聲的加強。但是，他改變的並非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而是安內的方法，從「圍剿」共產黨改變為承認共產黨，從而實現了在抗日旗幟下的國內大團結。

五　秘密準備，以「剿共」為抗日之掩護，經營西南根據地

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得寸進尺，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蔣介石不得不作抗戰準備。1933年初，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幾則短語：「東南國防計劃。購炮雷彈計劃。備油避機計劃。」反映出他在思考國防建設問題。這以後，他不斷下達備戰指示：

2月，指示在長江沿岸馬當、田家鎮、武穴等要塞構築防禦工事。

3月，指示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江岸分散布置潛伏炮兵，以扼制敵艦行動。

4月，指示參謀本部次長賀耀組迅速修建南京附近各地要塞聯絡道路。

6月，限令軍政部於1936年底前建立江防、航空、通信、新兵工廠的獨立生產基礎。

進入1934年之後，蔣介石對國防建設要求加快。當年2月，蔣介石致電賀耀組，限於當月制訂完成東南國防、以南京為中心的防空以及東南空軍作戰等計劃，同時要求勘定江防、海防各要塞附近的步兵陣地，繪成地圖。自此，各地國防工程全面啟動。至1937年2月，全國各地已築成機關槍掩體、小炮掩體、觀測所、掩蔽部等各類工事3374個。這一切說明，蔣介石在認真地準備對日抗戰了。

東南國防計劃的目的是為了防禦，但是，既然對日戰爭是一場長期戰爭，就必須有後方，有根據地。1932年11月，蔣介石等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洛陽行都的建設。1933年8月，他和戴季陶議事，再次討論遷都西安問題。次年1月24日日記云：「國防據點，分東北與西北兩部乎？」建設東北據點，目的仍在防禦，但建設西北據點，則是為了加強後方。此際，國民黨正在召開四屆四中全會。會議期間，蔣介石決定將國民經濟中心逐漸西移。為此，他提出：國家及私人大工業今後避免集中海口；開闢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幹線；建設不受海上敵國封鎖的出入口；於經濟中心區附近不受外國兵力威脅之地區，確立國防軍事中心地；全國大工廠、鐵路及電線等項建設，均應以國防軍事計劃及國民經濟計劃為綱領等等。該會在宣言中並提出「救亡圖存大計」，要求集中國力、充實國力，鞏固國家統一，完成一切建設，以立禦侮之根本。1934年10月18日，蔣介石飛抵蘭州，日記云：「黃河形勢雄壯，西北物產之豐，倭俄雖侵略備至，如我能自強則無如我何也，極思經營西北，以為復興之基地。」次年，他下令在河南進行軍事演習，構築永久工事。此後，他又陸續下令建築武漢、青島、濟南等地的要塞工程。

在更多情況下，蔣介石傾向於以西南為根據地。1934年初，他在日記中為自己列出了多項任務，其第34項為「決不任總統與行政院長，專心建設西南」。同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撤離蘇區，開始長征。蔣介石決定經營四川，11月23日日記云：「如經營四川，應注重駐地，以對倭、俄寇與兩廣皆能顧到為要也。」

兵不厭詐。戰爭中要講究虛虛實實，藉以迷惑敵人，備戰也同樣如此。蔣介石1933年8月17日日記云：「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加註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記云：「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這則日記透露出，蔣氏企圖在「追剿」紅軍的掩護下大力建設西南，以之作為日後抗戰的根據地。

此後，蔣介石即一面在西南地區追擊長征中的紅軍，一面加緊建設西南，統一四川、雲南、貴州三省。1935年2月4日，蔣介石在廬山規劃國防工業方案，電令趕筑西南各省公路。次月，蔣介石親自入川，在重慶發表演講，提出「四川應為復興民族之根據地」。當時，四川政治、經濟混亂，蔣特别致電孔祥熙。告以日軍在華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勢力」，同時告以「我方軍事與政治中心全在四川」，要他從速確定四川金融政策。接著，蔣介石又陸續巡視貴州、雲南等地，直到當年10月，才回到南京。1936年1月，蔣介石報告稱：日本之所以在華北挑釁，就是因為害怕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的統一，成為中國復興基地，因此千方百計干擾，而他「看穿日本的詭計，無論如何，駐在四川不動」。日本軍國主義者在華北挑釁的原因，未必如蔣介石所云，但他看出，統一西南三省，「國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後的保障」，這是不錯的。

以駐節四川、巡視雲貴為起點，蔣介石積極整理三省的政治、經濟，加強工業建設，發展交通，種種舉措，對於後來的抗戰都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6月，蔣介石在和李滋羅斯談話時還說過：「當戰爭來臨時，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可見，他在當時已經料到了後來戰事的發展進程並為此作了準備。

中國現代軍事學家蔣方震極為強調空軍在戰爭中的作用，蔣介石接受了他的影響。1932年7月，蔣介石決定自任杭州中央航空學校校長。1934年決定將航空署改為航空委員會，自兼委員長。他在為航空學校書寫《訓教》時，特別提出「空軍救國」的口號。凡此，都可見他對空軍的重視。這一時期，他積極倡議購買飛機，派員出國考察飛機製造工業，在國內興建飛機製造廠，建設機場，實行防空訓練，為重要鐵路樞紐及黃河鐵橋配置防空設備，使中國空軍和防空力量得到一定加強。1936年10月，蔣介石到杭州主持航空學校第五、第六屆畢業典禮，對中國空軍的發展感到滿意，曾在日記中寫道：「五年之內，期趕上倭國空軍則可以保我國之安全矣！」

六　結語

「 九一八」事變中，中國軍隊未作任何抵抗就丟掉了東北大片江山，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國人最嚴厲的批評和指責。此後，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有所改變，其表現是：在淞滬地區和長城各口抗擊來犯日軍；在談判桌上，南京國民政府也進行過若干抗爭。但是，就其總體考察，這一時期，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仍以妥協和退讓為特徵。蔣介石實行這一政策，有其錯誤的、應予批評、譴責的方面，也有弱國面對強國時的無奈與不得已。它是一種政策，也是一種謀略。蔣介石在對日步步退讓的同時，又以勾踐卧薪嘗膽的精神激勵自己，進行抗戰準備：對內，調整政策，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和地方實力派以及和中共的矛盾，同時，建設西南基地；對外，廣交朋友，聯絡盟國。這些，都為後來的抗戰勝利打下了基礎。

《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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