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培先生二三事——在王建先生家的一頓晚飯

這頓晚飯，是 1990 年 8 月，可能是 12 日。

一頓飯，放到今天確實不是事，現在人有錢了，在大飯店請客也是小菜一碟，但在 1990 年人們的生活並不富裕，而且又逢那個「多事之秋」，一個在1989 年 8 月 3 日受到停職反省「處分」，剛剛一年的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先生，別人見他躲都躲不及，就連老同學、老熟人都裝著不知道他到太原來了，但已經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七、八年的王建先生，不容置疑地請張先生到他家吃晚飯。我有幸作陪，陪同的還有楊富斗先生等人。

過去的許多事漸漸淡忘了，但二十五年前的這頓晚飯始如同在刻我心裡一樣，經常回想起。寫這篇短記時，我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對王建先生、楊富斗先生的懷念和敬畏之中，一改過去開門見山的寫作習慣，有點亂了章法。話，得從1980年說起。

這年到1983年，那時還在吉林大學工作的張先生率領考古專業師生到晉中考古，三年間先後發掘了山西太谷白燕、汾陽杏花村，調查了呂梁山孝義、柳林、石樓、婁煩這三縣一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作為負責人的他來去匆匆，來了後絕大部分時間都蹲在工地，只是解決工地上的事和倒車時才到太原，沒有到山西南北領略風土人情和自然風光的機緣。直到1990年8月張先生偕夫人馬淑琴女士來到太原，我提前得到這個消息也趕到了。這時昔日的學生們王萬輝、海金樂自發組織，宋建中也加入進來，不管先生願不願意，說走就走，踏上北上的汽車。當時大家抱著茫然的心情，都是工作不到十年的年輕人，走一站看一站，從五台山來到大同後，受到時任大同市文物科科長的張暢耕先生的熱情接待，看應縣木塔、右玉善家堡魏晉墓地、方山北魏王陵等，最後從朔州坐火車硬座重返太原。

在太原火車站，楊富斗先生早已等候在站台上，張先生走出車門的瞬間，「忠培，辛苦啦!」多少感情濃縮在楊先生這短短的五個字中，既是為張先生一行六人車馬勞頓親切問候，又是為他在故宮博物院院長任上遭受一年的停職反省知心安慰。「富斗，你好!」張先生重重的湖南長沙口音，依舊不改「張大帥」的做派。他們還是三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學上學時相識的，當時張先生讀本科，楊先生是在考古界聞名的「黃埔二期」的學員，這是1952年8月～11月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二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交往僅僅三個月的時間，1963年已經到吉林大學的張先生陪同於省吾先生到過楊先生工作的侯馬文物管理站，在晉中考古期間還到過侯馬站一、兩次，雖然見面機會不多，但彼此在考古界內贏得絕非「等閑之輩」的聲譽，也相互熟悉。楊先生在太原火車站站台接張先生的情景我記得很清楚。但更沒料到的事是，當天的晚飯是在王建先生家吃的，楊先生和我陪同。

王建是國內舊石器考古權威，又是山西所的前任領導，不多說話，聽楊先生講王建先生的文獻底子很好，以前我見王建先生總是敬而遠之，印象中王建先生總穿著一件深藍色鴨絨衣，是山西所1984年冬天發的，即使是現在想起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先生在辦公樓前歇息，還是2008年我在醫院例行體檢時碰見王建先生坐著手推車上的時候，都是夏天，不知道為什麼。

同王建先生一樣，楊先生也是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79年成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老人手，也是莫逆之交。楊先生長期在侯馬工作站工作，張先生這次來山西就是他請的，併到太原去迎接。王建先生知道張先生來太原了，沒有到站台上去接，但托楊先生轉告請他夫婦倆到家裡做客，就有了後來傳遍了考古界的那頓晚飯。王建先生的家不大，廚房和客廳越顯得迫仄，菜我忘了，喝的是汾酒，談話內容人所共知，之外王建先生誇讚張先生是「一條真漢子」、「硬骨頭」，和為早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培養的人才現在已經挑起大梁了。張先生說起王建先生為山西所奠定四個基礎，一是蓋起了一座辦公樓;二是硬體建設，購買了多部相機和大量圖書;三是抓業務管理，按不同時期設立了相應的研究室;四是引進人才和培養人才。透過王建先生和楊先生那敬佩的眼光，連當時未曾多諳世事的我都能感到，張先生「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心情，因為他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齡，尤其是一年來飽受世間炎涼。張先生隨後還到了晉南洪洞廣勝寺、蒲縣東嶽廟、隰縣小西天、吉縣壺口、襄汾丁村、稷山馬村金墓、河津禹門口等地，楊先生親自安排、陪同。

寫這篇文章時，我給張先生打電話落實一下我的記憶，他再次用直爽、果斷、「在學術方面有水平，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來評價王建先生。又說起1980年的冬天白燕遺址發掘結束後，在太谷縣招待所請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吃頓飯時，王建向張先生提出希望山西所能夠參加白燕遺址的考古工作，張先生動情地說，「真有學術水平，也有學術眼光!」要知道，王建先生早年跟舊石器考古頂尖人物裴文中、賈蘭坡學習，跟許多舊石器考古「大腕」們都是好朋友，所以才能成為全國一流的「大家」，他看中的是張先生搞考古實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一份材料是一份話」的學術態度，山西所從來就需要這樣的人才。

這頓晚飯，也多少改變了我的學術構成，就是我也開始讀舊石器報告和論文。尤其是薛新明、楊林中和我1991年發現翼城「棗園H1遺存」後，尋找山西早於「棗園H1」的遺存就成了我們當時的首要任務。當時我熱衷了一段舊石器文化晚期，讀了沁水下川、襄汾柴寺7701地點、吉縣柿子灘、蒲縣薛關等細石器文化的材料。1992年5月還與杜水生一起在下川做過五天的調查，走在富益河圪梁、水井背、牛路的田間和田埂上，聽著杜水生講王建先生當年調查的情景，到處找岩隙、岩棚和洞穴，現在想來彷彿昨天。那次調查雖然收穫不大，除在下川遺址中採集大量細石器外，還在富益河東岸的一個天然洞穴里發現西陰文化的夾砂罐殘片，但領教了王建先生的文字功夫。他在《關於下川遺址和丁村遺址群7701地點的時代、性質問題——與安志敏先生討論》中的最後一段話「但所採集的遺物若無突出的個性，或還伴有晚期遺物而又難以排出不屬於同一時代，在斷代時應留有餘地。否則，不管時代斷定者如何肯定，其時代問題仍縈迴於撲朔迷離之中。」(《人類學學報》第5卷第2期177頁)言簡意賅，意味深長。從此「寫論文，不能超過三千字」成了我那段時間逢人便說的話。我在1994年發表的《晉國早期都邑探索》(《三晉考古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開頭「晉國之封始於叔虞自然不象《史記·晉世家》所載『桐葉封弟』那樣傳奇，但封唐的事實確證無疑」，和結尾「十多年前，鄒衡先生就指出天馬——曲村、葦溝——北壽城遺址應作為探討晉國早期都邑的重點，前者已解決了晉侯墓地問題，後者也許能解決『故絳』問題，而晉都『唐』之所在看來仍存在於我們今天認識之外的虛無飄緲中」，這篇論文的行文風格也受到了王建先生的影響。順便說一句，隨著晉侯燮父及其夫人的墓葬在曲沃北趙晉侯墓地的發現，和近年來在浮山橋北先國墓地、絳縣橫水倗國墓地、翼城大河口霸國墓地和臨汾市堯都區龐杜墓地、浮山樑家河墓地的發掘，現在看來晉都「唐」之所在終於有了一些線索，也就是說其南、其北、其東都不出倗國、先國、霸國的範圍，其西司馬遷說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唐國可以確定下來，但晉都「唐」之所在看來仍存在於我們今天認識之外的虛無飄緲中。

而薛新明、楊林中和我合作的《山西翼城棗園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調查報告》、《翼城四遺址調查報告》和論文《晉南地區新石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新認識》，都刊登在王建先生擔任主編的《文物季刊》1992年2期上，要知道一本期刊刊登同一個作者的三篇文章，至今還為數不多。「棗園文化」成就了我們三人在考古界的學術地位，那時我們還不到三十歲啊。

彈指一揮間，二十多年後的2010年9月我又對山西的舊石器文化做個系統的學習，逐漸認識到山西的一些舊石器地點可能是圉於舊、新石器著眼點的不同而沒有認識到某些舊石器地點中的某一部分時間已經進入新石器早期的一萬年以內，發現柿子灘遺址群第9地點第3層(灰褐色黑壚土層)有保存較好的人工用火遺迹，周圍內集中分布著石製品、燒骨、化石、燒土塊、炭屑、蚌片、砍砸器、刮削器、細石核、石葉和細石葉等石製品，「炭化成塊狀」的測年標本年齡為距今8340±130年。參考河北徐水南庄頭的材料寫作《柿子灘與南庄頭》，期間向張先生請教相關問題，他給我提出了「不見陶器及磨製石器」的「前陶新石器時代遺存」的意見，使我得出山西沒有早於八千年的陶器的想法(田建文《柿子灘與南庄頭》，《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五次年會論文集(2012)》，文物出版社，2013年10月)。隨著2014年我在鄉寧縣光華鎮七郎廟村峪口村發現「柏樹溝文化層」，文化層內有燧石盤狀器、小石片和泥質紅灰陶缽殘片、夾砂紅褐陶罐殘片、夾砂灰褐陶仰口罐殘片等，時代為新石器時代棗園文化前期，使我的推測成為可能。而鼓舞我產生這一認識的除了蘇秉琦先生的山西考古文化南北處於「中原古文化」與「北方古文化」兩大古文化區系的紐帶地域(蘇秉琦《談「晉文化考古」》，《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東西則為「泰(山)沂(水)文化區」與「華(山)渭(水)文化區的割據前沿」(張忠培《中國北方考古文集·編後記》，文物出版社，1986年)，這麼多年來一直促使我反覆思考外，有意無意間1957年王建先生和賈蘭坡先生提出「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科學通報》1957年1期)的推斷，常常堅定了我的信心，為此我還讀了賈蘭坡先生的《悠長的歲月》(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0年1月)，而1959年王建先生果然發現180萬年前的芮城西侯渡舊石器遺址，因為只有有了科學的理念，才會有科學的發現。當然，我說「新說」還需要大量考古學證據的驗證。

寫著寫著就離題了，就此剎住還不晚。藉此短文，再次表達我對王建先生的懷念和敬畏。

2015年4月21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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