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再過去80年，我們也不會忘記這一天！

7·7事變80周年祭

今天的北京，艷陽高照，碧空如洗，一掃昨日的煩悶和陰雨。

80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挑起「盧溝橋事變」，對華發動全面進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此後的大半年裡，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等重要城市和戰略要地相繼失陷，大片國土淪喪敵手。

日本在侵略中國期間製造了無數起駭人聽聞的慘案，至今令國人記憶猶新。縱觀中國歷史上與外國之間的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傷害從未有如日本者。日本一直是中國最窮凶極惡而又善於隱忍以待時機的敵人。

日本侵華那些年

早有文章曾分析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時，中日兩國間懸殊的武裝力量對比。1937年的日本有戰機2700架，中國能用於作戰的只有300架，而且缺乏技術和後勤支持。

至於海軍中日之間的差距就更大了。日本早在1911年就開始研製航空母艦，而那一年正是清政府倒台，中國陷入四分五裂之時。1922年日本的第一艘航母建成，那年中國共產黨才剛剛1歲，中國還陷於南北分裂軍閥混戰的境地。1937年的日本海軍已居世界前列。

日本首艘航母「鳳翔」號

1937年中日之間的陸軍戰力相差也十分巨大。抗戰初期，日軍一個陸軍師團的戰鬥力相當於中方八到十二個同等戰鬥單位的戰力。

造成當時中日之間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是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而日本正是利用了甲午戰爭的賠款才獲得了快速起飛的資金動力。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日本知名企業，基本都是在甲午戰爭後創建或得到大發展，「從1894年到1903年末，日本公司數量從2000餘家激增至9000多家。1900年日本全部工廠企業的半數為甲午戰後所創建。日本通過戰爭賠款卻走完了工業發展36年的歷程」。

由於有了這筆巨大的資金，日本造船業生產能力的躍進前所未有，「從1898年的累計4艘、10013噸，發展到1904-1907年累計47艘、79639噸」，不到十年，日本建造船隻的數量增長10倍，總噸位增長7倍。中國用自己的錢武裝了日本，助推日本進入列強的行列。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侵略者嘗到了甜頭，刺激了它向外擴張的貪慾，引發了新一輪的侵略行動。

自那之後，日本的野心不斷膨脹，終於在1937年膨脹到了極點。這個野心膨脹的過程一直伴隨著日本侵華的腳步。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日軍在中國搶殺最為賣力；

袁世凱當政時，日本更是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1928年在東北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軍首領張作霖，企圖將東北置於日本統治之下；

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稍後自天津將溥儀劫持到東北，策動東北三省獨立運動；

「九一八」事變之後不到半年，1932年1月28日，日軍在上海襲擊中國軍隊，是為「一·二八」事變。偽滿洲國同年成立；

1933年1月至5月間，日軍占承德，後向長城之喜峰口、古北口等處進攻，企圖奪取華北；

1935年，在日本特務機關策動下，河北的冀東22縣宣布脫離中央；

1937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還在招待日本來華的經濟考察團；

5月6日，日本外相還宣稱，日本無獨佔華北的野心，僅僅數月之後，全面戰爭便爆發。

縱觀那些年，日本對中國的肢解、蠶食從未停止，終於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抗日戰爭中發生了什麼，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無需多言。我們應思考的是在強敵侵略的情況下，中國如何擺脫任人宰割的命運。

辛亥前後那些年

1937年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年份。

自清末以來的歷史事實一再教育我們，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所謂個人、家庭的幸福將會是遙不可及。由於晚清以來中國對外的一系列失敗，讓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制度等產生了懷疑，以至於開始了病急亂投醫的過程，急於從西方世界照搬照抄一切，而未意識到脫離了國情的學習並不是真正的學習。

早在辛亥革命剛剛結束時，美國就有學者認為那時中國模仿美國建立的政治制度在中國不會獲得成功。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評價辛亥革命後中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政治制度時，就曾做過這樣的記錄，「不能讓官僚承擔中國失敗的全部責任。年輕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也應負部分責任。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在民國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們卻試圖在中國建立一些與他們從國外，尤其是從美國觀察、學習到的制度完全一樣的制度。他們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對中國人民毫無意義，很快就在中國的政治現實面前土崩瓦解。」

美國一位權威人士對這批不老練的政治家的失敗也作了生動的描寫：

「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基。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從這些美國學者的評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國情論的影子。而1912年後幾十年間的歷史事實也證明，那時的中國真的是失去了一代人的時間。在當時的形勢下，要建設自己的國家，最首要的問題是先要能把自己的人民有效地組織起來，建起一套具備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行動能力的政治制度，而這正是當年的中國所最為欠缺的。

所以孫中山才會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失敗和理想幻滅之後感嘆，中國人就是一盤散沙。這就是當時的國情。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如何能夠抵抗團結的日本人的侵略？

1949之後這些年

然而還是這同樣的中國人，在1949年後卻強有力地組織了起來，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國家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行動能力得到了強化。

這種強化的源頭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此，西方學者給出了另一種判斷，雖然不完全客觀，但仍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中國道路的意義：

「1949年以後的幾年中，共產黨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了中國，……由於共產黨人的……工作效率又如此之高，他們能在短短几年內實現農業集體化並大大地加速工業化。而這，又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的一大強國，被人不安地看作是一個令人畏懼的好鬥的國家，而不是一個被投以貪婪的目光、即將被瓜分的弱國。」

同樣一個國家、同樣一群人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使外人對這個國家的認識也發生巨大改變，這就說明這條道路走對了，這條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西方學者的分析清楚說明，綜合國力的強弱、高低仍是決定一個國家世界地位的重要標準。而綜合國力的提高在於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否有效，能否把全國的力量充分組織起來，這需要強大的政府能力。

1949年後的中國，終於走出被列強覬覦的陰影，就得益於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國家能力治理體系。這其中，有效的政治組織、有效的政治治理是核心。在有了國家統一和穩定、合適的政治制度的保證以及軍事力量的保障下，才能夠談到全方位的建設問題，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重要保證。

我們應始終記得，弱國無外交、叢林法則和強權政治仍是今日西方理念下國際外交舞台的主要原則。但這個原則與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和國無大小一律平等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們在新中國建立伊始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十八大以來，我們又提出了要建設新型大國關係，這是在對東西方歷史和國際關係有深刻理解基礎上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中國價值觀在國際領域的重要反映。

需要清楚的是，中國的發展和繁榮是在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上取得的。在取得了這樣成就的基礎上，我們提出的各種理念、觀點在世界上才會得到認真的傾聽，並有可能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眾所理解。中國也會在自己的道路上繼續堅定地前行。

在2017年7月7日回顧歷史，我們知道中國今天的復興極其不易。中國發展了、強大了並不必然侵略別的國家，中國的繁榮是世界之福！正如習近平主席2014年訪問法國時所講，「拿破崙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來源：補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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