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大饑荒，周總理巧用障眼法緩解災情

網上有個故事一直流傳很廣。學校班裡要舉辦一次憶苦思甜的班會，老師讓同學們提前回去準備素材。某同學回家問爺爺，人生最苦的時候是什麼時候。爺爺哽咽著說，吃飯堂的那幾年。這裡的「吃飯堂」是指集體公社搞得如火如荼那幾年。在那幾年，也就是1959-1961年，中國經歷了建國以來最大的饑荒。

從國內情況來看，那三年剛好遇上自然災害，收成年景差。無獨有偶，此時國內經濟在搞大躍進，農業生產不被重視，很多農田用具被毀滅用於全民工業化。而且農業受損的情況並沒有及時傳到黨中央，國家層面領導人不能及時掌握情況。外部因素看，當時我國與前蘇聯徹底斷交，與蘇聯很多的債務都是通過糧食來償還的，國內口糧進一步縮減。

1960年初，全國有二千多萬人處於糧食危機甚至斷糧中，尤其是北方各大城市，其市面上的儲量幾乎不能維持整個城市人口一個月的需求。當饑荒災情傳到中央後，周恩來總理立即採取行動，親自挂帥糧食部，作為糧食調度指揮官。

首先，在國內進行糧食調度以解燃眉之急。相比北方地方，我國南方省份的糧食相對較充足。而北方地區，如天津、遼寧等地，幾乎已處於斷糧狀態。周總理聯合交通部在短短一個月內在省內調度糧食1000多噸，大大緩解了部分北方城市的荒情。

當然，由於上面分析因素制約，但是國家總的糧食儲備也不多，僅僅通過地方與地方之間的調度是遠遠不夠的，而且災情也在不斷地加重。於是總理開始思考尋求從外部進口。當時美國和台灣一直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我國又與前蘇聯交惡，通過政治購糧的渠道幾乎被堵死了。為了維持國內穩定，避免敵對國的「趁火打劫」，此次購糧只能通過隱蔽商業渠道來實現。周總理巧妙地使用了障眼法，讓出使他國的大使暗度陳倉，在香港聯繫了糧食賣家，及時地從海外進口了一大批糧食。

在此期間，總理一直心繫民眾，經常凌晨或大半夜召集相關工作人員開會，將各地的災情細細分析。每天都有調度令從中南海飛出，不斷地前往饑荒災區。在內援與外援並重的情況下，到1961年末，農業和農民生活基本回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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