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蘇僅因一紙詔書自殺，這樣懦弱的人真能撐起大秦帝國？

扶蘇太子給人的感覺就是：太子之位來得快（秦始皇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立他為太子），去得也快（秦始皇屍骨恐怕未寒，他就死了）。

歷史對這位太子的記載並不公道，司馬遷在《史記》中只是寥寥數筆，卻還是側寫旁描。所以，我們想要完整地了解這位扶蘇太子，在今天的確是一件難事。

據史料記載，秦始皇因不滿一些儒生的復古言論，在李斯的煽動下，於咸陽坑殺了四百六十餘名儒生。扶蘇知道後，勸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大怒，將其趕出宮廷去北邊給守衛北方的蒙恬作監軍。蒙恬，《史記》記載，「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掃六合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蒙恬還建造了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

秦始皇為什麼要大怒，除了他性格殘暴剛愎自用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扶蘇所言乃「柔慈」之語，在這位祖龍眼裡，這位長子與自己的行事路線格格不入。細思扶蘇的勸諫之言，可謂中規中矩，合情合理。

第一，天下雖然已定，但遠地的百姓還四散各處，這樣坑殺儒生只會惹來他們的恐慌；第二，儒生們又沒有犯什麼大錯，父親這樣做未免太殘酷了些。

如果可以結合所有有關扶蘇的歷史記載，我們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扶蘇並不是只這一次上諫秦始皇的。

《李斯列傳》記載：扶蘇以數直諫上；農民陳勝也說：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趙高偽造的將扶蘇賜死的詔書中，也稱扶蘇「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

這一切記載都說明了一件事：扶蘇經常會對秦始皇的一些所為勸阻，並說出自己的理由。由此可知，他們的父子關係自然好不到哪裡去。扶蘇被派往蒙恬處作監軍是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事，直到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扶蘇被矯殺，兩年時間裡，秦始皇從未過問過扶蘇。

但就在秦始皇臨死之前，卻「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上寫『與喪會咸陽而葬』」。不管父子之間的關係到底怎樣，秦始皇在死之前還是很清醒的。他二十多個兒子中也只有扶蘇堪當大任，況且又是長子，遵古制，自然會立他為太子。將玉璽賜給他，並讓他趕回咸陽參加自己的葬禮。

可惜的是，這「玉璽」和「書」並沒有到扶蘇手裡。被當時的趙高與一直跟隨秦始皇巡遊的小兒子胡亥拆開了。幾個在秦始皇身邊的人就一同商議，偽造了秦始皇給丞相李斯的詔書，立胡亥為太子。又偽造了一份賜給扶蘇的詔書，用皇帝的玉璽把詔書封好。詔書大意如下：

我巡視天下，祈禱祭祀各地名山的神靈以求長壽。現在扶蘇和將軍蒙恬帶領幾十萬軍隊駐守邊疆，已經十幾年了，不能向前進軍，而士兵傷亡很多，沒有立下半點功勞，反而多次上書直言誹謗我的所做所為，因不能解職回京當太子，日夜怨恨不滿。扶蘇作為人子而不孝順，賜劍自殺！將軍蒙恬和扶蘇一同在外，不糾正他的錯誤，也應知道他的謀劃。作為人臣而不盡忠，一同賜命自殺，把軍隊交給副將王離。

據《史記》記載：當胡亥的門客捧著詔書到上郡見到扶蘇，打開詔書念畢，扶蘇就哭起來，進入內室想自殺。蒙恬阻止他道：「皇上在外，沒有立下太子，派我帶領三十萬大軍守衛邊疆，公子擔任監軍，這是天下的重任啊。現在只有一個使者來，您就立刻自殺，怎能知道其中沒有虛假呢？希望您再請示一下，有了回答之後再死也不晚。」使者連連催促。扶蘇為人仁愛，對蒙恬說：「父親命兒子死去，還要請示什麼！」立刻自殺而死。使者回來彙報，胡亥、李斯、趙高都非常高興。到咸陽後發布喪事，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任命趙高擔任郎中令，常在宮中服侍皇帝，掌握大權。

後人會有個疑問，為什麼趙高有十足的把握扶蘇真能自殺呢？只是因為趙高對扶蘇太了解了。《史記·趙高列傳》中記載：趙高說，扶蘇「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也正是有對扶蘇這樣的認識，所以趙高與胡亥的奸計才得逞。不知這是趙高之狡詐還是扶蘇之愚蠢。後人對扶蘇的評價頗多，蘇軾在《東坡志林》中關於他的評價是「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明朝首輔張居正說：「扶蘇仁懦。」

蘇軾評價扶蘇之死，認為父讓子死，子不得不死才算是孝。而張居正卻認為，扶蘇雖然「仁」，卻是愚蠢之仁，愚蠢之孝，不足為後世效法。

蘇軾與張居正一個肯定扶蘇，一個否定扶蘇，或許是真心實意的，或許只不過是當時所處形勢需要他這樣來講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但無論怎樣，扶蘇還是自殺了。按他的話來講，「父親命兒子死去，還需要請示嗎？！」這句話絕不能用一個「孝」字就能解釋得了的。

扶蘇是孝，但孝並不意味著唯命是從。如果用百依百順來解釋孝，那扶蘇堪稱不孝。他總和父親有分歧，有分歧自然就免不了爭吵。有爭吵就是不順不依，不順不依就是不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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