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

文章來源

水煮百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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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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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賢，男，漢族，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賢人，原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任職至「文化大革命」結束）。1950年9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1年8月參加工作，高中文化。196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開除黨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醫。1995年5月起刑滿釋放在家，卒於2007年10月。

這裡先講一講我所接觸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亂的時候認識的，具體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接觸王洪文，感覺到他是一個複員軍人的形象，他喜歡穿軍裝，那時是冬天，棉的綠軍裝已經洗得發白了，戴了一頂翻上去的海虎絨帽子，前面佩一個毛澤東像章，他一口東北普通話，上海話說起來不靈光，偶而能說出一兩句，但一般都說東北普通話，還帶有很重的鼻音，他說他是吉林省長春市郊區的人，他一九二五年出生，比我小兩歲，童年比較苦，家裡又種地，又放豬，東北的豬要放養的，要人趕，還要放馬。他小學沒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時候在吉林到處流浪，他說解放前有段時間在東北看到「老毛子」(東北人稱蘇聯人為「老毛子」，看到他們到一個餃子攤上買餃子，沒東西盛，就把帽子拿下來，叫人家把餃子往帽子里裝，我們只能在旁邊看，解放以後，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歲的王洪文在東北參軍，他老是說，我跟你們，特別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說「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豬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識分子。」他是酒後吐真言，因為他心裡老是感到與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參軍後在浙江湖州二十七軍軍部里當通訊員，所以他當時跟原二十七軍軍長，內蒙軍區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見他就喊「小王，小王「。後來，隨二十七軍到朝鮮去抗美援朝，先當警衛員，後來又當通訊員。這個人膽子很大，他說他當通訊員的時候，到前錢去送信，炮火運天，跑得累了，就拉兩個死人墊在屁股下面坐著，休息一會兒，然後再往前趕路。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是有點兒資格的，但在部隊里什麼也得不到提拔，回國後，部隊成立軍樂隊，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問他做什麼？他說吹黑管。我現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傳記，都沒有這方面的記載。我說你吹黑管，怎麼吹的？因為覺得他對音樂沒么什麼特殊愛好，他說我也不懂什麼樂譜，反正在裡面瞎吹吹；那時解放軍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弔兒郎當地把帽子扔來扔去。在軍樂隊里，他得到一個副排級的待遇，後來就從軍樂隊吹黑管的位置上複員。他在部隊里入黨，由於沒有什麼大的培養前途，所以複員到國棉十七廠當了保全工，他告訴我，當時人家都叫他們「小加油」，因為要在各個紡車上加汕。

王洪文那時住在廠里的集體宿舍里，我問他禮拜天是怎麼過的？他說：「啊喲，無聊，過禮拜天，我經常到市裡來玩。」當時住在楊樹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裡」的。「回廠的時候買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窩夾兩瓶，右面胳肢窩夾兩瓶、手裡再拿兩瓶，拿好六瓶啤酒後，從外灘搭六路有軌電車，―面乘車，—面喝啤酒，電車『框當』、『框當』開到楊樹浦，六瓶啤酒統統喝光。」他後來的酗酒與這種習慣有關係。當時一個青工住在廠里，星期天就那麼無聊地過。王洪文在廠里的工資一直比較低，後來調到保衛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塊錢，他用錢很厲害，沒積蓄也沒有房子，要找對象很困難。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認識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廠託兒所的保育員，是臨時工，但她的家庭條件比王洪文好，她從小被一對老工人夫婦領養，養父養母在定海路橋有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覺得崔根娣條件不錯，追求了她以後就結婚了。婚後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

文革開始後，王洪文在廠里貼了四淸工作隊和黨委的大字報，成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與他的接觸過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別人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等級觀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這些東西。剛開始穿舊棉軍裝，後來一奪權，就開始排場起來，一身一身地換新軍裝，都是向部隊里去要來的，他還向部隊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蓋的代表幹部身份的長大衣，頂在肩膀上面。

他對於哪一級幹部可以住什麼房子，用什麼車，非常注意。開始說是因為安全問題，從定海路搬出來，換了幾個地方。但後來他就開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過三個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層樓的公寓，每一層樓有兩套住房，一套是辦公室，一套作為居住用，一套里有兩室兩廳，過去是給市委常委住的。王洪文住進公寓後，看見前面有一排兩層樓的花園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獨立的院子，種著果樹，很考究。這些房子過去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張春橋等住的，後來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裡。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裡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後，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夠，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後，儘管佔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裡不夠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於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秘密房間，看是一面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裡面有幾間秘密房間，這說明隨著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連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願意住了，回到上海，搬進東湖路七號，即現在東湖路、淮海路口轉角的一個大院子，進面有游泳池、網球場。住下後不久，他又讓市委招待處寫了一份報告，要把東湖電影院划進去，歸他個人看電影享用。當時我感到這個要求太過分了，一面毛主席講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一面他又在不斷地擴大自己的資產階級法權。我找了一個理由，對馬天水說東湖電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長的歷史，圈進去是不是妥當？因為我提了意見，這事情才擱下來了。

王洪文還很喜歡玩汽車，他在上海有六輛車，還不包括保衛他的用車；一輛是三排座的大紅旗高級小轎車，車裡有恆溫設備，駕駛座和后座之問有塊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輛是西德的賓士，他日常用的；一輛是上海牌橋車，下基層時裝裝樣子的；一輛是伏特加，一輛是北京吉普，這兩輛車是幫他拿信件或運東西時用的有時打獵也用北京吉普；他還搞了一輛特製的防彈轎車，玻璃是幾英寸厚的防彈玻璃，車身是防爆鋼板，非常重，他們把車開到靶場，用機槍、、步槍打，用手榴彈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這輛防彈轎車鎖在車庫裡，從北京回上海後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歡喝酒。當時地方上比較嚴格，即使在賓館，喝酒也要自已掏錢的，怎麼辦呢？他經常到部隊去，專門找部隊的軍長、師長，副司令喝，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後，王洪文被任命為上海警備區政委，到杭州去處理有關案件，變得更加趾高氣揚，整天處在各種宴請的包圍之中，貪杯嗜飲，變本加厲，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見他一天四頓酒，連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時人喝得糊里胡塗，舌頭大大的，說話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時候，就熟衷於外出打獵，當時寫作組的王知常，作為他的隨員跟去杭州，幫他整理項目材料，跟了兩個月，眼看王洪文的這等表演，心中存氣，私底下寫了一首打油詩：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馬且飲洗塵酒。

商賓良朋歡騰座，揮拳舞觥夜作晝。

深山獵兔驅快車，大江射雁泛輕舟。

胡塗官司君休問，上車莫忘雞和狗。

到北京以後，由於工資沒有增加，上海市委辦公室主任張敬標經馬天水批准，每個季度給王洪文送幾百塊錢，那時已經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拿了幾箱白沙酒送給他，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錢，結果他想出一個辦法，到人民大會堂去買剩下的國宴酒。當時，國宴結束後，把瓶中剩下的乾淨的茅台酒並在一起，重新裝瓶後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兩次的去買那種酒，買了許多，人家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聞生對他就很有竟見：「沒門。他要到我們這裡來占什麼便宜，沒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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