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幸運和堅持，讓他成為出色的敦煌學者

天下 07-09

文 |葉兆言

文革後期，在上海住眼科病房，那種大房間，一個房間就一病區。當時這家醫院的眼科，上海最好，華東地區最有名。有位留學德國或者奧地利的老專家，水平極高，號稱「遠東第一把刀」。病友們背後議論他的傳奇，留下的最深印象，文革初期被打倒，老專家天天打掃廁所，有個年輕的清潔工十分照顧。如何照顧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夥子好心得到回報，被老專家看中，偷偷地收為弟子，把自己的絕學都傳授給他，結果這名不起眼的清潔工，便成了當時醫院中最好的眼科醫生。

情節很武俠小說，後文革時期，類似故事非常勵志。年輕人寫大字報，寫著寫著，拜老先生為師，後來成了書法家。寫批林批孔文章，古文方面有疑難，向老先生請教，文革後恢復高考，這些年輕人成了大學生、研究生。都說那幾屆大學生貨真價實，不知道很多都是文化大革命所賜。

話題回到年輕的清潔工身上，病友們都覺得他運氣太好，逃避了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又學會一門非常好的醫術。不容置疑，年輕人現在肯定已是國內頂級眼科專家。

其實我更想說的是學習機會，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不討論年輕的清潔工是否逃避了上山下鄉修地球，大家羨慕的只是他獲得的絕佳機會。人生最難得的是機會，我上大學時，大學還看不上當代文學，教現代文學的許志英老師總喜歡拿北京的社科院文研所說事，他覺得自己出身復旦沒啥了不起，可是弄這個現代文學，跟在大名鼎鼎的唐弢屁股後面干過，這個經歷非常牛，見識會完全不一樣。許老師的名言，文學研究所出來的人，就算沒吃過豬肉，也是見過豬跑。

記得剛考上大學，父親很不屑地說讀文科要上什麼大學，祖父同樣不屑，說我們老開明的人最看不起大學生。很長時間，我弄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說，覺得他們是出於嫉妒，父親和伯父沒上過大學，祖父也沒上過大學。

後來才想清楚，因為他們都長期做編輯，跟無數大學生打過交道，知道大學生的份量，見過太多糟糕的大學生，同時也知道，學文的人只要自己有心，只要認真和想學，在編輯崗位上好好乾活，很可能是最好的修行。

民國年間老開明書店，出過很多厲害的編輯，1949年以後，搞教育的去人民教育出版社，搞文學的去中國青年出版社，搞古典文學的去中華書局。老開明的人在什麼地方都出色，都是第一流編輯，都能發光。

說這些是因為手頭在讀的兩本《鳴沙習學集》，我的同學徐俊所著，他寫別的書沒讀過，這兩本書已讓人徹底折服。當然，說是同學還有些套近乎，徐俊比我低一屆，我們學校中文系是小系，77級78級79級，三屆學生加在一起，也沒幾個毛人，弄古典文學玩出名堂，更是鳳毛麟角。他是79級，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華書局，一干就幾十年。說老實話，也可能是我孤陋寡聞，少見多怪，論起做古典文學的學問，還真找不出比中華書局更好的地方。

不由地想起我非常佩服的周振甫老先生，這位開明的老編輯一直是心目中楷模。我們家說是編輯之家並不為過，祖父編輯，父親和伯父編輯，唯一的姑姑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當編輯，堂姐和表姐是編輯，侄女和侄子也是編輯。我最差勁，當了四年小編輯，便成為逃兵。

周振甫先生

若論資格和水平，應該是伯父最好。伯父非常反對編輯只是「為人作嫁」的說法，他覺得幹什麼事，都應該是為人作嫁，都是為人民服務，強調「為人作嫁」，骨子裡還是輕視編輯。每個人都應該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都應該是個好的編輯，好的教師，好的作家，好的政治家，好的法律工作者，好的運動員，好的領導，好的群眾。

譬如周振甫先生，就是一名非常優秀的編輯，大家都知道，他是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責任編輯，有著非常好的業務能力。

一個好編輯的厲害，三言兩語說不清楚，錢鍾書說「校書者如觀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又說自己的《管錐編》「蒙振甫兄讎勘，得免於大舛錯，得賜多矣」。一本書遇到好編輯實屬幸運，然而這個好編輯，也不是單單一個人品夠好就行，本事就是本事。

一個好編輯必須要有觀世音菩薩那樣的慈悲心，還要有千手千眼，也就是說要有超凡的業務能力，這絕不是一句簡單的「為人作嫁」就能打發。在我們家提起周振甫先生，永遠會帶著一份敬意。

我這個編輯沒當好，半途而廢，一方面自己太想當作家，一方面也是心目中好編輯標準太高，高山景行，覺得怎麼努力都到不了周先生那境界。

《鳴沙習學集》的文章大多與敦煌有關，敦煌文獻是專門學問，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十足的冷板凳功夫。作為一名外行，我對敦煌學的認識無非兩點，也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敦煌學者，中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敦煌學，最初因為洋人喜歡而時髦，因為洋人重視而成為顯學。時髦和顯學也是說說而已，一般人心目中，敦煌最直觀的印象是那些飛天壁畫，其次就是被洋人買去的那些珍貴文物。這年頭一說起文物，人們首先想起的不是它的價值，而是它的價格，敦煌文獻都是無價之寶。

敦煌文獻並不是誰想研究就能研究，會受到許多限制，你必須要具備這個專業的能力，你要能看得明白那些天書。當然，你還要有能接觸這些破紙片的好機會，我們都知道，很長一段時間，敦煌文獻不是落在洋人手裡，就是躲在私人藏家的秘室。得有機會遭遇它們，你要花大把的銀子漂洋過海，去大英博物館，去巴黎國立圖書館，去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

時至今日，經過一代代學人努力，想接觸這些文獻，無論一手還是二手，再不像過去那麼困難。機會還是會有的，然而今人做學問的耐心，對待學術的態度，已完全不能與前人相比。

徐俊兄在中華書局當編輯，一不小心進入了敦煌學研究的前沿陣地，我不知道他本來就有濃厚興趣，還是因為工作關係，逐漸對這謎一樣的文獻入迷，像鴉片煙癮一樣，沾上了便欲罷不能，迷住了就神魂顛倒。反正所著作的兩卷《鳴沙習學集》，絕對專業，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我是外行，有關專業的話不敢多說，至多也就是捧捧場。最想說的還是他的幸運，大學畢業去了一個藏龍卧虎之地，耳聞目睹，不知不覺功力飆升，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當然，關鍵就是一個堅持，要能夠活下來。板凳要坐十年冷，說起來容易，在如今這個與時俱進的現實世界，很顯然並不容易。因此說一千道一萬，徐俊兄最讓人羨慕，不只是所獲得的機遇，更重要的還是他的堅持，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