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被害、殺嬰……涉罪未成年少女在他們的幫助下走入新生

5年過去，虹虹就像從一場漫長的噩夢中初醒一樣。不到兩千個日日夜夜裡，伴隨著她的，除了恐懼，還有無法挽回的愧疚：

2012年年底，深圳。

14歲的虹虹，心裡裝著一個「大秘密」。才到深圳幾個月，她總是戰戰兢兢的。而幾個月前，卻是她哭著鬧著要離開留守的農村老家，與在外打工的父母團聚。

然而此時，她的的確確又害怕與父母待在一起。

等到「砰」得一聲，門關上了，虹虹就站在門後，伸著耳朵、屏住呼吸聽父母下樓的聲音。直到腳步聲一點點消失，聽見單元門被鎖緊的聲音，緊張的神經才稍稍放鬆下來。

她長長地舒了口氣，連忙開始了自己的「秘密計劃」。

留守、被害、殺嬰

深圳的冬夜被陰冷的潮氣裹狹著。虹虹和父母還有弟弟，一家四口蜷縮在一間很小的出租屋內：僅能放下一張雙層床和沙發，廚房和廁所之間只靠一扇布簾隔開。

她的秘密其實很簡單：每天父母走後，她就在家裡使勁兒蹦、使勁兒跳做高強度運動，還時不時用手摸摸肚子。

「我跑我跳，就想把它弄掉下去」。可是日復一日，滿頭大汗之後，面對著愈發高高隆起的小腹，她害怕，但又不敢讓爸媽知道。

如果沒有那一次事故，虹虹也只是中國6100萬個留守兒童之一。

2012年3月，剛上初中的虹虹，在老家的學校遭到了強暴，她沒有看清對方的樣子。事實上，在小學畢業時，她就跟母親提到過，聽朋友說這所學校發生過類似的惡性事件，但那時遠在深圳的母親並沒有在意。

兩個月後，虹虹發現自己懷孕了。於是，她藉機跟母親說自己不想讀書，一定要來深圳。

見到女兒逐漸變大的肚子，父母仍然沒有放在心上，只是以為孩子「長胖了」。直到12月底的一天，從早晨開始，虹虹的腹部就一直在陣痛，但她並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直到次日凌晨上廁所，虹虹先拉了一次肚子，第二次竟然產下一名嬰兒。

面對突如其來的生命，她有些驚慌失措。擔心被父母和鄰居發現，甚至都沒看看孩子是男是女，虹虹就跑進廚房，拿了一個黑色的袋子，把嬰兒裝進去，手哆哆嗦嗦地打開8樓的窗戶——像擺脫噩夢一樣，把它扔了出去。

嬰兒當場死亡。由此，原先的被害女孩變成了殺嬰母親。

依照法定程序，她被公安機關轉送到深圳福田區檢察院，開始開展社區矯正。恰逢《新刑訴法》專門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新設了附條件不起訴、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等制度。同年8月福田區檢察院率先開啟「涉罪未成年人幫教服務」，成立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檢控組，專門負責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衛東看來，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有著各種各樣複雜的社會、家庭因素，當然也與其自身性格等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繫。

「涉及到孩子，只要是為了涉案未成年人更好地回歸社會，我們的探索就沒有禁區。」陳衛東對中國長安網記者說。

僅憑一己之力，可能做不好幫教。檢察院與廣東省首家專門從事違法犯罪青少年幫教工作的司法社工隊伍——啟航公益中心的前身合作。

該機構宣傳冊上寫著，「被害人缺乏關注是比犯罪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令人愕然的也正在於此：直到警察上門詢問，虹虹的父母才終於得知了真相。

檢察院委託專業社工根據涉案對象的特點，通過檢察官、社工與涉罪青少年「二對一」的幫教方式，感化和挽救涉罪青少年，使他們真正從內心懺悔，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時間大致從半年到一年不等。

2013年7月左右，虹虹以故意殺人罪被公安機關批捕並轉送檢察院。2014年2月，經過法院審理，最終她被判刑3年，緩刑4年。

中度抑鬱

被強暴的陰影和殺死自己孩子的噩夢纏繞著這個14歲的孩子。那個曾經在父母眼裡「乖巧、懂事」的虹虹不見了。她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傷害了一個無辜的生命。

經常性失眠抑或夢魘在被強暴後成為她夜晚的常態。虹虹的睡夢不再甜美，經常會閃回過去的那些畫面，記憶一遍又一遍地像刀一樣反覆割著她的心口。

她還迴避見人，表情獃滯，後來被醫院診斷為中度抑鬱。「一見人就一個勁地哭」。

直到現在，社工羅雲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她的場景：在檢察院辦公室，瘦弱的虹虹獃獃地坐在椅子上，面色蒼白、黑眼圈嚴重、雙眼腫脹，並且在一直不停地抹眼淚。幾乎沒有交流能力，只能由母親代為回答。

「做噩夢,不停地腦海閃回，都是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表現。」第一次交流之後，羅雲對虹虹有了初步的心理評估。

她開始嘗試跟虹虹介紹自己，試著安撫她的情緒。羅雲放一些輕音樂，教她調整呼吸，打算用放鬆療法先治療虹虹的睡眠。

有了一些效果之後，她又從虹虹母親那裡了解到，「她的思維反應比原來遲鈍，考慮到孩子年齡小，我就帶她玩遊戲。」

「德國心臟病」就是他們常玩的一個練習快速反應的遊戲：當玩家看到五個相同水果的時候就必須按響鈴鐺。

遊戲一共有56張牌，4種水果，每張牌1到5個相同水果。當每名玩家打出他的牌時，如果誰看到檯面上有5個相同的水果，就必須馬上按鈴。

「在遊戲里，我終於再次見到了她的笑容。」慢慢地，虹虹開始願意和羅雲說話了。

羅雲還做了社會調查，去了虹虹的老家，與她身邊的人都聊了個遍。她發現，孩子的心結還是在於家庭：「長期的留守以及父母間的矛盾，讓她很少能從家庭中獲得有效的支持，這也是她在被強暴後選擇隱瞞的原因。」

意識到這一點，幫教虹虹的福田檢察院檢察官曾艷和羅雲又立即開始其父母進行輔導，緩解他們對於虹虹的內疚，幫助增進親子溝通。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虹虹開心地告訴羅雲，「有時候父母也會在吃飯後陪她和弟弟玩桌遊了。」

逐漸地，虹虹的心理慢慢有所好轉，羅雲又開始帶她去參加陶藝小組、葫蘆絲小組，還鼓勵她參加義工服務。「看得出她也喜歡做義工，剛開始有些生疏，不怎麼說話，只幫忙做事，後來會主動幫忙，也與孩子有主動地交流。」羅雲告訴中國長安網記者。

經過將近一年的接觸之後，羅雲終於向虹虹問出了那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當時小孩有沒有哭？」

並非意料之外，虹虹再一次抑制不住地哭了。

於是，羅雲讓她閉上眼，引導她在腦海中想像藍天白雲，直到慢慢浮現孩子的臉。她告訴虹虹，如果有話對孩子說，可以在心裡說。「孩子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他知道你只是當時還沒有能力養他，他能夠原諒你。」

那一次，虹虹告訴羅云：「我跟孩子說了話，請他原諒我。」

不久後又到了生日。她曾對羅雲提到過，童年開心往事之一就是與朋友在田間騎單車。為了勾起快樂的回憶，羅雲邀請她和弟弟一同去騎單車，在公園的草地上吃蛋糕、過生日。

第二天，虹虹發了長長的簡訊給她，其中最重要也最讓人欣慰的一句是——「自己又能感覺到快樂了。」

97個新生命

虹虹是深圳福田檢察院和社工組織合作幫扶的第一個孩子，他們的最終目的，是使這些孩子不帶痕迹地回歸社會。從2013年至今，四年時間裡，總共有97名涉罪少年「迷途知返」，重獲新生。

其中，福田檢察院已對52人作出附條件不起訴處理，對16人作出不起訴處理，對18人取保候審後進行系統幫教延續至審判環節並均被判處緩刑回歸社會，不逮捕或改變逮捕強制措施並予以幫教的11人。

他們都曾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涉罪未成年人。

王濤也是97個「新生命」中的一個。生活在深圳，家庭條件優渥，王濤不僅是家裡的「小霸王」，在學校也是個「大哥大」。「每個月的零花錢都是好幾千上萬，手下有20多個小弟」幫教他的檢察官李淑穎對他印象深刻。

自小不缺錢花的對金錢「沒什麼概念」，養成了他花錢大手大腳的習慣。高二那年，父親生意失敗，零花錢減少了。錢就不夠用，王濤就帶著他的一幫「兄弟」，搶劫手機銷贓換錢被抓。

李淑穎回憶：「剛開始他一臉不屑，說話弔兒郎當。一副小混混的樣子，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根本沒有意識，也沒有對法律的認識和尊重，還覺得被害人傻。」

直到，檢察院專程組織部分社區孩子一起參觀看守所，才讓王濤對自己的行為有了深刻地認識。

看守所的監倉生活，以及犯人帶著手銬腳鐐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沉默了很久。回去之後，在他上交的書面彙報里寫道：「思想有了很大的觸動，想到如果自己這次的行為導致關押在看守所，將會是怎麼樣灰暗的生活。「

後來，王濤主動產生了重回學校讀書的念頭。但遭到多方碰壁：學籍被取消，學校拒絕接收，教育局稱執行規定，無法恢復學籍。

檢察院了解到後，領導親自帶檢察官和孩子去教育局溝通協商，陳述情況，終於讓他恢復學籍，回到學校就讀。

「尤其是通過助力返校就讀這件事，孩子和家人對檢察院信任度達到滿分，他知道其中的艱難，也看到我們是真的幫助關心他。」 李淑穎說。

復學之後的幫教，王濤非常配合，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抓緊時間學習，還對以前的小弟進行規勸，最終考上了大學。也是97個新生命中，考取大學的五個人之一。

「幫教他們，陪伴他們，其實我們自己也在成長。」 4年時間，李淑穎幫教過許多像王濤一樣的孩子。

「這是一個相互的過程。」一名社工告訴中國長安網記者。每一次幫教，對於檢察官和社工們來說都是一次洗禮。看到他們的變化，社工們會感到驚喜；看到他們的反覆，社工們也會焦慮。

從事未檢工作4年的福田區檢察院未檢辦主任曾艷最大的感受是：「我們曾以為自己在影響孩子們的成長軌跡，回首望去卻發現，是孩子們促使我們不斷反思和重塑自己。」

她還有另一個身份——兩個孩子的媽媽。大兒子8歲，小女兒剛剛8個月。

以前曾艷也是一個急躁的人。做了這份工作後，與孩子們相處的時候，會注意相處模式，更多的尊重孩子。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時候，她也會反思「自己的教育模式會給孩子帶來怎樣的影響」。

今年，王濤剛剛大學畢業。他寄來了一封手寫的感謝信，密密麻麻兩大頁紙：「接受的幫教後，我開始為他人著想，知道讀書的重要性，身邊有朋友不想讀書，我會立刻勸他。」

收到信後，李淑穎明白，這場與迷途羔羊內心的「猛虎」較量的戰役，她算是贏了。

不帶痕迹地回歸社會

在2017年之前，幫教一直以陪護為主，與孩子建立「朋友」、「老師」式的關係，以專業手法為支撐，陪伴孩子渡過幫教期，初步解決孩子在認知、行為上的一些問題。接受幫教的孩子大都是初犯，情節較為輕微，因此成效顯著。

但在面對重刑犯、社會化程度高的孩子時，這種簡單陪伴的方法就顯得有些束手無策。「未成年人身上的問題沒有根本性地解決，對社會來說更像一個定時炸彈。」另一位社工告訴中國長安網記者。

福田區區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余智晟介紹，就深圳的情況來看，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勢越來越嚴峻，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未成年人犯罪的總數在減小，但實際上未成年人涉重罪、犯罪暴力化、成人化、團伙化的趨勢日趨明顯，再犯罪率也趨高。

「在法庭上，我們都有對這些孩子進行過司法教育。但出去了，他們還是會再犯，『多進宮』預示著我們之前只教育是有問題的。」

曾艷還記得再犯罪次數最多的一個孩子。從達到法定年齡開始，他一共因盜竊被抓了八次。「這個孩子『八進宮』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

突破，迫在眉睫。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懲戒後出去再犯，這已經成為一個死循環。

此時，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王英赴粵的一次講課，給了福田區檢察院未檢辦一絲信心：如果能夠對涉罪未成年人開展有效的心理測評和風險評估，從而進行專業的心理疏導和心理矯治，那麼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經過多次溝通和探索，今年2月，深圳福田逐步由陪伴式幫教過渡到精準式幫教——引入先進心理學，快速幫助孩子向社工敞開心扉，並根據人格甄別報告，有的放矢的制定方案、評估風險以及幫助恢復家庭關係。

「成年人的司法解決不了未成年人的司法問題。」這是大部分少年司法專家的一致認識。

問題的根源幾乎是全社會的、廣泛性的。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辦公室處長張寒玉看來，涉罪未成年人的社會化不足、社會化缺陷以及社會化問題是少年司法始終面臨的主要問題，希望成人社會寬容未成年人犯罪。

但也有人向檢察院提出質疑：「你們是在放縱未成年人犯罪」。而福田檢察院上下從未有過動搖。「挽回涉案孩子，最終讓他們回歸社會」——一直是他們的一致追求和初衷。

然而一開始，他們就犯了難。小艷和小紅是97個最新開啟新生命的孩子。

那是個特別的日子。社工李英芳很早就到了看守所，在門口來回踱步，不時低下頭看看時間。手裡緊緊地攥著兩個紅包，每個紅包里包了66塊錢。那是李英芳出門前就準備好了的，想等孩子從看守所出來後，親手交給他們，祝福她們的新生活能夠順利開啟。

直到聽到「吱」地一聲，門開了。兩個女孩走出來，一個高個兒，另一個略顯瘦小。待在看守所的這些天，還她們不太能適應。李英芳三步並兩步，急忙迎上去，一邊把兩個紅包塞在孩子們手裡，一邊拉著她們的手快走。

然而，她遇到的第一個難題，不是心理，而是物質。兩個女孩甚至沒有合適的衣服穿。於是，李英芳把她們帶回了家，把自己和女兒的衣服找給她們穿上。

過了好幾年，她仍然記得那兩個孩子，一高一矮穿著不合身衣服的模樣。「我也是一個母親，我真的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孩子。」

在社工們的幫助下，兩個孩子沒有再踏入看守所的那最後一段路。

目前，最新的成果是，從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經幫教順利回歸社會的孩子達到49%，而全國的比例還低於6%。同時，深圳福田檢察院還提供了知識技能培訓基地，已幫助42名涉罪未成年人實現再就業。

如今，17歲的虹虹在經營一家服裝店，由於情況特殊，直到最近，她才真正結束幫教。好像做了場黃粱一夢，那些記載著過去這些傷痛歷史的案卷已經按照新的制度被永遠封存起來。那些血色的過往，也都已經隨著時間慢慢褪去顏色。

在人們的印象里，她依舊是那個笑聲如銀鈴般清脆的伶俐少女。

（為保護這些未成年人的隱私，使其順利回歸社會，本文中所有未成年人姓名以及社工姓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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