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願堅的烽火愛情

王願堅

一位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軍旅作家。他筆下「和血含淚」的故事《黨費》《七根火柴》《三人行》，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人。今天，讓我們隨著作家妻子的講述，走進他們的真實人生，那裡不僅有激情如火的革命豪情，更有甜蜜浪漫的烽火愛情——

1951年翁亞尼與王願堅的第一次合影，是「王翁戀」開始的見證

我和願堅的愛情，像一條小河。不管途中有什麼樣的激流險灘，它一直向前流去，流向遠方。讓我覺得，這輩子和他在一起，生活是那麼快樂溫馨，世界是如此五彩繽紛。

初識「小老頭」

1949年，是祖國大地春暖花開的年份。年初，解放軍取得了三大戰役的勝利。5月，「百萬雄師」渡過長江天險，直搗南京總統府，不久解放了我上學的城市——寧波。當時，大批青年學生紛紛投身革命，我和幾個女同學也投考了第三野戰軍第22軍軍幹校。8月份畢業時，學校挑選了男女學員共20人，組成「新聞培訓班」，由《麓水報》社培訓，我有幸位列其中。

一天，《麓水報》社的全體同志來和我們培訓班學員見面。等報社領導把所有的同志都介紹完後，我卻是一個名字也沒記住，一個具體人的印象也沒留下。因為他們都像是一個模子里鑄出來的——一樣的軍服，一臉的嚴肅。

我們培訓班的青年學生由王玉章同志介紹，他一個個叫著名字。記得叫到我時，我站起來就覺得滿臉發燙，惶惶然不知所措。40年後，願堅才告訴我，正是那時候我的滿臉「紅雲」，讓他深深地記住了我。

自那以後，每當我們在報社辦公室旁的走廊里進行小組討論時，常常會有一位解放軍同志在我們身旁，走過去又走過來。開始我並沒在意。有一次，我忘了是討論什麼問題，只記得當我說到：「在家鄉吃喜酒時，有人勸我買一雙美國玻璃絲襪和一雙美國玻璃皮鞋，說是好漂亮！我卻想，那襪，那鞋，是美國貨，要是我們中國自己產出來的，那才好哩……」這時，我突然覺得有人看著我，一望，正是經常從我們身邊走過去的那位解放軍同志。當他看到我發現了他時，忙低下頭走開了。

我也開始注意他——個子不高，瘦瘦的，看上去年齡還沒有幹校的男同學大；雖說是解放軍，每天卻只穿一件藍色印丹士林布衫，頭上的軍帽像是掛在後腦勺上，帽檐翹得高高的；帽子下是一張白皙的臉，高高的鼻樑，尖尖的下巴，一雙不大不小的眼睛，有一種與別人不一樣的神色，顯得睿智、深沉。為此，我給他起了個外號——「小老頭」。

新聞培訓班在8月底結束。我和幾個女同學最終留在了《麓水報》社，我被分配到編輯室。在編輯室的歡迎會上，我才知道，那個一直被我叫做「小老頭」的人，名字叫王願堅。

從那天起，我便和願堅在一個辦公室工作，他編稿我抄稿。那年，他20歲，我18歲，我們正處在人生最美好的年華。

1952年12月王願堅夫婦結婚照

我的「保護神」

1949年秋天，那時與寧波隔海相望的舟山群島還未解放，第22軍肩負著渡海作戰的重任。為了更好地指揮渡海作戰，軍部和《麓水報》社遷往寧波東邊的一個小鎮——五鄉碶。

1950年元旦過後，願堅出任報社編輯室副主任。當時，報紙隔一天出一期，編輯室的工作很緊張。我們四五個人，常常圍著一盞如豆的煤油燈，坐在八仙桌周圍工作到深夜。而願堅更忙，他往返編輯室與印刷廠之間，既要顧著編稿、排版，還要關照報紙的印刷情況。

當其他人先後離開編輯室時，我常因抄寫稿子走在最後。每當這時候，願堅總說要工作或學習，也留了下來。小鎮的夜晚很靜，屋子裡只剩下我和願堅兩人的時候，夜就更靜了。窗外小河上，微風吹動河水拍打著停泊在河面上的小船船底，發出「空通」「空通」的聲音。最初我們都停下手中的筆，側耳細聽這深夜裡傳來的怪聲。一會兒，我們相視一笑，又繼續工作了。這樣的夜晚多了，我覺出來，願堅其實是擔心我一個人害怕，所以留下來陪著我。

一次，我負責采寫印刷廠一位老勞模的先進事迹。我那時是初生牛犢，認為這樣的寫作沒啥難的，但實際動筆卻沒那麼順利。晚上，八仙桌邊只剩我和願堅倆人的時候，他拿出我寫的稿子，逐句逐段地給我講，這句為什麼不行，那段為什麼不能要，然後幫我修改、補充，並告訴我為什麼要這樣寫，直說得我既慚愧又感動。幾天後，這篇通訊在《麓水報》上發表了。我突然覺得，願堅很像自己中學時的老師，可又比老師多一分什麼。究竟多什麼，我也說不清楚。

每天晚飯後，我們這些參軍的青年學生、報社的工人、電機班的戰士和伙房的炊事員，都愛到報社旁邊一個閑置的中學操場上開展文娛活動。大部分人都跳集體舞，還有一部分玩「丟手絹」的遊戲。願堅常常會悄悄地坐到圈子裡來。眼尖的同志見他坐下，就會示意丟手絹的人把手絹丟在願堅身後，因為他們都知道願堅有一肚子的歌。願堅先是拿起手絹發愣，然後慢慢地從地上站起來，隨手把手絹往頭上一戴，就扭起了山東大秧歌，口裡還唱著「豬呀羊呀，送到哪裡去……」大家見此情景，都笑得前仰後合。

繁雜的日常工作和極強的責任心，很快讓願堅的身體吃不消了。1950年的春天，他病了，經常感冒，發燒又咳嗽。到寧波醫院檢查後，被診斷為肺結核。當盤踞在舟山諸島的國民黨軍隊殘部匆忙逃竄到台灣、報社奉命遷到舟山主島定海縣城後，組織上決定讓願堅馬上去杭州住院治療。當時，肺結核還屬於不治之症。大家知道這個消息後，心中都不是滋味。可他還像個沒事人似的，挨個和編輯室的同志們告別，語重心長地囑咐我們要努力工作。

我的「保護神」要走了，他還能回來嗎？我多麼想他早日歸來！握著願堅的手，我的心被撕扯得很亂。

1972年王願堅從安徽回京、夫婦在北京內務部街11號院居所新樓前

情定古城牆

老天保佑，願堅的肺結核原來是誤診。他又回來和我們在一起了。稍許變化是，他沒有回歸《麓水報》的工作，而是被組織上分配去軍史組寫第22軍的軍史。

在定海縣城，報社人員住在城西門一個離城牆不遠的小巧的四合院里，軍史組人員則住在一座深宅大院里，離報社只有兩條弄堂。食堂設在西門大街上的一座關帝廟裡，軍直屬機關全都在那裡吃飯。

一天上午，我從伙房打開水回來，路過軍史組大門時，願堅正好從門裡出來。他笑眯眯地朝我走來，把一張紙條塞到我口袋裡，說：「你回去看吧。」

回到報社，我迫不及待地打開紙條，只見上面用紅筆寫著兩行字：「晚飯後去城牆邊，有重要事情告你。」

就在這天（1951年2月28日）晚上，在定海縣城西門城牆邊的小土屋裡，我們定下了「百年之好」。

願堅滿面春風地回到了軍史組，同事張克萊問他：「你的臉怎麼這樣紅？」願堅說：「冷風吹的。」張克萊哈哈大笑說：「吹面不寒楊柳風，如今已經是春天了！」

不久，寫軍史的任務結束了，願堅調到軍文化科任幹事。我們平時很少單獨在一起，可是一天三頓飯，都能在大廟食堂里見面。每當這個時候，我們的目光都會偷偷地對在一起。

每天晚飯後，軍郵局都會給報社送來一大堆來稿，我負責登記稿件。此時，編輯們已編完報各自回去休息了。小巧的四合院里，只有我朝東的一扇窗戶亮著燈。願堅常常在這時候從報社的後門悄悄地進來，笑吟吟地把一本書遞給我說：「給你一本好書！」願堅第一次來送書時還真嚇了我一大跳，後來就習慣了。只要前幾天我們看了電影，像蘇聯影片《青年近衛軍》《無腳飛將軍》《普通一兵》什麼的，不出幾天，願堅就會給我送來一本同名小說。我們常常同時看一部電影，又一前一後地讀完同一本小說。到我們見面的時候，就談論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於是《青年近衛軍》里的奧列格和柳芭、《普通一兵》里的馬特洛索夫這些優秀的青年，就一個個活蹦亂跳地進入我們的生活，成了我們學習的榜樣。

有限的獨處時間裡，我會纏著他讓他唱歌給我聽，願堅就會輕輕哼起《黃河頌》《我們在太行山上》等歌。在他最高興的時候，他會唱一支不知名的蘇聯歌曲：「喂！怎麼不歌唱？生活在青春之邦，快樂的歌聲嘹亮。這裡手風琴和管弦齊奏，快樂的心在沸騰跳蕩。嗨！我們怎能不歌唱，怎能不歌唱？！」他有時撫著我的背，在我耳畔唱，還要我隨著他哼哼；有時他坐在我對面，大聲唱，像個男高音歌唱家。這支歌，一直陪伴了我們好多年。

一次，願堅看完我學生時代的照片後評價說：「你的照片充滿英氣，卻缺乏柔情！」我聽了一愣，隨即脫口而出：「那咱們倆照一張相去！」願堅欣然同意。縣城裡只有一家照相館。照相館把洗好的相片全部泡在一個水盆里，人們可以根據喜好挑選自己的照片。就是這麼巧，有一位剛結婚的首長夫人剛好在前幾天照了相，來挑照片時，三下兩下就從水盆里翻出了我們倆的合影。我們的關係就這樣大白於天下了。

1989年2月王願堅夫婦在深圳

走進新生活

願堅總說：「愛情是動力，是前進的力量。」我們倆的相愛促使我們更好地工作和學習。1951年的金秋，在戰備訓練的總結會上，願堅和我都評上了功。正當我們倆高興地互相慶賀時，上級來了命令，要調願堅去杭州七兵團工作。這意味著，我們馬上就要分別了。

分別後，我每個星期都可收到一封或兩封願堅的來信，封封都是熱情洋溢。有三封信給我的印象最深。一封是文化科的雷幹事在願堅到達杭州後給他去信，說那天在碼頭為他送行，輪船開走時，我淚流滿面。願堅很受感動，特地來信安慰我不要難過。第二封信，他對江南四月景色的描繪——「春天，我們一起漫步在蘇堤春曉；秋天，我們在柳浪聞鶯同看三潭印月」，給我帶來了極大的藝術享受。看著信，當時我腦海里忽然出現這樣一個念頭：願堅必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第三封信是願堅接到調往北京工作的命令後，在動身之前寫的，信中充滿了對未來、對事業的嚮往和信心。他要我一定和他一起到北京去，他說在建設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同時，建立我們的共同生活。

我是在1952年7月1日離開定海縣城的，回家陪母親住了3天，我就啟程前往北京。此前，已回山東諸城老家探親的願堅寫信給我，讓我路過南京時，去看看從蘇聯回來的哥哥王懋堅。懋堅哥哥得知我是他的未來弟媳，高興得很，定要留我多住一天。誰成想，在南京耽擱的這一天，卻促成了我和願堅一生難忘的戲劇性巧遇——

坐上火車後，我總覺得睏倦，就趴在車廂的小茶几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夜。天蒙蒙亮時，火車已到丰台車站，我想換個姿勢。剛抬起身來，就感覺肩頭被人扒拉了一下。我忙回頭，卻發現願堅正站在我的邊上看著我呢。

這一瞬間，周圍的空氣似乎都凝固了。好一會兒，我才相信這是真的。

願堅領我走到兩個車廂的連接處。他告訴我，他探家歸隊從濟南換乘了這趟列車，懷著僥倖，他一個車廂一個車廂地找，看我會不會坐這趟車去北京。他看著有一人身段很像我，但因趴著睡覺，看不見臉，就沒敢貿然叫，直到我抬起頭來，才確認是我。我們就這樣站著說呀說呀，重逢和巧遇帶來的歡樂，佔據了我們倆的整個身心。

火車很快就到站了。我們肩並肩走出前門火車站，走進北京城，走進了我們的新生活。

1978年全家福：王願堅夫婦（前排）、二女兒王小冬（後左一）、小女兒王小瑩（後左二）、大女婿王惠根（後右二）、大女兒王小京（後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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