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的編史學綜述

2017-07-08 蔣澈 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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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代早期博物學與科學革命的關係是科學編史學無法迴避的一個重要議題。

二十世紀中葉之前，傳統科學史研究者一般都未注意到近代早期博物學內部的斷裂和革命，在這樣的敘事中，近代早期博物學和科學革命的關係多是外在或無關的。

福柯率先提出近代早期博物學中存在一次與數理科學革命有內在關聯的認識型轉換。

八十年代以來，英美科學史界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福柯的看法，根據不同的主題對近代早期博物學內部的變革進行分析，同時也研究博物學和數理科學在近代早期科學文化上的統一性。

撰文｜蔣澈（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責編｜程莉

近代早期科學在科學史研究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這主要是因為，以物理科學為核心的科學革命即發生在這一時段。可以說，近代早期科學史的最經典敘事，完全是以科學革命為軸心的。科學史家對於科學革命的編史已經極其細緻，對數理科學傳統的研究在範圍上已近乎完備——這樣的情況給博物學史的研究提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那就是：近代早期博物學和科學革命以及數理科學處於一種怎樣的關係之中？

這個問題至少可以拆分成兩個方面來看待。

首先，博物學是否是一種和數理科學完全不同的知識形態？從而，近代早期博物學的發展是同數理科學構成對立的兩翼，還是共享了共同的基礎、預設乃至方法？

其次，在科學革命的過程中，博物學是否經歷了如數理科學一樣的巨大變革？換言之，古代的博物學研究同近代的博物學是構成了連續的線索，還是經歷了範式上的斷裂與革命？

這兩個子問題深刻地關涉到對博物學進行編史的具體工作。如果認為博物學代表了和數理科學截然對立的一種自然知識，那麼，近代早期的博物學便是一種在科學革命的浪潮中堅守某種前現代知識傳統的認知方式。反之，如果我們認為，博物學在很大程度上從屬於數理科學，那麼，對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的研究便依賴於科學革命的敘事。

在第二個子問題上，如果我們認為西方的博物學是一條連續的傳統，那麼從西方古代的亞里士多德主義到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博物學家從事的便是本質上相同的工作。而如果我們認為博物學在科學革命的進程中存在物理科學那樣的斷裂，那麼，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的任務就是描述、分析和論證這種範式轉換的存在。

本文將以上述問題為核心線索，綜述西方科學史界對於近代早期博物學和科學革命關係的處理。西方科學史家對於近代早期博物學有汗牛充棟的研究，「博物學與科學革命」這條線索自然並不能巨細靡遺地串連起其中每一個主題上的研究工作，然而，每一位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研究者必定需要回答上述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覆蓋最主要的幾種研究態度，從而幫助我們揭示和比較幾種主要編史學思路的差異及成果。

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對於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的研究

早期的科學史家對近代早期博物學的研究並不是十分充分的。一方面，相關的研究所覆蓋的範圍極其有限，另一方面，科學史家對科學革命時期的博物學史也缺少編史學上的反思。一些關注博物學的科學史家會得出這樣的意見：

在大多數科學革命的敘述中，博物學僅僅佔據了微弱的一隅。人們不能說它完全被忽視，因為典型的通論里常常會辟出一章談奧托·布倫費爾斯（Otto Brunfels）、列昂納德·福赫斯（Leonhard Fuchs）的新本草志和康拉德·格斯納（Conard Gesner）的動物學百科全書。皮埃爾·貝隆（Pierre Belon）論鳥類的著作和紀堯姆·龍德萊（Guillaume Rondelet）對魚類的研究通常也會討論一下，並且還總是印上貝隆將雞骨和人骨對比的木刻畫。但是，接著1560年至1660年這一時期要麼是被忽視，要麼就被輕視。有時，會潦草地注意一下安德雷亞·切薩爾皮諾（Andrea Cesalpino）和他分類的嘗試；偶爾也會向烏利塞·阿爾德羅萬迪（Ulisse Aldrovandi）頷首一下；可能也會把一些新世界的自然志挑選出來做點評論。但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處理都還很浮皮潦草，許多影響巨大的人物如約納斯·約恩斯頓（Joannes Jonston）根本不被提及。這樣的敘述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在1530年和1560年的數十年間，博物學有過一段短暫的黃金時期，接著就衰落了，在其後一個世紀幾乎沒有改變。其隱含意思，是說博物學在我們稱為科學革命的集體性發展中沒有起到任何塑造性（formative）作用[1]。

這種狀況的原因是複雜的。實際上，科學史家們並非僅僅關注數理科學傳統，也不是沒有科學史家注意到博物學這一領域。在科學史這門學科建立之初，近代早期博物學就曾有過一席之地。但是，傳統的科學史家對於博物學本性的判斷，妨礙了對近代早期博物學進行深入地研究，造成了上述評論中的狀況。

科學史學科的締造者薩頓（George Sarton）便是一種典型。薩頓雖然沒有將計劃中的《科學史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寫到文藝復興時期及之後，但是他在題為《文藝復興時期對古代和中世紀科學的評鑒（1450—1600）》（The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1450—1600]）的講演錄中，以頗大的篇幅處理了文藝復興時代的博物學[2]。薩頓在其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文藝復興時期出版的博物學書籍的書目版本，間有一些博物學家的小傳，對文藝復興博物學的基本特點也有一些簡略的提煉。這裡需要注意的是，薩頓雖然常常以僅僅收集純粹史料和史實的實證主義史學家的面貌出現，但是薩頓進行編史工作並非完全沒有自己的態度，他同林恩·桑代克（Lynn Thorndike）同道，意圖顛覆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認為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促進了對自然的研究的流行觀點，薩頓的基本立場是人文主義同近代自然科學處於對立的關係，或者至少無關。薩頓認為科學曾兩次被引入西方文化，第一次是十二世紀從阿拉伯文翻譯數學和科學文本，第二次是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但兩次引入中，只有第二次的成果被鞏固保留下來，第一次引入則被人文主義所打斷，人文主義使學者們將注意力從事實轉向形式，從經驗研究轉向崇拜古代權威[2]。至於博物學內部，「科學家們仍然被繁重但常常與科學毫不相干的知識壓倒」（[3]，頁285），從而又被束縛進古代文本中。因此，近代早期博物學——特別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博物學——代表了和近代科學相反的一種潮流，是科學革命中的一種阻礙和反動。對近代科學的研究自然不應包括近代早期特別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博物學。

與薩頓大約同時，在歐洲還流行著生物學家所寫的生物學史。這種生物學史也涉及到近代早期的博物學，但是態度和薩頓截然相反。薩頓把近代早期博物學視為同近代科學無關甚至處於敵對的關係中。而早期生物學史家則把近代早期博物學視為未充分發展的現代生物學。持這樣態度的科學史家裡，最典型的如英國的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克利福德·多貝爾（Clifford Dobell）、李約瑟（Joseph Needham）和法國的莫里斯·科勒里（Maurice Caullery）、埃米爾·居耶諾（émile Guyénot）、讓·羅斯唐（Jean Rostand）等。他們傾向於從現代生物學來理解過去的科學，熱衷在過去的科學中尋找「正確的發現」。隨著二十世紀中期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分類學的巨大發展，這一潮流得到了延續。《生物學史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等期刊的創建實際上所反映的正是這樣的興趣[4]。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歷史上的博物學未被獨立考察，往往只是作為生物學史的註腳，或現當代生物學理論的「先驅」或者「預示」。這是一種很典型的輝格史。在這樣的進路內，近代早期博物學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我們看到，不論是把近代早期博物學歸為古代科學的延續，還是把其視為現代科學的胚胎，都導致了簡單化的看法。那麼，是否有可能將近代早期博物學看作是古代科學和現代生物學之間的過渡呢？這樣的進路是存在的。這方面的工作首推洛夫喬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存在的巨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洛夫喬伊試圖敘述「存在的巨鏈」這一觀念從古希臘到近代自然哲學和科學為止的演變史，他的著作很長時間裡一直是關於這一問題的標準著作，甚至是唯一的著作[5]（[6], p. 54）。洛夫喬伊在書中直接論述近代早期博物學之處並不多，在談到這一時段時，他常以贊同的態度引述法國學者昂利·多丹（Henri Daudin） 的著作，他同多丹一樣認為「存在巨鏈」觀念中等級劃分原則和連續性原則在近代早期博物學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7]，頁67—68）。洛夫喬伊的長處在於他對於哲學史的細膩追溯。他從文藝復興博物學中看到的是古希臘時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內部張力，正是這種張力推動博物學和生物學從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的演進：一方面，亞里士多德主張明確的劃分，另一方面，「存在巨鏈」觀念又主張著世界萬物的連續性。在文藝復興時代，流行的博物學思想深受亞里士多德的影響，從亞里士多德那裡接受了前者，承認並維持「自然物種」的觀念，而十八世紀的生物學家則更偏重連續性原則的推論，甚至認為任何試圖劃分物種都會導致人為的有害劃分（[7]，頁284—287）。然而，洛夫喬伊本人和其後繼者似乎都更被十八世紀生物學更富有戲劇性發展所吸引。

此外，「存在的巨鏈」與後來達爾文進化論表面上的相像，似乎提供了進化論與古代思想的直接聯繫，這也使得一些洛夫喬伊的後繼者更樂於討論所謂的「存在之鏈的時間化」。這實際上妨礙了把近代早期博物學作為專門的領域來研究。

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科學史界對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的研究

在科學史學科內部，延續上述編史思路的博物學編史嘗試是很中規中矩的。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有韋斯特福爾（Richard S. Westfall）、霍爾夫婦（Marie Boas & A. Rupert Hall）等傳統科學史家的工作。韋斯特福爾試圖把當時的博物學整合進機械世界觀之中一起敘述（[8], pp. 82—104），但在韋斯特福爾的著作中，近代早期博物學不過是顯微鏡、生理學等歷史的前奏或背景，從而論述單薄且並不成功[9]。霍爾夫婦對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的敘述更加全面，但他們的工作仍以歸納史實為主，對於近代博物學的本性和地位似乎少有討論（[10], pp. 275—302; [11], pp. 50—67）。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來，對於近代博物學的具體主題出現了不少有意義的研究，也出現了「內史」和「外史」的分野 。不過，這些著作的一個共同點是基本上都以十八世紀以後為主，幾乎不涉及近代早期。這可以說是自洛夫喬伊的時代起，科學史家所共有的傾向——彷彿在十九世紀以後博物學和生物學的耀眼光芒下，以文藝復興博物學為代表的近代早期博物學便隱退進角落的陰影中了。

這裡，可以以韋斯特福爾的看法為例，對上述嘗試之所以不成功的根源做一個簡單的剖析。韋斯特福爾首先肯定了在近代「分類學不可避免地獲得了極大的重要性」，特別是植物分類學。在評述了植物分類學的巨大進展之後，他總結道：

在動物學中，有生命形式的多樣性，也有一個看上去很令人滿意的體系可供利用，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妨礙了類似的進程。［……］拜好運所賜，古代世界有亞里士多德這體系專家，他從各種令人迷惑的多變性中還原出秩序。毫無疑問，亞里士多德體系的存在，可以幫助解釋這個事實：十七世紀對動物分類學的關注遠比植物分類學要少，並且動物學耗時一個世紀才從亞里士多德的分類中脫胎出來（[8]，頁83—84）。

通過這一段話，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首先，亞里士多德是一位古代的分類學家，留下了一個極為有效的動物分類體系；其次，這個動物分類系統一直保留到近代，近代早期的博物學家完全依賴這個動物分類體系而工作，這導致了近代動物學發展的遲緩。不難推斷，近代植物分類學的發達，其原因之一便是亞里士多德沒有留下類似的植物分類體系。

進一步我們還可以發現，韋斯特福爾的敘述中隱含了這樣一個態度，即古代的亞里士多德分類學同近代的分類學並無本質的區別，它們之間只有範圍和程度的區別。在亞里士多德分類學探討詳盡的領域，近代分類學完全接受了亞里士多德的分類；在亞里士多德分類學沒有顧及的地方，近代分類學才發展出新的理論。照此來看，近代分類學不過是一個增補版的亞里士多德分類學而已。那麼，博物學在近代便沒有獲得實質性的理論進步，那麼，近代早期的博物學必定是乏善可陳的，也和科學革命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繫。

另有科學史家意識到，近代早期博物學並非是與科學革命毫無關係的。霍伊卡（Reijer Hooykaas）在他著名的論文《葡萄牙人的發現與近代科學的興起》中，提出了這樣的論點：發現異於舊大陸的新大陸的自然界，使「這些人清楚地看那些在『博物學』中的東西，博物學中知識（和自然本身）的偶然性凸顯出來」[12]，葡萄牙水手的發現把古代自然哲學家的狹窄的感覺材料世界炸得粉粹，這個過程也正是博物學誕生的過程。換個角度看，霍伊卡做出了一個對近代博物學的規定：近代早期博物學誕生於給新感性材料以合法性的過程。這個論題後來以不同的方式被重複，只不過有的科學史家把這一過程的舞台從新世界移到了歐洲本土[13]。霍伊卡的工作至少留下了兩個有待科學史家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其一是新的海外發現的影響，其二是新感性材料的影響。

霍伊卡的敘述面臨一個問題——從年代上講，葡萄牙的發現同後來公認的科學革命相差較遠（[14]，頁464）。而在科學革命的年代，博物學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約瑟夫·M·列文（Joseph M. Levine）1983年在《克利俄》（Clio）雜誌發表的論文《博物學與科學革命的歷史》（Natu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ti?c Revolution）（[15]，頁144—166）是一次早期的嘗試，在後來的研究中常被提及。列文鮮明地呼籲重視博物學在科學革命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還有他提出培根主義是十七世紀促進博物學內部巨變的主要力量（[1]，頁322和332），從而十分強調約翰·雷（John Ray）的作用。他指出雷等人將博物學視為當時科學的基礎，並強調收集新事實並賦予其秩序的重要性（[15]，151頁及以下），而這是科學革命史中所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今天看來，列文本人與其說是科學史家，不如說是一般的文化史家（[9]，頁47），他的結論比較單薄，此後也未繼續深入進行這一項研究，但這篇文章在英語學界首次將博物學與科學革命的關係問題以顯明的方式提了出來，是極富意義的。

另一種獨特的進路可稱為「人類學」的進路（[4]，頁7）。這一稱呼乍看上去似乎與傳統的科學史研究相較較遠，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進路內部產生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對於前近代博物學的唯一全面處理」（[16], p. 11）——斯科特·阿特蘭（Scott Atran）的《博物學的認知基礎——走向一種科學的人類學》（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17]。阿特蘭是美國—法國人類學家，此書最初於1986年以《博物學的基礎》（Fondements de l"histoire naturelle）為題用法語出版，1990年的英文版是其增訂後的版本。這本專著集中地對近代早期博物學文本中的概念進行了分析，特別是「種」（species）、「屬」（genus）等概念（[17]，頁123—181）。此外，還特別討論了民間生物學（folkbiology）是近代早期博物學發展的重要起點。

福柯對近代早期博物學的研究：斷裂說的提出

與上述數種進路不同，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一書中提出了完全新穎的編史思路。福柯或許第一個嚴肅地指出過去的博物學（他主要指的還是十八世紀的博物學）不可稱之為「生物學」[18]，他反覆在著作中強調在當時不存在作為近代生物學研究對象的「生命」概念，只有各種個別的「生物」。然而，福柯最激動人心的部分並不是在博物學同後來的生物學間划出一條界限——無需多麼深刻的洞見也可以做到這一點。與洛夫喬伊這種老式的觀念史家不同，福柯作為一個現代哲學家，以極其尖銳的風格提出了問題。福柯試圖完成的是更為宏大的任務：他力圖闡明近代博物學的本性。福柯提出一個乍看起來驚人的命題：林奈和布豐的博物學如果能與其他東西相聯繫的話，那這些東西不是居維葉的比較解剖學或達爾文的進化論，而是普遍語法和政治經濟學裡對貨幣和財富的分析（[19]，頁11）。在福柯看來，近代博物學的核心是分類和命名，是一門關於秩序的科學，是一種mathesis，與把事物用符號表現以及代數學有本質上的關聯（[19]，頁96—99）。近代博物學也並非是由於機械論在生物領域的失敗而產生的一種與機械論相對立的學科或方法——相反，以分類為核心的近代博物學和機械論是因為同一種認識型（épistémè）才成為可能的，它們是同時代的、密切關聯的現象，誕生於同一基礎。在福柯看來，文藝復興的博物學同十八世紀的博物學有極其深刻的區別。文藝復興時代，主導人們心靈的是福柯稱之為「相似性」（ressemblance）的認識型。而相似性的世界只能是有符號的、記號的世界。相似性是在世界深處使事物成為可見的東西的那個不可見的形式，為了能把這個不可見的形式帶入光亮下來，就必須有一個可見的形式，因此這個世界充滿了需要譯解的「象形文字」（[19]，頁36—37）。對於十六世紀的人來說，認識就是去譯解，而譯解就是「去發現一條從可見的標記到由標記所說的一切的通道，要是沒有這個標記，這一切就像沉默的言語一樣，將潛藏在事物當中」（[19]，頁44）。為完成這樣的使命，所需要的是能夠恰當描述事物的語言。當然，這裡語言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詞把自己提供給人，如同物被人辨認一樣。語言與世界的關係，是相似，是類推，但不是一個外在於世界的語言指稱著世界（[19]，頁51）。這已經潛藏地決定了文藝復興博物學的基本特徵——阿爾德羅萬迪的博物學著作大雜燴一般地把精確地描述、他人的報道、相關的寓言和一切評語都混雜在一起，讓後世的布豐甚為驚異（[19]，頁53—54）。這不是因為科學的不完善或博物學家的無批判地接受一切材料，而是因為在當時，觀察、文字資料和傳說的區別並不存在，在當時符號就是物的一部分（[19]，頁170）。在文藝復興時期，知識不是觀察或證明，知識是闡釋。「知識在於語言與語言的關係；在於恢複詞與物的巨大的統一的平面；在於讓一切東西講話。」（[19]，頁55）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在文藝復興博物學中並不像後世博物學那樣熱衷於構造分類系統——人們不需要進行分類，因為根本就無需為自然設定秩序，需要的只是在上帝設置了秩序的世界中辨認相似性。十七世紀起則開始了「表象」（représentation）的認識型（福柯也稱之為「古典」的認識型）。在福柯看來，笛卡爾的劃時代的工作就是批判了相似性，不再把相似性看作是知識的基本經驗和主要形式，原來那些相似性的大雜燴必須根據同一性、差異性、尺度和秩序進行分析（[19]，頁69）。這樣在人類認識中導致的後果是：分析取代了類推，相似性的相互作用不再是無限的，相似性只有通過尺度、通過秩序而發現同一與差異的時候，才能被接受（[19]，頁73）。福柯認為「表象」取代「相似性」的轉變是近代思想的真正要害，機械論、「自然的數學化」和近代博物學都不過是這同一過程的後果，他甚至帶有挖苦地嘲笑那些把近代的理性主義僅視為「可計算」、「機械化」並認為生命世界反抗著自然科學機械化浪潮的觀念史家（[19]，頁75）。換言之，近代博物學是和機械論一奶同胞的孿生兄弟。以分類學為核心的近代博物學不是像阿爾德羅萬迪一樣圍著相似性打轉，在物與詞處於同一平面的語義學的網路中尋找各種相似性，而是追求照看物本身，追求的則是「光滑的、中性的和可靠的詞中集起來的一切」（[19]，頁173），詞與物之間拉開了距離，近代博物學就處於其中的空當之處。近代博物學知識的形式變成了花園和博物館，「圖表」中的排列取代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環形布局。

福柯的自我定位並不是「在那些通常屬於科學史家的水平上」（[20], p. xi）進行工作。福柯的著作意在以哲學的高度勾勒人類知識，他有意不陷入歷史學研究之中，有限的引證往往也只限於原始出處，幾乎沒有提及任何二手研究，並且在材料選取上似乎有高度的選擇性，從而，他的《詞與物》一書也招致了一些來自歷史學家的批評（[4]，頁7） 。但福柯的著作確實對博物學史的編史工作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啟發作用。福柯的《詞與物》於1970年被譯成英文，英譯本書名改為《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後來在英美學界關於近代早期自然認識的著作中常被引述，影響可謂深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理解博物學的諸多努力，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福柯的繼續。

八十年代末以來對近代早期博物學的研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近代早期博物學的編史工作湧現出了新一代的學者，如小威廉·B·阿什沃斯（William B. Ashworth, Jr.）、哈羅德·J·庫克（Harold J. Cook）、葆拉·芬德倫（Paula Findlen）、洛蘭·達斯頓（Lorraine Daston）、凱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布賴恩·W·歐格爾維（Brian W. Ogilvie）等人[21]。總的來說，他們的著作側重關注近代早期歐洲的自然觀。今天提及近代早期博物學史，首推的工作就屬於這一批學者。他們的工作各有不同的主題，我們將其數個主題簡單論述如下。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博物學史研究者，都默認了博物學在近代早期出現了極大的變革，同時，他們更願意把博物學和同時代的其他科學活動和社會活動聯繫起來，這等於默認了近代早期博物學並非游離於同時代的科學，而是同數理科學一樣，同屬於現代性的潮流。

1. 福柯論題的進一步挖掘

阿什沃斯在文藝復興博物學史上的工作，以兩篇文章為主：《博物學與象徵式世界觀》（Natural History and the Emblematic World View）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象徵式博物學》（Emblematic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1, 22]。1990年發表的《博物學與象徵式世界觀》一開篇便尖銳地批評了從前的編史工作——阿什沃斯認為，老一輩生物學史家沒有追問正確的問題。應當追問的是：「為什麼文藝復興的學者們收集和出版自然世界的信息？何種材料被收入他們的編纂之中，為什麼被收入？這些出版物所意向的讀者是怎樣的，其中信息所意向的用途又是怎樣的？這種對自然的研究是更大的文化努力的一部分嗎；是否受到贊助人和貴胄們的鼓勵；如果的確受到了，這又是為什麼？」（[1]，頁305）。

阿什沃斯本人發明了「象徵式的世界觀」（emblematic world view）一詞來理解文藝復興時代的自然研究，認為這種世界觀是決定文藝復興博物學之內容和範圍的最重要因素（[1]，頁307—311）。阿什沃斯的所謂「象徵式世界觀」指的是：世界是一張各種類同性、相似性等的「錯綜複雜的聯繫之網」（a complex web of associations）（[1]，頁306），而博物學的任務就是記錄這些聯繫。這也正是格斯納所代表的「象徵式博物學」，這種知識形態後來在文藝復興時代極其興盛，而貝隆、龍德萊等人更追求「物本身」、更追求客觀性的路線在文藝復興時代並不佔主導。十七世紀中期以降，受到尚古風潮（antiquarianism）和新世界發現的影響，象徵式博物學和象徵式世界觀一併衰退了。

值得注意的是，同霍伊卡不同，阿什沃斯並不認為新世界發現的最大衝擊是導致人們發現了古代文本的錯誤或不完備，而是人們發現新世界的動植物「沒有已知的相似性」（[1]，頁318），破壞了「聯繫之網」。這與福柯的論點十分類似，在整篇文章中阿什沃斯也並不諱言福柯對自己的影響，我們可以將他的工作視為福柯的探索在歷史學層面上的繼續。阿什沃斯的文章脫胎於八十年代為科學革命研究尋找新編史方向的熱烈討論，[23]它的尖銳和新穎如同一篇宣言書，常被引述，被認為是一篇開創性的關鍵文本 ，至今仍在影響不少科學史家 。不過，阿什沃斯本人後來似乎並沒有專門在文藝復興博物學上做出更多的論述，他1990年即已預告的專著《科學革命的象徵意象》（Emblematic Image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至今尚未出版，我們尚無法看到他進一步的探索。

2. 奇事與自然知識的轉變

達斯頓同帕克合著的《自然的奇事與秩序：1150—1750》（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25]是另一更加雄心勃勃的嘗試。這本書以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各種「奇事」（wonders）——包括「怪物」（monsters）等——為研究主題。舊的流行看法是，在近代早期，「怪物」從奇蹟、奇事變成了一種自然對象，而達斯頓和帕克正是要反對這種直線條理解的。她們描繪了從中世紀盛期開始對於奇事的複雜理解。她們給出的大致線索是：中世紀的作者對於奇事的看法是複雜的，或厭惡，或懷疑，或視為道德教訓的源泉；十三和十四世紀的自然哲學則拒絕把奇事作為研究自然秩序的一部分；隨後的博物學、醫學等群體重新抬高了奇事的地位，使其成為自然哲學沉思和經驗探究的對象；十七世紀，異自然（preternatural） 的事物又成為博物學、自然哲學改革的中心要素（[25]，頁19—20）。顯然，達斯頓和帕克是要將文藝復興時期的博物學作為更大的思想線索的一部分來考察。在達斯頓和帕克的敘述中，博物學的誕生和轉變都是同「奇事」相關聯的。具體說來，受到海外發現的激勵，貝隆、阿爾德羅萬迪等人復興了對於奇事的看重，追求奇事的傾向也服務於對歐洲本地的博物學研究，大量的標本收藏也是作為奇事被展示和被經驗的。達斯頓和帕克認為：十六世紀的博物學雖然看似遠離傳統的自然哲學議題，但並非完全與哲學問題無關，當時的博物學關注的焦點是奇事——這是同時代自然哲學將異自然現象作為首要對象的思路的迴響（[25]，頁147—159）。至於十七世紀中期，也與此相仿，博物學的改革也是自然哲學重新接納奇事這一潮流的一種反映，這一潮流鍛造了一種新的科學經驗——超然於說明、解釋、推斷的「事實」（fact）（[25]，頁220）。弗朗西斯·培根就是此時的重要人物，他的「史志」（Histories）概念就是「事實」的前身（[25]，頁230）。隨後的倫敦皇家學會和巴黎的皇家科學院所繼承和推進的也正是培根所設想的這種博物學（Natural History，即自然史或自然志）（[25]，頁220）。然而，根據學界的評論，就這時間跨度極長、牽涉範圍極廣泛的一整部書而論，達斯頓和帕克關於十六、十七世紀的敘述並不如關於中世紀的討論那樣成功，似乎她們對於眾多近代早期的博物學家並不很敏感[26]。但不論怎樣，達斯頓和帕克確實開闢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理解近代早期博物學史。

3. 收藏活動與近代早期博物學知識

自八十年代開始，近代早期收藏史（history of collection）成為一個熱門的研究話題。在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的研究中，也出現了相應的工作。葆拉·芬德倫的《佔有自然——近代早期義大利的博物館、收集和科學文化》（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16]一書便是代表。芬德倫稱自己這本專著的目的是「把博物學這門學科作為一個整體——或至少以其在義大利採取的形式——重建起來」（[16]，頁10）。這本書主要將題材限定於文藝復興晚期和巴洛克時期的義大利博物館，核心人物是阿爾德羅萬迪和阿坦納西烏斯·基爾謝爾（Athanasius Kircher）。芬德倫首先論述了博物館的建立背景：近代西歐的第一批博物館誕生於義大利，它從人文主義學者的「工作室」（studio）演變成了半公共的「展廊」（galleria）（[16]，頁109—128），狂熱收集自然物的「博洛尼亞的亞里士多德」——阿爾德羅萬迪的家便是一個樣例（[16]，頁23—24）。博物館的誕生是一種管理不斷激增的經驗材料的嘗試，這些經驗材料增加了歐洲人對於其他文化的好奇，促使歐洲人產生了對自然的新態度，導致了博物學的誕生（[16]，頁3）。自格斯納起的博物學建立在廣泛的田野研究、收集、整理標本之上，博物館就是為此建立的社會空間。至十六世紀中期，人文主義工作室中的自然藏品的不斷積累，使博物館變成了「自然的實驗室」（laboratory of nature）（[16]，頁153）。這裡的「實驗室」一詞並非隨便使用，在題為「做實驗」（Fare Esperienza）的一章中，芬德倫提出了一個頗有獨創性的觀點：博物館中的博物學家群體在進行解剖和爭論化石本性的後果是，「收藏家們使experientia（經驗—實驗）成為在社群中可取的、在哲學上必要的」（[16]，頁240），從而義大利的博物學實踐也是近代實驗文化的濫觴。通過博物館為中介，建立博物學與實驗文化的關聯——這應該說是芬德倫的一個開創。

4. 社會網路與近代早期博物學

哈羅德·庫克的工作與上述有所不同，他作為醫學史家更加側重醫學與博物學的關聯，以及博物學與商業貿易的關係，地域上則對荷蘭的博物學著力頗多。庫克將十六、十七世紀的博物學定義為對「自然之物」（res naturae）的研究，並認為十六世紀博物學的一大推動力是「希波克拉底傳統」（[9]，頁48），博物學運動的英雄人物不僅是培根，還有英格蘭和荷蘭的醫師們[27]。這些醫師在行動和思想上都引領著對於自然物知識的追求，而且還促進了新哲學的成形[28]。這裡對於「自然之物」的強調並非多餘，庫克認為科學革命之成為可能需要一個基礎：重新仔細描述世界，建立有關自然事件和自然物的經驗事實，也即「事實」的觀念需要在自然哲學中獲得合法性（[27]，頁253）。庫克對於近代博物學本性的理解顯然同福柯、阿什沃斯不同，比較接近達斯頓，但是又更加強調博物學中的實用因素和及其在社會中的具體運行方式，這樣的側重顯然是來自於他的研究對象——北海兩岸的醫藥學者、教士等。而商業貿易的發展則幫助將博物學的興趣廣泛傳播（[27]，頁267）。庫克的代表著作《交換之事——荷蘭黃金時代的貿易、醫學和科學》（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29]更加詳細地發揮了上述觀點。

5. 近代早期博物學中感性元素與圖像

對於近代博物學中對感性元素（主要是視覺圖像）的一種富有新意的闡述，可見於戴維·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的著作《猞猁之眼——伽利略及他的朋友與近代博物學的開端》（The Eye of Lynx: Galileo, His Friends,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Natural History）[30]。這本專著的核心人物是猞猁學院（Accademia dei Lincei）的弗德里科·切西（Federico Cesi）。弗里德伯格自稱要彌補福柯的不足，考察「視覺在自然研究中的作用，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博物學分類的不斷變化的基礎，以及觀察、命名和分類的關係」（[30]，頁37）。而這一宏大的主題的切入點便是博物學與視覺圖像的關係。他認為切西之於近代博物學，就如同柯瓦雷那裡的伽利略物理學之於整個近代科學（[30]，頁4）。而且弗里德伯格還為伽利略所代表的近代物理學和近代博物學在猞猁學院那裡找到了共同的起點——不論是伽利略的《星際信使》，還是博物學繪畫，都是猞猁學院龐大綱領的一部分，這個綱領試圖建立一種新的非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秩序。繪圖與顯微鏡、解剖刀的緊密結合，實現了福柯所說的認識型的轉變，終結了文藝復興博物學。然而弗里德伯格著作所使用的史料範圍較為狹窄，並沒有充分論證切西等人的事業同整個近代博物學的關聯，和他所設想的宏大目標並不相稱。除了弗里德伯格之外，對於近代早期博物學中圖像的作用，詹妮斯·奈里（Janice Neri）更提出了一個十分富有啟發性的論點。在《昆蟲與圖像——1500至1700年間近代早期歐洲對自然的視覺化》（The Insect and the Image: Visualizing Na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500－1700）[31]一書中，她分析了近代早期博物學家對昆蟲圖像的處理技術，認為在其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傾向，她稱之為「標本邏輯」（specimen logic）——藝術家（同時也是博物學家）在繪圖的同時，也改變了自然物的地位，把昆蟲等自然物描繪成了稀有的、奇特的、同時又代表了異域新世界的對象。

6. 近代早期博物學「斷裂說」的徹底維護

歐格爾維所著的《描述的科學——文藝復興歐洲的博物學》（The Science of Describing: Natural History in Renaissance Europe）[32]是迄今為止對於近代早期博物學討論最為全面的著作，對之前科學史家工作的成果吸收最多，代表了對諸種近代早期博物學的編史思路的整合。為此，我們將他的工作至於最後，並較為詳細地加以評介。

在《描述的科學》起首處開宗明義的話就是整部書的核心論題——「博物學是文藝復興時期所發明的。」（[32]，頁1）這意味著文藝復興起的那種博物學並非是古代傳統的延續，而是一種全新的知識，或者可以更加簡潔地說，這主張的是文藝復興博物學與古代「博物學」之間存在著一種尖銳而鮮明的斷裂（[13]，頁1—2）。

從十五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我們可以看到新博物學逐漸成型的脈絡。對於早期的人文主義者來說，博物學在各種學科的百科全書中並無地位，只是從屬於自然哲學或醫學的一部分，至多也不過是產生自然知識的一個階段而已。而文藝復興後期的博物學家們不僅自認為在生產一種知識，而且還自認是一個共同體的成員。博物學已經不是早期人文主義者所設想的一門書本知識，而是一種包括實踐活動、社會關係在內的複合體。

文藝復興博物學在不同時期的旨趣、外貌可能十分不同，但有一條貫穿其中的線索規定著這種博物學是「文藝復興的」，使其區別於古代和中世紀以及十八世紀後的博物學，這條線索就是「描述」（description）。「描述」是文藝復興博物學的特色。把文藝復興博物學統一理解為「描述的科學」，這是歐格爾維區別於其他編史工作的最大特點。

歐格爾維的「斷裂說」看上去似乎太過決絕，特別是這不大符合當時博物學家的自我理解，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和博物學家都沒有自稱發明了新的學科，而是把自己看做是古代傳統的恢復者。難道不是他們復興了對古代的文本的關注，繼承了古代的事業嗎？這個史實應當如何理解呢？歐格爾維的回答是：正如近代的解剖學家虛假地宣稱自己是古希臘醫學傳統的繼承者一樣，「人文主義的敘述也歪曲了博物學的歷史」（[32]，頁10），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古代和中世紀的傳統本身也是文藝復興博物學家所發明出來的」（[32]，頁87）。歐格爾維區分了「文本傳統」（textual tradition）和「文化傳統」（cultural tradition）。

博物學有多個文本來源，而且文本的繼承是相對連續的。但是，十五世紀以前，博物學缺少一種連續的、積極的文化傳統——自然哲學、藥物學、農學是近代早期博物學的不同來源，它們在古代和中古少有交點，自然哲學傳統下博物學研究也從未建制化。那種認為博物學有一條從亞里士多德到林奈再到達爾文的連續傳統的觀點，本質上同科學家寫作科學史的輝格史進路是一樣的（[32]，頁10—11）。

近代早期博物學之基礎在於對自然態度的轉變，這是不同於古代和中古的核心之處。當然，並不是說，中世紀的人們不關注自然，而文藝復興的人們突然就開始重視自然了。中世紀的文獻也關注自然，但對自然的描述有嚴格的成規，主要遵循賀拉斯等古典時代的範本。這種對自然的描述因其不精確在文藝復興時代遭到了批判。歐格爾維借鑒了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的看法，認為中世紀的世界觀中，研究自然毋寧說是為了反諸自身。中世紀對自然態度的基本特點就是：特殊事物並不重要。而十五世紀以來的巨大變革就是出現了一種新的認識論框架，給予特殊事物以特別的重視，而不再像經院哲學那樣關注本性、實質等。而且一種對特殊事物的審美態度也發展起來了，自然美與對象本身的知識連結起來了。這個近代早期博物學誕生的大背景統攝了幾乎所有有關博物學的研究主題（[32]，頁100—115）。

歐格爾維認為文藝復興之後的近代博物學的特徵是「分類」或者說「系統」。材料的增多、將地方知識普遍化、教學法的需要使得使得十七世紀的博物學家將「描述的科學」推到了其邏輯終點——由描述的時代走向了系統的時代。

歐格爾維關於「博物學是文藝復興的發明」的論題可謂驚人，甚至「易撩爭端」（provocative）（[21]，頁829）。但應當承認，歐格爾維的確對於古代和近代的區別十分敏感，把捉到了值得注意的區別。至少應當承認，從古代到近代的博物學內部也有自己的革命和嬗變，近代博物學實際上彙集了多種傳統，也有自己的創造，這些創造不可能游離於現代性的浪潮之外。舊有的生物學史和博物學史也常將分類學置於研究的核心，歐格爾維以一本書的篇幅進行了糾正和詳細的討論，這對於編史學也是一種貢獻。歐格爾維的工作，已經成為英美科學史界現今近代早期博物學歷史的討論基礎之一。

結語

我們看到，科學史界對於近代早期博物學的研究，在幾十年內湧現了數量龐大的成果。在近代早期博物學與科學革命關係這一問題上，這些研究工作有不同的態度，從而產生了不同的分野。二十世紀中葉前後，很多傳統科學史研究者並不傾向於強調近代早期博物學內部的斷裂，他們對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的研究也很難整合進以科學革命為中心的傳統近代早期科學史敘事之中。

福柯關於近代博物學的觀點則對近代早期博物學的編史工作產生了革命性的後果：

一方面，他論證了近代早期博物學（主要是文藝復興博物學）和後來的生物學間存在範式上的革命；

另一方面，福柯強烈主張近代博物學和數理科學有著共同的基礎。

自八十年代以來，英語世界的近代早期博物學史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大多數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福柯的這兩個論題，承認近代早期博物學內部斷裂的存在，且將近代博物學史同數理科學革命整合在近代早期自然觀演變這一總題目之下。他們從不同方面對近代早期博物學中的革命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多元的研究主題，同時，他們也願意將數理科學和博物學置於同一科學文化之中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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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科學文化評論》2016年13卷1期，《知識分子》獲授權轉載。

製版編輯：董鏘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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