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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廢墟之上的自然之人?《人類簡史》為何是一部糟糕的歷史學

文 / 魏陽

《人類簡史》自2015年出版以來紅遍全球。但是書中的邏輯缺陷至今少有書評討論。該書作者赫拉利借用當代的生物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強調:人類的行為,是由其生物屬性所決定的,並不斷與其創造的文化發生衝突。在「科學」的名義下,我們看到了一種機械的生物學決定論。同時,赫拉利又不斷對人類的過去和未來發出先知般的評價和預言,這讓本書看起來又像是一部思考人類生存狀態的哲學思辨隨筆,而非嚴謹的史學著作。本書的生物學決定論,與作者對歷史的道德解讀之間,產生了強烈的邏輯衝突,削弱了本書的思想力度。

本書大量吸收了戴蒙德1997年《槍炮、病菌、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以下簡稱《槍炮》)一書中的原創觀點,進行了縮寫。事實上,這兩本書的許多論題重複;在很多方面,《簡史》可是說是《槍炮》一書的簡化版。鑒於題材和觀點的近似度,對《簡史》的評價,不能不與《槍炮》一書相參照。

1.「認知革命」概念的隨意性

本書將人類歷史概括為認知革命、農業革命、科學革命三個階段。

英文中「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原本是指50年代以來心理學圍繞認知行為的方法論革命,並非史學概念。赫拉利發明 「認知革命」的概念,似乎是為了勉強和之後的另外兩次「革命」統一起來,造成一種「不斷革命」的感覺。按赫拉利的說法,7萬年前產生了語言和想像,讓人類可以抽象的思考,處理並傳播大量信息,虛構不存在的事物。可是,如赫拉利所說,史前人類只留下了骨骸和遺迹,難以追溯他們的思維世界;我們如何得知這些都是7萬年前開始的?這個時間推斷也與其他研究不相符合。據戴蒙德在《槍炮》一書中的綜述,人類思維和語言的進化,並非突變,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語言何時出現渺不可考,但從四萬年前開始,人類的物質文化開始突飛猛進,逐漸發明了弓箭、針線、衣服、舟船、器皿,這讓人類遷移到世界上最遙遠寒冷的地方。戴蒙德稱之為「大躍進」(靈感來自我國50年代的著名群眾運動)。赫拉利似乎受此啟發。但是戴蒙德認為「大躍進」開始於四萬年前,延續至數千年前。而赫拉利則將這場「革命」推至更遙遠的七萬年前。且不論年代如何確定,讀者不禁要問:七萬年前逐漸開始的變化,在此後數萬年中不斷被各種發明所豐富,如此漫長的歷史過程,還能稱作「革命」嗎?

與《槍炮》一樣,《簡史》認為:人類在過去二十萬年遷徙到全球的過程中,造成了環境的急劇變化和其他物種的迅速消失。赫拉利討論了最新人類學的發現: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東亞直立人,以及印尼島上的小矮人——這些我們智人的近親,都在智人到來後滅絕。滅絕的原因,如果不是智人直接的屠殺,大概是由於生存資源的競爭。同時滅絕的還有非洲之外各大洲的巨型動物,從猛獁象、劍齒虎、岩穴獅,澳大利亞的大袋鼠、袋獅、袋熊,到馬達加斯加的大象鳥,都被新到來的「智人」獵殺得一乾二淨——這也是《槍炮》一書的主題之一。不過,《簡史》沒有解釋為何人類起源於非洲,可非洲的大型動物至今數量很多。《槍炮》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解釋:非洲的動物在過去二十萬年中和人類一同進化(Co-evolution),人類早期不完善的捕獵技術,讓非洲動物有充分時間進化出對人類的畏懼,這正挽救了他們的性命。而當人類到達其他大陸時,捕獵技巧已臻嫻熟,而當地的動物來不及進化出對入侵者的恐懼,因而被輕易迅速地滅絕。

儘管人類的出現是生態的災難,但是赫拉利告訴我們,在農業文明出現以前,人類生活在和諧幸福的原始狀態。據說,這些採集狩獵者一天不用干幾個小時的活,幾天才出去打一次獵(對此結論,書中並沒有提供足夠證據);在幾十人的人群中,他們餓了找找食,沒事八八卦。在樹上蕩蕩鞦韆,在洞里談談戀愛。他們營養均衡,每天吃蛋白質、蔬菜、穀物和堅果,經常合理運動;由於不必和家畜接觸,也沒受從動物那裡來的病菌侵害,平均壽命高達60多歲,自自然然,快快樂樂。一幅美好的伊甸園圖景!

2. 農業革命與反文明

這美好圖景隨著文明的誕生而消散。

第二部分:農業革命的故事是:距今大約一萬年前,人類意外地發現了可以馴化的作物,發明了農業,從此逐漸放棄了採集狩獵者的生活方式,開始定居生活。農業的起源,本是《槍炮》一書中最精彩的章節之一。《簡史》借鑒了《槍炮》中關於農業起源的假設和判斷,沒有太多創新。但是,《槍炮》中地理環境如何影響不同地區農業起源的討論在《簡史》中消失了。在赫拉利粗略的敘述中,我們不知道農業為何只在某些地方出現,沿哪些路線傳播,為何某些人群從不曾發明農業,或者為何只發展出了某種形態的農業。缺少了對地理環境和生態氣候的討論,農業的發生在《簡史》中成了一個謎。

不過,《簡史》基本繼承了《槍炮》一書對於農業起源的歷史評價,要點如下:

第一,農業雖然刺激了人口的急速增長,但是並沒有增進人類的幸福,甚至也沒有顯著增加個人的知識。採集狩獵者比農民更快樂,更有知識。農業讓人類生活變得痛苦。人類的身體,在農業產生之前的十幾萬年中,進化出了最適合採集狩獵生活的體質。他們更適於長期行走並奔跑,追蹤動物,更適於攀爬樹木岩石,採集果實。但一萬年前出現的農業,完全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人們被迫終日在田裡彎腰勞作,這造成了多種身體的疾病,包括各種腰椎頸椎疼痛。

第二,農業革命損害了人類的飲食健康。在漫長的採集狩獵階段,人類的身體已經適應了多樣化的食物來源;最健康的飲食,是混合多種肉類、穀物、水果、堅果、蔬菜的均衡飲食(因為採集狩獵者只能、也必須吃這樣的複合飲食)。在農業產生以後,人類的食物來源變得過分單一,只依賴一兩種穀物,這進一步損害了人類的健康。

第三:農業革命讓人類馴化了動物。從此,家畜將各種細菌和疾病源源不斷地傳染給人類(小型採集狩獵社會因為沒有與家畜的接觸,病菌的種類和危害比現代社會少得多)。同時,定居農業生活要求人口密集居住,大大增加了傳染病爆發的幾率。歐亞大陸的人類,用數千年時間,通過大量人口的死亡,進化出了一定免疫能力,發明了免疫方法。但是,新大陸的人類沒有這種優勢。這在跨洲際文明接觸的同時,造成了美洲、澳大利亞等地區高達90%的土著人口的死亡。在這方面,《簡史》基本照抄了《槍炮》一書,只是進行了縮寫。但是《簡史》再次忽略了《槍炮》中對地理生態環境因素的強調。《槍炮》的作者戴蒙德認為:美洲大陸和澳大利亞缺乏可以馴化的大型動物,這讓土著不能在與家畜的接近中產生抗體,這是新大陸發現後大量本土人口死亡的終極原因。地理因素,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平衡的重要環節——這個論題在《簡史》中完全缺席。

赫拉利認為,農業的產生,對被馴化動物來說,也是一場災難——這是他在追隨戴蒙德之餘,難得的獨特見解。他寫道:馴化的家畜從此不能在野外奔跑、自由的交配;不得不忍受食物的缺乏、圈欄的狹小,和人類的宰割。農業的產生不僅讓人類痛苦,也讓家畜跟人類一起受罪。可是,我們知道,馴化的過程也意味著基因的改造;所以,家畜在多大程度上能感受到野生動物初次被馴服的痛苦,是一個問題。另外,按照戴蒙德在《槍炮》的看法,牛羊馬被人類馴化,造成了這些物種的勝利,未必是物種的災難(現在全球的牛就高達十億頭)。赫拉利對於農業革命給家畜帶來痛苦的批評,與近年來動物權利運動的興起息息相關。

總之,在赫拉利看來,農業革命是人類為自己挖的一個大坑。表面看來是人類馴服小麥,其實是人被小麥馴服;人成了農作物的奴隸,成天伺候農作物,因為擔憂天災人禍而飽受精神折磨(赫拉利認為採集狩獵者就沒有這種焦慮)。單一的食物讓人營養不均衡,終日的勞作帶來腰椎頸椎的病痛,被馴化的動物帶來各種傳染病——從此,雖然文明在發展、人口在增長,個人的幸福卻下降了。人類成為了文明的奴隸。

這其實不是什麼新的歷史觀念。從莊子到盧梭,從馬克思到弗洛伊德,古今中外,批判文明損害人類幸福的哲學思辨,一直絡繹不絕。盧梭在《愛彌兒》中嘆息:「最不幸的是:人類所有的進步,不斷地使人類和它的原始狀態背道而馳,我們越積累新的知識,就越失掉獲得最重要知識的途徑。」 我國前秦的老莊道家也對人類文明有類似的批判。莊子描繪不曾為文明玷污的人類理想生活:「民居不知所為,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莊子·馬蹄》)這幾乎就是赫拉利筆下在樹下乘涼、聊著八卦,整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採集狩獵者。文明的誕生,對於赫拉利來說,是「自然」的人性異化的過程。

從這個意義上說,《簡史》可算是一部表達老莊道家反文明觀念的後現代史學著作。

不過,與莊子和盧梭不同的是,赫拉利所發現的人的「自然」屬性,是建立在生物學和進化心理學的新發現之上的。這個科學的依據是:人類有長達20萬年作為採集狩獵者的進化歷史,可農業文明產生至今不過一萬年,所以我們的身體和基因,還沒有進化到足以適應現代文明的程度。為採集狩獵而打造的身體,在農田裡,工廠里,辦公室中,出現了各種病痛、肥胖、精神壓抑。文明來得太快,進化走得太慢——這是人的「自然」屬性與文明的基本衝突。

3. 科學革命與人文主義的消退

在「人類的統一」和「科學革命」兩部分中,赫拉利進一步探討了人類「想像」這個主題。在他看來,「想像」是談論不存在的東西的能力。貨幣、國家、資本、宗教、法律、公司、政府、民族、道德,科學等等,都是人類想像的產物,只能存在於主觀世界中。這兩部分,很接近傳統的全球史,只是更粗略一些。最重要的觀點,是作者對於人文主義的批判。

歐洲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造就了現代主義史學觀念。這種觀念建立在「大寫的人」之上;中世紀的神權被解構,人獲得了上帝一樣的神聖性。「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人成為世界和歷史的中心。人類福利的進步,知識的積累,平等的實現,自由的拓展,都被視作「進步」的象徵。

但是,這種人文主義史觀在《人類簡史》中遭到了激烈的批駁。宗教、自由主義、啟蒙主義、社會主義、進步等理念,被赫拉利一視同仁地稱作「想像」,不再有區別。他聲稱,《獨立宣言》里關於人類平等的理念,未必比《漢莫拉比法典》中人生來不平等的說法更加靠譜。他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看,人類的歷史沒有所謂進步或者倒退,更沒有終極目的。人類的出現和發展,是無法進行價值判斷的自然過程——因為價值本身,是一種虛構。人類和其他物種一樣,可以從生物學、分子化學、腦科學的角度進行解構和理解。人,毫無神聖之處,沒有理由給自己在宇宙間留一個特殊地位。

再一次,赫拉利回到了道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觀念。生物學只能證明人餓了要吃,成熟了要交配,和其他物種一樣,被複制基因的本能所驅動。生物學不能支持人文主義觀念的「想像」。可是,讀者不禁要問:這想像是哪裡來的呢,人類為何要進行這樣的「想像」呢?這些「想像」對於歷史又產生了怎樣的作用?不同的想像又導致了什麼不同的結果呢?《簡史》對這些問題沒有提供答案。這讓這部「科學」報告缺乏解釋的力度,看起來只是一系列不可思議的歷史巧合的流水帳。

4. 生物決定論與文化價值的衝突

這正是本書的缺陷所在。

赫拉利認為:「所有我們可以稱為『不自然』的人類行為,都是由於人類的文化規則,而不是由於其生物性。」這裡,自然與文化的衝突再度被強調。赫拉利聲稱,他所說的「自然」,是由科學證明的人的「自然」屬性,與人文主義的「想像」相比,擁有更大的合理性。他說:「自由人文主義和生命科學的最新發現之間的鴻溝,正在擴大,我們不能再忽視這種鴻溝了。」 這就是說,人權,自由,平等,公正,國家這些概念,都是與最新的「科學」發現相衝突的,都是認知革命之後人們「想像出的秩序(imaginary orders)」。只有人的生物性,才是人真正的自然屬性;只有生物學的現象,才不是「想像」。

最終,「自然」被簡化成了一種純粹的生物性。

然而,如果歷史只是基因自我複製的「自然」過程,那麼一切對於人類歷史好壞對錯的評價,都顯得荒謬了。赫拉利本可以自始至終堅持這麼說,讓本書的邏輯自洽。但是,他在推翻人文主義聖像的同時,卻不斷對人類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價和價值判斷。當赫拉利擔憂人類的未來、批評對環境的破壞、譴責歷史上的暴行(比如宗教戰爭)、同情弱小動物的時候,他不自覺的回到他所批判的人文主義精神和人道主義假設中,與他主張的生物決定論矛盾起來。

比如,赫拉利說:「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毀滅了多少物種,我們可能會有動力去保護那些倖存的物種」。 「現代工業化的農業,可能是歷史最大的犯罪」。可是,如果我們只是這地球上豪無特別之處的一種生物,如果不是出於我們自私的需要、觀賞或獵奇的目的,有什麼必要去保護物種呢?如果人類互相的傷害和對其他物種的毀滅,只是被基因推動的生物屬性,如何談得上好壞對錯呢?

同樣,一旦提到動物權利,赫拉利的「科學」中立價值觀,就會突然消失。他不僅批評人類慘無人道,也批評人類慘無「獸」道的行為。他惋惜因為人類而滅絕的物種,憤慨於人類把雞終生關在小籠子里,在傳送帶上用機器殺死,讓豬生活在自己的糞便中,對牛羊任意宰割。可是:如果從純生物學的觀點來看,這種「殘忍」行徑無非出於人類複製基因的本能,與草原上捕殺斑馬的獅子,同樣都是「生物學」的自然過程,有什麼好指摘的呢?

當赫拉利告訴我們「人所不欲,勿施於雞」的時候,他對人類行為的道德判斷,與他早前提出的價值相對主義,產生了矛盾。這是因為,如果沒有「想像」出的人文主義觀念,我們很難對歷史現象和人類行為做出批評。生物學、基因研究,和心理學可以增進我們的知識,卻並不能幫助我們進行價值判斷。如果純粹從物種的生物屬性和本能出發,歐洲殖民者對於美洲土著的滅絕,就像人類滅絕傳送帶上發育不良的小雞一樣,都只是生物學的「自然」現象而已,無所謂對錯好壞。但是,赫拉利又顯然不贊同這樣的觀點。

赫拉利的生物決定論與他的道德良知之間的矛盾,同樣削弱了他在本書結尾對人類未來發出的警告。他提醒人們,如果智人不負責任地追求私利,科技的發展可能導致人類的毀滅。這種心靈雞湯式的警告,和他之前對於人類自由意志的否定,再次發生邏輯衝突。就在幾章之前,他還宣稱:「「研究生物體的科學家……越來越發現人類的行為是由荷爾蒙、基因、和腦神經元突觸決定的,而不是由自由意志決定的。」按此,人類的興起、進化和毀滅都是其生物性決定的,就算我們明白了人類的困境,也只能成為揪著自己頭髮企圖離開地球的人。如果人只是其生物性的奴隸,在基因的牢籠中無法自拔,那麼這個物種的毀滅,只是咎由自取。如果「自由意志」是虛妄的想像,如果我們永遠不能做出選擇來改變自身的命運,那麼赫拉利在本書結尾的警告不是對牛彈琴嗎?

5. 人文主義廢墟上的自然之人?

《人類簡史》在2015年以來的走紅,多少出於讀者在複雜繁忙的現代社會裡對於「簡單」的渴求。然而,簡單也可能導致思想的粗疏,和理解的簡陋。《人類簡史》因為其「簡」而成功,也因為其「簡」而失敗。複雜而充滿爭議的人類學和歷史問題,在書中被過於簡約的概括,導致不嚴謹的結論。幾個例子:

赫拉利暗示原始採集狩獵者生活在人類的黃金年代。他們沒有什麼生存壓力,大部分時間都在聊八卦,談戀愛,和平、悠閑、自在;他們營養均衡,也不受傳染病折磨,長壽而快樂。但是,近年來人類學研究發現,採集狩獵者群體的生活絕非如此浪漫悠閑。他們的生活方式受到所在地理生態環境的強烈影響,因而相互間有著極大的差異(地理生態環境的因素在《簡史》中基本缺席)。在環境惡劣、食物短缺的地方,生活可能極為艱苦。(William L. Balée. Advances in Historical Ecology. 2002) 和平悠閑的採集狩獵者形象其實早就在人類學界廣為流行,並非赫拉利的新發明。1941年,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就指出:不應該樂觀地將人類祖先想像成「生活在持久和平的黃金年代」。最近的人類學研究表明,採集狩獵者人群之間爭奪資源的暴力衝突,比以前認為的要更加殘酷頻繁,戰爭有人類基因方面的起源。「和平的採集狩獵者是個神話」。「史前時代的人類戰爭是普遍、持久、致命的」。 (Mark W. Allen. Violence and Warfare among Hunter-Gatherers. 2015) 原始人群的生活,絕非如赫拉利「想像」中一般浪漫而溫馨。為了論證文明對於「自然」人性的異化,赫拉利過分美化了史前時代。

赫拉利在書中還宣稱:民族主義即將消亡,因為「國家在迅速失去獨立」。可是,自本書出版以來,民族主義情緒一直在全世界發酵。英國,比利時部分地區企圖脫離歐盟,美國從全球化中撤身,孤立主義抬頭。中國、俄國、法國、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有增無減。赫拉利所說的「世界文化」其實是全球化中的精英文化,未必與各國底層階級相契合。在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看來,各國全球化的精英,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便與當地普通民眾的經濟文化生活相脫節。最近我們看到,全球化精英再次受到本國民粹勢力的挑戰。國家的獨立在世界主要地區沒有被弱化,反而在被強化。

《人類簡史》的另一大缺陷是:雖然大量借鑒了《槍炮》一書中的原創論點,卻拋棄了《槍炮》中對於人類歷史發展不平衡原因的複雜論證;《簡史》忽略地理環境,生態氣候等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也絕不討論個人或者人類群體在不同環境中的不同反應。我們看不到環境,文化,習俗,經濟制度導致的人類行為差異;看不到氣候、生態、疾病、災害、經濟規律、政治組織、文化傳統、個人決定對歷史的任何影響。這讓《簡史》缺乏對歷史發展深層原因的解釋。在赫拉利筆下,七萬年前人類的想像能力突然出現,然後鬼使神差般推動人類向前狂奔,讓人類從不起眼的靈長類動物,一路登上月球。這幅過「簡」的圖景雖然描述了「是這樣」,卻沒有解釋「為什麼是這樣」,最終讓讀者懷疑是否真的「是這樣」簡單。

然而,本書最大的缺陷,是生物決定論和人對自我命運把握之間的邏輯矛盾。本書的英文書是《智人:人類簡史》,使用了人類這個物種的學名,標榜一種「科學」的氣息。在以生物學和進化心理學為名的考察下,人與動物的區別,變得若有若無,氣若遊絲。在赫拉利看來,科學的「新發現」摧毀了人文主義的正當性,讓人從神聖的位置上跌落,降格成了和其他物種一樣的動物;人被基因、荷爾蒙、和腦神經元驅動,以機械的、純粹生物學的方式存活。他的文化成果只是「想像」,他創造的歷史是一個圈套,他的未來,只是從一個科技的牢籠,走向另一個科技的牢籠,直到在未來被新的科技塑造成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Cyborgs——走向自我毀滅。

在這人文主義的廢墟之上,奴隸的解放,法律面前的平等,女性的投票權,弱勢群體的權利,工作和教育機會的均等這些歷史事件,不再有進步的價值。援助飢餓的非洲兒童和屠殺美洲的印第安人之間,界限模糊。林肯廢除奴隸制與宣揚君權神授的《漢莫拉比法典》之間,也無所謂好壞;人文主義廢墟上的自然之人,茫然四顧,發現歷史只是由「荷爾蒙、基因、和腦神經元突觸」推動的冰冷生存故事,無法評價,沒有意義。

這幅陰冷圖景中所缺乏的,是人類的自由意志和以文化來改造自身的能力。《人類簡史》中缺席的正是人類終極問題的答案;如果我們只是基因的囚徒,生物性的奴隸,那麼我們如何才能改變自我毀滅的未來?生物決定論無法回答赫拉利提出的問題。人的生物學屬性並不能決定人類的未來,——只有對人類自身命運的關懷,對人的價值的探討,對人的目的思考,才能真正讓我們理解歷史,評價科學的發現,賦予數據和事實以意義;才能讓我們走出基因的牢籠,創造文化來改變未來。

最終,為了回應赫拉利對人類未來的警告,我們需要一種被他所否定的東西。人類的文化價值確實是「想像」;但是各種「想像」之間的競爭,並非混亂而無意義,而是有關人類命運的重大抉擇。我們必須承認:有些「想像」比其他的「想像」要更加合理;正如我們有理由相信:和平比戰爭美好,公平比腐敗合理,善良比自私珍貴,平等比壓迫更值得渴望。正如人們天然地更願意成為《人權宣言》中描述的自由公民,而不是《漢莫拉比法典》中被合法奴役的奴隸。

因為,促進人類整體的幸福,是一件最必要的人文主義「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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