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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大內遷與冰心的席夢思床墊 | 短史記






文 | 諶旭彬



因「七七事變」發展成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與蔣介石處理事變的初衷,存在較大的偏離①,故而工業、文化的內遷,均未能提前有所部署,而是在1937年的8月份才被緊急提上日程。緣此,工業內遷方面,當局將大多數的資源傾斜給了更具戰略意義的國營廠礦,而對民營工廠的照顧很不周全。




國營廠礦中,最關鍵者,莫過於兵工企業。




中國兵工,本遠不如日本,為抗戰前途,自不容再有所損耗。所以,時人總結稱:





「其實最偉大的最完整的工業內遷,還不是沿海的民間工業,而是散布在南京、武漢、山西、河南及廣東各地的兵工工業。兵工廠的單位不算很多,每一個兵工廠的器材卻是很多。兵工署讓每一個兵工廠自己拆自己的廠,自己搬自己的廠,連職員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整個都搬,所以那些職員和工人都把自己的廠當作自己的家了,拼著命拆卸機器、搬運材料,從廠里到站上,從站上到碼頭上,再從碼頭上到船上,無不用盡了他們的全力。……他們不但搬完了他們的機器,也搬完了他們的材料……凡是內地所買不出來的,都是他們所不肯放棄的,所以他們的運輸量最大。兵工廠的運輸量超過了其他一切國營、民營工廠聯合起來的運輸總量。」




至1940年,兵工廠西遷基本結束。




八年抗戰,國軍絕大部分的槍支彈藥的補充,即由這些西遷兵工廠所製造。




據統計,自1939年至1944年,國民政府共生產了36萬餘支步槍,雖遠遠不能滿足戰場所需,卻已是當日補給的主要來源——至於外援,仍以步槍為例,抗戰前期曾自蘇聯購買了5萬支;抗戰中後期,則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資分配大權,所得甚微,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國國內戰場僅獲得1000支美援步槍的補充;直至史迪威被趕出中國,這一境況才有所改善,至1945年5月,有超過14萬支美援步槍從印度倉庫運入了國內戰場。③




兵工廠之外,當局最重視的西遷對象,乃是飛機製造廠。

共三家:韶關飛機製造廠、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器材、原料、半成品飛機、需修理飛機乃至機身、機翼,全在搬遷範圍之內。日後美、蘇空軍援華,正是由這些飛機廠承擔起了維修重任。



再其次,則是資源委員會下屬的諸多國營廠礦。

這些企業如中央鋼鐵廠、中央無線電器材廠等,均攸關抗戰的基礎性需求。




民營工業西遷的籌劃,與國營廠礦大致同步,唯當局所提供的條件,遠不如國營廠礦優越,故損失頗大。

如紡織業損失了70%,麵粉業損失了60%,機器造紙業損失84%。至於遷徙途中之艱辛,則國營、民營並無二致。試舉一例:




胡厥文之新民機器廠和合作五金公司,自上海遷往四川,其中宜賓至重慶段,全靠僱用木船,由廠內工人充當縴夫拉船溯流而上,「岸邊的江石年年被江水沖刷,變得分外尖利,工人們一不小心就把腳劃得鮮血淋漓。……一隻船往往需要一二百名工人拉縴。……順利時每小時約可前進兩丈,但更多的時候是寸步難行。在拉縴過程中,四根纖繩斷了一根是常有的事,若是第二根纖斷了,即須立即將其餘兩根一齊砍斷,任船下流至靜水處,以免危險。而縴夫只得重回原處,再從頭拉起。」且須躲避敵機轟炸,此行,「員工被炸死2人,病死6人,從宜昌到重慶走了半年之久」。④




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

從1937~1940年,共內遷工廠450家,機器材料近12萬噸。其中以鋼鐵業、機械工業、電力及電氣工業、煤礦業等行業之器材為最多。⑤因是至故,最核心的重工業基本得以保全,輕工業損失慘重仍門類齊全,抗戰八年,大後方仍有一個基本自給、穩定的工業體系在正常運轉。




圖:1941年,四川成都龍泉驛某小學上課




「工業西遷」保存了復興的物質基礎,「文化西遷」保存的是精神基礎。




文化內遷,首重教育事業。



抗戰爆發後,針對教育方針,國內輿論分裂為兩大派。一派主張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學科須調整為以軍事課為主,教育對象也須調整為「以民眾為對象」,梵谷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均應予以改組或停辦。另一派則主張教育乃百年大計,不能為了短期利益,而破壞長遠的教育體系。軍政高層內部,意見也不統一,張治中和陳誠同在「長沙臨時大學」演講。張治中劈頭就罵學生:「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裡幹什麼?」陳誠則贊成學生西遷,譽其為國寶,勉勵他們於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後,殘破的國家將需要他們的學識來建設。




蔣介石和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最終選擇支持了陳誠一派的意見。

他們認為,抗戰時期的教育,「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所以,「戰時應作平時看」,「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

這一政策實施的結果是中國的教育事業在抗戰期間反而獲得了較之戰前更大的發展,以高等教育為例,1936年在校學生僅4萬餘人,抗戰結束時已增至8萬餘人,其中超過80%者完全由國家供養。




其次則是對知識分子的救助。

教育系統內的學者,大都隨學校一併內遷。其他文化界人士,則多受惠于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其中最廣為人知之案例,莫過於1941年香港淪陷後的「民主愛國人士大營救」,共將800餘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其家屬送往了大後方。

據國民政府統計,高級知識分子的90%,中級知識分子的50%,被從淪陷區轉移到了大後方。



冰心所獲待遇,大致可以反映當時政府對知識分子力求尊重,以激勵其為抗戰效力的用心。1940年秋,有人向宋美齡推薦冰心來「婦女指導委員會」,做抗戰的婦女動員工作,宋欣然接受。冰心夫婦當時住在昆明郊區,因事前往重慶,遂獲宋美齡接見。宋勸她「國難當頭,……應該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指導青年團體,不能再閑居在昆明郊外的小地方了」,冰心則「說了一些實際問題。孩子們都還小,戰爭時期交通不方便,所以搬家很困難……所以想和原先一樣住在雲南。」宋美齡的回答是「交通問題再多也能為你解決。……我並不想讓你們家人分開什麼的。」⑧




宋美齡最終是如何讓冰心愿意自昆明搬往重慶的呢?林徽因當日與冰心所住甚近,在給美國友人費正清夫婦的書信中,林曾披露:





「朋友『Ice Heart』卻將飛往重慶去做官,她全家將乘飛機,家當將由一輛靠拉關係弄來的註冊卡車全部運走,而時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職務的人卻因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對我們國家一定是太有價值了!很抱歉,告訴你們這麼一條沒勁的消息。」⑨




事實上,那輛由宋美齡親自安排的卡車上,還載著冰心睡慣了離不開的大席夢思床墊。⑩



注釋


①蔣介石對七七事變的應對及期望目標,及最終走向的偏離,可參見:楊奎松,《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和戰抉擇》,收錄於《紀念七七事變爆發7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②《戰時後方工業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界》1944年復刊號。③章慕榮,《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武器裝備建設之考察》,《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④胡世孚/編著,《紀念我的父親胡厥文》,百家出版社,1998,P22。⑤朱伯康、施正康,《中國經濟史(下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P633。⑥諶旭彬,《抗戰期間的中國教育奇蹟》,今日話題歷史版第84期。⑦

國民政府當時的理念是重理輕文,所以其「高級知識分子」、「中級知識分子」,多系指理工科學者而言,文化界人士則與中共統戰系統往來更為密切。

⑧冰心,《我所見到的蔣夫人》,收錄於《春水繁星 冰心精選集》,崇文書局,2013,P170-171。⑨林徽因,《致費正清、費慰梅》,1940年11月。⑩王炳根,《謝冰心與宋美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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