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國瑜：有關南詔史史料的幾個問題

最近幾年，國內史學界對南詔史的研究，做出了許多成績，這是可喜之事。一九五六年秋天，在雲南討論白族形成問題，有許多人認為白族形成於南詔時期，提出有關南詔史的很多問題作了討論。次年五月，雲南人民出版社輯錄二十一篇文章，編成《雲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論文集》。而早經發表的文章，如陳碧笙《試論白族源出於南詔》（《廈門大學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五期）、石鍾健《論白族的白文》（《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第六期）等，還沒有收進去。後來在《歷史研究》、《民族團結》等刊物，還陸續有文章發表。去年七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馬長壽的《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今年五月，中華書局出版了向達的《蠻書校注》。聽說王忠已寫成了《新唐書南詔傳箋證》，徐夢麟修改了早年寫成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還有人在寫著專著。南詔史的研究已不寂寞，且已取得成就，史學界在這方面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當有更多的著述發表，作出更多的成績。

在西南歷史上，南詔史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時期。在這時期，社會情況變化比較大、比較快、也比較雜。惟其如此，很能引起研究者的興趣，所提出的問題比較多，意見分歧也比較大。從最近幾年所發表的著作來看，反映出這樣的情況：更進一步研究南詔史是很必要的。我在這方面的知識很陋，沒有做出成績，但在工作中感覺到：要把南詔史研究好，處理史料的關係很重要。如果不先把有關史料的一些問題加以解決，不可能闡明歷史真相，考訂史料是研究工作的先決條件，所以寫這篇文章，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可能有很大的錯誤，希望讀者多予指教!

一、史料的年代問題

從蒙舍詔建立（公元六四九年）到南詔滅亡（公元九〇二年）的二百五十年中，洱海地區社會情況的變化很大，對先後不同時期記錄下來的史料，要確定其來源，進行具體分析，才能了解每一時期的情況，也才能從各時期不同情況來了解歷史發展過程。如果不把史料的年代加以論定，就不可能認識歷史真相，這在南詔史上是比較重要的問題。有些史料的年代記載比較明確，即有關政治軍事大都有年代記載，或可考證其年代。而關於社會經濟文化的史料，則記載的年代往往模糊，這些史料是比較重要的，必須考究記錄史料的具體年代，才能進行分析研究。這個問題，在目前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南詔統治洱海地區雖只有二百五十年，但這一時期社會經濟、文化的變化較大，如果不把史料的年代考究清楚，不分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史料而雜糅起來，不可能了解歷史真相。也許有人考慮到所能得到南詔史的史料已很少，要把史料的年代分開，豈不是史料更貧乏，問題更講不清楚了嗎？我認為不能因此而否定按年代次序來講歷史的原則，史料再少也不能不確定所能得到史料的具體年代，再來分析研究。這個問題，我們應該重視。

南詔時期記載洱海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史料確實少，而且大都是片段的，但其中有很重要的史料。如杜佑《通典》卷一八七「松外諸蠻」條所記西洱河的風土，樊綽《雲南志》十卷中有關洱海地區的記載，《新唐書·南詔傳》開篇，有關「蒙氏世系」以前的一大段。這些是比較重要的，必須考究記錄的年代和有關的問題，現提出我對這三項史料的意見。

（1）《通典》說：「松外諸蠻，大唐貞觀末為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其西洱河……」以下記載風土全文，為洱海區域的社會情況說：在這區域，「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這就是樊綽《雲南志》卷五所說：「渠斂趙大姓，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樊綽《雲南志》有幾處提到洱海區域的白蠻，但很簡單。要把初唐時期洱海區域的民族社會生活講清楚，《通典》的這一大段記載是極其重要的史料。因為在這區域有數十百部族，人口眾多（十萬九千戶），對洱海區域民族和文化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這項史料要充分討論，首先要考究記錄史料的年代和有關問題。

這項史料的來源，《通典》說：「貞觀末，遣兵從西洱河討之」云云，當與此時此事有關。按：《新唐書·南蠻傳》說：「貞觀中嶲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蹔附亟叛。」《冊府元龜》卷三五八作「雖暫降附，旋即背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將軍梁建方進討。」則《通典》謂貞觀末遣兵者，即梁建方出兵。梁建方至西洱河之年月，《舊唐書·太宗本紀》說：「貞觀二十二年四月丁巳，右武侯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新唐書·太宗本紀》同，《唐會要》卷九九說：「貞觀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右武將軍梁建方討蠻，遣使往西洱河。」紀年不同。惟《冊府元龜》卷九七〇，梁建方出兵在貞觀二十二年四月，西洱河松外諸蠻人貢在二十三年四月，先後系年有序，故疑劉伯英上疏在十九年，而命梁建方出兵在二十二年，即所謂「居數歲」者相距三年，與《通典》之「在貞觀末」亦相符。《資治通鑒》在貞觀二十二年記梁建方出兵事說：「遣使詣西洱河，其帥楊盛大駭，具船將遁，使者曉諭以威信，盛遂請降。其地有楊、李、趙、董等數十姓，各據一州。」與《通典》所載的風土相同。可知西洱河風土記載，即出自梁建方的報告，可以確定是在這時期的記錄。

又《通典》所載西洱河風土，亦見《唐會要》卷九九及《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九，乃摘錄《通典》之文。而《新唐書》卷二二二《南蠻傳》所載，有兩段共八十一字為《通典》所無，其餘則與《通典》同而省略，知《新唐書》所載非出自《通典》，而與《通典》同據一種資料，此種資料流傳至宋編撰《新唐書》時采之。《資治通鑒》作者亦見此項資料，故所記不盡與《通典》、《新唐書》同。雖不知《通典》、《新唐書》、《資治通鑒》所根據者為何書，其為貞觀末年之記載則可確定。所得三百五十多字的西洱河風土記及有關政治、軍事的記載，是公元七世紀中葉洱海地區的重要史料。根據這些史料進行分析研究，對於南詔統一洱海地區以前的白蠻社會情況可以得到比較多的了解。自此以後八十多年，洱海地區造成統一，白蠻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對於研究洱海地區的民族分布以及白族形成問題至關重要。目前研究南詔史，對這項史料還沒有足夠的重視。

南詔統一洱海地區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的歷史不可忽略。向達的《唐代記載南詔諸書考略》說：「唐與雲南關係，高宗時始見記載。」蓋以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趙孝祖征白水蠻及大、小勃弄為有關雲南之最先記錄，而貞觀末年的這項重要史料被否定，又在貞觀以前，高祖即位（公元六一八年），以爨宏達為昆州刺史。是年，置南寧州。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嶲州治中吉宏韋使南寧州至昆彌國，是年置姚州。這些史料也不能置之不論。所以向氏的《蠻書校注》附錄漢、唐間雲南大事年表，從武德元年至唐高宗以前，列舉了九條唐與雲南關係的史料，已修改了他在先提出的意見。《通典》和《新唐書》所載洱海白蠻風土記，是南詔統一洱海地區以前的重要史料。這項史料要從具體時間來研究，不能與以後的史料雜糅起來。

（2）樊綽《雲南志》，《聚珍版叢書》題作《蠻書》。此書的名稱多，向達《蠻書校注》序言中已有說。他提到我寫的《滇南舊事·論樊綽》，這是在一九三五年發表在《雲南旅平學會會刊》上的一篇文章。我主張書名應稱《雲南志》，在一九五七年寫的《雲南史料目錄解題》中作了比較詳細的討論，仍然認為稱《雲南志》是比較合適的。按：《新唐書·藝文志》題作《蠻書》，但《宋史·藝文志》作《雲南志》。宋以來的著作如《玉海》卷十六引《中興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七，元李京《雲南志略序》，明程本立《雲南西行記》，都見過原書，皆稱《雲南志》。政和《證類本草》卷十六引《圖經本草》作《雲南記》，《永樂大典》收此書，題《雲南史記》。四庫館從《永樂大典》輯出，改題《蠻書》，說：「從其溯也。」但樊綽錄成十卷，不題書名，至於書中附錄有「為《蠻志》一十卷事」云云，那是任夔州都督後訪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錄了十事，「卷」字為衍文，非樊綽自題其書為《蠻志》。由於他不題書名，後人以意稱之，所見有《雲南志》、《雲南記》、《雲南史記》、《蠻書》、《南蠻志》、《南夷記》諸名。從樊綽的記載觀之，稱地方為雲南，稱民族為蠻，他的十卷標題稱雲南者有三，而且這是一部地方志書，題作《雲南志》是適當的，所以宋以後稱為《雲南志》。至於稱《蠻書》，那是誣衊之詞，四庫館輯本改名，我不順從館臣的竄改，主張恢復《雲南志》舊名。近年徵引此書都稱《雲南志》。去年五月在成都，有一位文史館的老先生對我說，看見《蠻書》的名稱非常討厭，現在四川有許多侮辱少數民族的地名都改了，書名也可以改。我主張稱《雲南志》不僅是這樣的意見，而且有確鑿的證據。《四庫》館臣輯《舊五代史》，把虜、狄、胡、戎一類的字都改掉，陳先生《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為何要把《雲南史記》改為《蠻書》呢？又為何要仍循《四庫》之舊呢？都不能為定論。

樊綽《雲南志》十卷，還有附錄，所載南詔社會經濟、文化的史料最豐富。資料來源的年代問題也要考究，據樊綽自述：「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錄蠻界程途及山川城鎮、六詔始末、諸種名數，風俗條教，土宜物產，六賧名號，連接諸蕃，共纂錄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節度押衙張守忠進獻。」所謂「去年」即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樊綽以咸通三年二月至安南，四年二月事敗離安南，恰有一年時期，作書就在此時。馬長壽說：「樊綽在交州作官多年，有些雲南城鎮他親自去過。」但從樊綽《雲南志》及其他記錄，考不出他到過雲南城鎮，而只在交趾活動。書中有記載，他在這一年親身經歷的事數量不多，並且所記親見親聞之事，大都是每一件事的附記，顯知絕大部分材料，是根據已有的記錄編纂成書的。究竟主要出自什麼書呢？樊綽《雲南志》的年代記錄，以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有十七次為最多。尤可注意者，卷三載南詔世系事迹，止於貞元十年，異牟尋與崔佐時盟於點蒼山。在異牟尋後襲職者，有尋閣勸、勸龍晟、勸利、豐祐而至世隆。樊綽作書在世隆時期，其間有七十年事迹缺而不書。在卷四記袁滋冊封異牟尋後，有「牟尋男閣勸已後繼為王」之語，乃據傳聞錄之，且不記閣勸之立在何年，可能此語非樊綽得自傳聞，而是所據之書已錄之。至於貞元以後的年代記載，卷七記土產絲織品後有「俗不解織綾羅，自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蠻賊寇西川，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數語，為樊綽得諸傳聞附記之。又卷十記彌諾國後有「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曾破其國，劫金銀，擄其族三二幹人，配麗水淘金。」又在驃國後有「蠻賊太和六年劫掠驃國，虜其眾三千餘人，隸配柘東，令之自給，今子孫亦食魚蟲之類，是其種末也」。此數語亦得之傳聞附記之。所以兩處都說「今」，記當時的情況。其餘記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李琢殘暴，致李由獨降南詔事有三處，卷一及卷四亦為傳聞所得，附記於路程及族類之後。樊綽《雲南志》所記之年代如此，顯知所載史料大都錄自前人著作，附記傳聞所得及親身經歷而已。

究竟樊綽所根據的是什麼書呢？卷五在六賧標題下注文有「韋齊休《雲南行記》有十賧」之語，疑此為後人校記，非樊綽原文，因無十賧的記載。又卷一從嶲州至陽苴咩路程，在清溪鋪八十里渡繩橋注引《雲南行記》雲「渠桑驛」，亦後人校記之文。由此可知，樊綽《雲南志》不用《雲南行記》、《太平御覽》引韋齊休《雲南行記》或稱《雲南記》有二十三條，向達《蠻書校注》附錄，都不見於樊綽《雲南志》，則樊綽沒有見韋齊休書。而所載韋皋和袁滋事迹較多，顯知錄自《開復西南夷事狀》及《雲南記》。《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十一月己未，韋皋進《開西南蠻事狀》十卷，敘開復南詔之由。」《唐會要》卷三六說：「貞元十三年，宰臣袁滋撰《雲南記》五卷上之。」此二書見《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亦見《新唐書》及《資治通鑒》徵引。樊綽得到這兩種書為編書時主要根據，尤以袁滋的《雲南記》為重要。可明知取材於袁滋書者，如卷一由戎州至拓東路程，為袁滋行程的記錄。卷三記南詔世系事迹，止於異牟尋與崔佐時會盟，即在袁滋至南詔前數月。卷四屢記南詔破吐蕃，遷徙各族人口，亦袁滋至南詔以前事。卷七載異牟尋獻琥珀，即遣使與袁滋同行至唐朝，附錄自拓東城至陽苴咩行程及袁滋冊封事、名類、六賧 、六詔、山川等，疑亦主要出自袁滋書。

袁滋以貞元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至陽苴咩城，十一月七日事畢而返，僅留十日（是年十月小）。在雲南境內往返行程不過兩月，不暇訪問南詔故實和社會生活，從容作記，所記只是行程經歷和政事，當不超過一卷書。而《雲南記》有五卷，疑其餘四卷錄自已成之書。此書出自留心故實與社會生活者，在較長時期經過調查研究之撰述，疑即南詔文臣所記，纂成地方志，為袁滋所得而錄於《雲南記》，這是很可能的。《新唐書·南詔傳》說，貞元十年，異牟尋遣使獻地圖，即南詔文臣所作，則記載故實風物亦為應有之事。袁滋冊封異牟尋，雙方友好關係的表示異常熱烈，以所纂地方志送袁滋亦意中事。袁滋錄於《雲南記》上給朝廷的書五卷是這樣編成的，作如此推測是可能的。

樊綽《雲南志》十卷里，大部分材料是親歷目睹者的記錄。樊綽採錄已成之書，可以推測主要為袁滋《雲南記》，而《雲南記》又錄自南詔文臣的撰述，其史料來源如此。樊綽《雲南志》之物產、風俗、條教數卷，為熟悉社會生活者所記，其六詔、名類、六賧、城鎮、山川數卷，亦為熟知地理與故實者所作，仔細讀過，可以玩味出來。其中所記城鎮，如說「拓東城漢舊為昆州」，「量水川漢舊黎州」（兩見），「新豐川漢南寧州新豐縣故地也」，「大覽賧漢舊覽州」。凡所謂「漢」都不是兩漢時期地名，而是初唐設治的地名，稱之為漢，顯知南詔文臣追述初唐設治。南詔稱唐朝為漢，如《南詔德化碑》之「漢帝」，「漢不務德」，異牟尋誓文之「漢界」，「誓為漢臣」， 凡所稱漢都指唐朝，記城鎮漢舊名，也是唐朝設治，南詔文臣所記，出自南詔所作地方志書，則史料大體保存了第一手的記錄。多數史料記錄的年代，在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稍前，其具體年代可以確定。不能以樊綽著書在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而認為是那個時期記錄的史料，須與在此以前《通典》所記（在公元六四八年），以後《新唐書·南詔傳》所記（在公元八七八年）作比較研究，再來分析了解歷史發展過程。不能把先後二百多年記錄的史料糅合起來，這是我要著重提出來的。

（3）《新唐書·南詔傳》開篇在南詔蒙氏世系事迹之前，有一千二百一十一字的一大段。其開頭「諸葛亮討定之」以上七十二字，出自《舊唐書·南詔傳》而稍有增易。《舊唐書·南詔傳》接著寫蒙氏世系事迹，《新唐書·南詔傳》在這中間增入一千一百三十九字長文，其內容為南詔的地理設官以及社會生活。這一大段文字出自什麼書昵？取樊綽《雲南志》來校，有「凡調發，下文書聚邑，必占其期」，至「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計二百九十四字，摘錄自樊綽《雲南志》卷九。其中有望苴子蠻一段二十六字，摘錄自樊綽《雲南志》卷四；又「自祁鮮山之西」至「日馳百里」計一百八十字，摘錄自樊綽《雲南志》卷六末及卷七；又從「自曹長以降系金佉苴」至「號鵝闕」計一百二十四字，摘錄自樊綽《雲南志》卷八，三段共五百九十八字。其摘錄樊綽《雲南志》各條之文，每卷中條文次序不亂，惟有刪節而已。此三段之間及前後共四段六百一十三字不見於樊綽《雲南志》，顯知撰寫《南詔傳》時，取樊綽《雲南志》以外相間摘錄其他書。取此四段與樊綽《雲南志》所載，其反映的社會有顯著不同，即社會基礎進步了。這七段的二、四、六段（樊綽《雲南志》）與一、三、五、七段所反映的社會基礎不同，混在一起，很不調協，分開來看，顯然是兩種社會情況。記錄的年代不可不加分析，在這裡就充分感覺到了。

《新唐書·南詔傳》所采樊綽《雲南志》以外的記錄是什麼書呢？記載雲南風土之書，尚有韋齊休《雲南行記》和徐雲虔《南詔錄》。此二書宋時尚存，但韋齊休書不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蓋編書時沒有得到此書。而徐雲虔《南詔錄》三卷，則著錄於《藝文志·地理類》。又《南詔傳》載乾符四年，徐雲虔出使南詔事，記到鄯闡城晤驃信（隆舜）的事迹，用一百二十五字為親身經歷之記錄，當出自徐雲虔書。《資治通鑒》於乾符四年、五年、六年載邕州與南詔通使及徐雲虔至鄯闡事甚詳，亦當出自徐雲虔書。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徐雲虔《南詔錄》三卷，上卷記山川、風俗，二卷記紀行及使事，疑《新唐書·南詔傳》風土製度之文，即出自《南詔錄》上卷，為徐雲虔訪問南詔時所得，亦可能為南詔文臣所記，徐雲虔得之收入《南詔錄》。」樊綽《雲南志》卷九載南詔設官六曹長、清平官之後說：「近年以來，南蠻更添職名不少。」但樊綽得此傳聞，不舉其職名，而《新唐書·南詔傳》載之。余如十賧用貝征徭役諸端，都為後來才有之事，樊綽《雲南志》所無，則此記錄即出自徐雲虔書，當為南詔晚期之記錄。

上舉《通典》、樊綽《雲南志》、《新唐書·南詔傳》所記南詔社會經濟、文化，是不同時期的記錄。所反映的社會情況不同，不能因同為南詔時期洱海地區的記載，糅在一起來研究南詔史，而要從不同時代的不同情況來了解社會發展過程。處理史料不能不考究史料的來源，作適當解釋，然後具體分析批判。這在南詔二百多年中，社會經濟、文化變動最大，確定史料的年代特別重要。

史籍資料要考訂其年代，實物資料也要考訂年代。如大理現存之崇聖寺塔為重要史料，建造於何時？說者不一而多錯亂，應辨明之。

（4）大理崇聖寺塔之年代，據景泰《雲南志》卷五說：塔有「石刻曰唐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大將恭韜、徽義所造」李元陽《中溪文集》卷五《蒼洱聯清圖》說：「三塔，……昉於何時，僧日塔頂有鐵鑄款，識為唐貞觀間造。」又在《崇聖寺重器可寶者記》說：「頂有鐵鑄曰大唐貞觀尉遲敬德造。」吳鵬《重修崇聖寺記》說：「塔頂有鐵鑄記曰貞觀六年，尉遲敬德監造。」說有石刻鐵鑄款識，好似確鑿可憑，但貞觀、開元二說不同，相去八十一年，以哪一說為是，並無石刻鐵鑄記可考，又證之當時的社會情況，不可能建立如此巍峨的佛塔，作此說者以意為之，而假造石刻鐵鑄之說以欺世人，後來考史貿然相信，實為造說者所騙。

塔之修建應在南詔晚期，見於記載而紀年不同。王崧本《南詔野史》說：「開成元年建崇聖寺，聖僧李賢者定立三塔，自保和七年至天啟元年功始完。」又胡蔚本《南詔野史》說：「寶曆元年重修大理崇聖寺成。先是聖僧李成眉賢者建立三塔，元和十五年經始，至是工竣。」按：保和、天啟為豐祐年號。《新唐書·南詔傳》說：「長慶三年（公元八二三年）豐祐立。」又說：「會宣宗崩，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九五年）豐祐亦死。」則豐祐在職三十六年。《南詔野史》說：「豐祐立，改元保和，又改元天啟。」見於記錄多有保和、天啟年號的記載，其紀年比較明確者有「保和二年乙巳」，「保和十二年乙卯」，「天啟十七年丙子」，可知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為保和元年，開成五年（公元八四〇年）為天啟元年。保和有十六年，天啟有二十年，證之其他記錄亦相合。根據此年代記載，說寶曆元年崇聖寺塔建成者，在保和二年與天啟元年建成之說相距十五年，以兩本《南詔野史》所載南詔佛教事迹證之，以天啟元年（公元八四〇年）建成之說可信，蓋元和為保和之誤而任意紀年耳。又開元元年癸丑之說，即以保和十年癸丑而誤。又因恭韜誤為尉遲恭，而謂在貞觀年任意說之，而又捏造石刻鐵鑄記以欺世人，這樣的紀年往往有之，不可不辨。如果輕信崇聖寺塔建於開元或貞觀年，那就無法從歷史條件來解說了。

劍川石寶山造像的年代可確知者，有「天啟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題記」。楊延福以為在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宋伯胤以為在會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此並以不考天啟紀元的年代而誤，實則在大中四年（公元八五〇年）也。

崇聖寺塔的修造者，《南詔野史》說是「李成眉賢者」，當有根據。關於李賢者之記載，早在大理盛德五年庚子，即宋淳熙七年（公元一一八〇年）張勝溫繪梵畫長卷之禪宗傳燈畫像「達摩大師」（第四十四開），以下為中土六祖，次為「神會大師」即衍荷澤派者，又次為「和尚張惟忠」及「賢者買純嵯」：第五七一及五七二開，據萬曆《雲南通志》卷十三大理府《仙釋》說：「張惟中承荷澤派為雲南五祖之宗。」「李賢者名買順，道高德重，人呼為賢者。」按：《五燈會元》載：益州張惟忠，號南印，行法於荊州。據圭峰宗密撰《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所載，荷澤神會傳磁州智如，智如傳益州南印，南印傳遂州道圓，道圓傳圭峰宗密。又宋釋贊寧《高僧傳》卷六《宗密傳》說：「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偶謁遂州道圓禪師，乃從其削髮受教，尋謁荊南張惟忠。」是時張惟忠行法於荊州。卷十一《南印傳》說：「自江陵人蜀創建元和聖寺，長慶（公元八二一至八二四年）初示寂入滅。」按：南印即張惟忠，卒於成都，李賢者為其嗣法弟子。張勝溫畫卷之賢者買純嵯即賢者李買順，亦即李成眉賢者。釋圓鼎《滇釋記》說：「聖僧李成眉賢者，長慶間游化至大理時，南詔昭成王豐祜禮為師，乃建崇聖寺，基方一里，塔高三百尺。」蓋李賢者以長慶年自蜀至大理，太和七年、保和十年（公元八三三年）經始修造崇聖寺塔，至開成五年、天啟元年（公元八四〇年）落成。又據郭松年《大理行記》說：「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尺，凡一十六級，樣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塔成，韜、義乃歸。」則監造寺塔之工匠從內地來，故其式樣與內地相同，所說可信。因寺塔無石刻銘文，雖有史籍記載，而輾轉傳錄多異辭，且作附會，惟在晚唐時南詔豐祐年間李賢者所造，則可得而說，是時大理盛行佛法，且社會經濟基礎亦較高，具備修造此宏偉建築之條件也。

《太平廣記》所載《釋童真事記》：唐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之說「西洱河古塔基如戒壇二重，塔上覆釜」云云。見天啟《滇誌異聞》引，未查出《廣記》卷數，此為記大理佛塔之最早者。所謂塔上覆釜是何物，可供考究。

公元一九二五年，大理劇烈地震，房屋多傾，崇聖寺大塔頂上安置之銅釜墜落，釜中盛銅塔模，製作甚精，李印泉先生編《雲南金石目略》著錄此器說：

崇聖寺銅塔模，在崇聖寺塔頂。民國十四年乙丑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地震，塔頂震落，模隨墜地，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兩，七級頂作亭閣式，四面造佛像三十軀，下層則四天王托塔，翠色斑斕，精氣奪目，當為滇中第一重器，今存昆明李氏。

據瑜所知，崇聖寺塔頂墜落，轟動一時。銅釜紅色，原約二分，墜下時已破，為群眾分片攜去，有截條作戒指，曾流行。釜中盛數器，有力者奪占，銅塔模最精，為當時大理鎮守使李選廷所得。後李選廷事敗出走，攜塔模至蘇州送李印泉密藏之。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起，埋此器於蘇州小王山，勝利後尋之不獲，不知已落在何人手？塔模為建崇聖寺塔時所造，如此精美，意料未必銷毀，尚在人間，為考古重要史料，盼異日能重見原器供研究也。

二、史料的地域問題

自古以來，在雲南境內居民的族別多，而且發展不平衡，地區不同則不可以一概而論，更不能以不同地區的史料相雜，所有史料要考訂其地域，才可能是正確的。不同時間的史料，只能用同屬一個地區的記錄來研究、分析和比較。以洱海地區來說，在南詔滅五詔造成統一以前，各部族的界限比較嚴格，社會情況的差別也大，如果不分別地域，就不可能具體了解真實的歷史。樊綽《雲南志》記載，在洱海區分別稱「烏蠻」、「白蠻」，族別不同，社會經濟、文化也不同，這是在南詔初期存在著的情況。

上文所說《通典》松外諸蠻條載西洱河地區的風土，是分布在洱海之西及以南，即今大理、鳳儀、彌渡、祥雲等處的白蠻的社會情況。《新唐書·南蠻傳》載，永徽初趙孝祖征大勃弄、小勃弄，白崖城也在此區域，《新唐書》和《資治通鑒》記載了這個地區的風土，與《通典》所載結合起來研究是很適當的。

《新唐書·南蠻傳》又載：「昆明蠻以西洱河為境，武德中吉宏偉至其國。」那是在洱海以北地區，說這地區的社會生活，「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與洱海以南地區不相同。新、舊《唐書·吐蕃傳》所載吐蕃與唐將李知古、唐九征在西洱河地區爭奪，劉肅《大唐新語》卷十一記唐九征戰跡，《資治通鑒》永昌元年記傍時昔事，張九齡《曲江集》卷十二《敕蠻首領鐸羅望書》，都是洱海以北地區的史料，這是樊綽《雲南志》所謂烏蠻地區，即今鄧川、洱源、劍川等處，把先後記錄的史料結合起來研究，正所謂相得益彰，便於了解這地區的發展過程。

前人對白蠻和烏蠻不同地域、不同社會生活的史料，往往不加區別，以地區相近，把史料錯雜在一起。如《通典》卷一八七昆彌條記武德年吉宏偉事，以後接著記貞觀年梁建方事，《唐會要》卷九八亦如此，所載較詳，這是把上面所說洱海以南和以北混為一談了。

又如永徽初趙孝祖出兵，先征白水蠻至弄棟，再進大勃弄、小勃弄、白崖城。《新唐書·南蠻傳》記白水蠻，先有一段為大、小勃弄事，次一段為白水蠻事，又次一段為大、小勃弄事，不同地域的史事錯雜在一起。而趙孝祖時為郎州道總管，又與郎州相混，把白水蠻和大、小勃弄事與西爨事迹合錄在一起。又因西爨和勿鄧諸部同有鬼主的記載，於是把勿鄧、兩林、豐琶的事迹也錄在西爨之後，這是由於編纂史料的人沒有地理知識，只因某些關係，不加區別，而把史料錯雜。所以《新唐書·南蠻傳》的兩爨蠻條，除了記載西爨地區以外有白水蠻、大勃弄、小勃弄，還將東爨地區勿鄧、兩林地區合而為一，並且各地區的史料混亂不清。處理這些史料，知者詳加區別，不知者混為一談，其結果是問題談不清楚，反以為有根據而振振有詞。由於編錄史料者的無知，迷惑研究工作者，是不可不留意的。

更要留意的是同名異實，地名或族名相同而實質不同，這是常有的。不循名責實而致錯誤，也是常有的。如《新唐書·南蠻傳》所載「昆明蠻以西洱河為境」，這是在洱海以北地區，而唐代記錄在牂牁附近也有昆明蠻。後一名稱比較古，《三國志·蜀志·李恢傳》說：「恢按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後突圍，「追奔逐北，南至盤江，東接牂牁」。從李恢所經過的路線，可以了解昆明在滇東北與黔西一帶，曾有人以為李恢被圍的昆明在越嶲郡定笮縣。但這地區在唐代才有昆明名稱，以地名相同而誤。《新唐書·南蠻傳》把西洱河的昆明與牂牁附近的昆明認為一處，因此記吉宏偉使昆明後，接著說「自是歲與牂牁使偕來」，以下記牂牁事迹，出自《舊唐書》，又插入為《舊唐書》所無的數段。像這樣匯錄史料，地域觀念模糊。向達《蠻書校注》釋昆明，就把《新唐書》文不加分別地採錄，向氏在此處所釋為定笮的昆明，與西洱河及在牂牁的昆明無涉，惟因名稱相同錄之。他又錄《唐會要》的昆明國在西洱河昆明，與白蠻地區混在一起。前人已不知分別，今更加一重的錯雜了。現在雲南省會稱昆明，向氏說「疑在明以後」，惟《元史·地理志》中慶路倚郭為昆明縣，至元十二年（公元一二七五年）設，不始於明以後。惟以此名，後人釋滇池與漢昆明池糾葛不清。所知在西南以昆明為地名者有四：（1）為《史記·西南夷傳》所說昆明，亦見《漢書》及《後漢書》，在今洱海地區。蜀漢時所設雲南郡居民，以昆明族為主要，至唐初洱海以南地區，以白蠻為主要，昆明僅為洱海以北地區。（2）《三國志·蜀志·李恢傳》所說之昆明，疑即《水經·溫水注》居於溫水南盤江源之木耳夷，在滇東北地區。唐代在滇東北及黔西有昆明部落，新、舊《五代史》亦載之。（3）新、舊《唐書·地理志》嶲州都督府所屬之昆明縣，《元和郡縣誌》卷三十二說：「昆明縣，本漢定笮縣也。武德二年置昆明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以為名。」此地產鹽，為西川、吐蕃、南詔爭奪之場所，見於記錄者亦較多。（4）《元史·地理志》中慶路昆明縣，蓋因唐為昆州而取名。正德《雲南志》卷二載，昆明縣城東十五里有古墓，題「大周昆明隋西爨王之碑，成都閭邱均撰，洛陽賈余絢書」。以後志書載之，疑昆明為昆州之誤。此四處都以昆明為地名，各有具體情況，而後來編錄史料以及考究史事，往往混雜不清，當然也不能解決問題。而在洱海以外的昆明與洱海的昆明相混，以馳騁為能事，如《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四期，載王叔武《關於白族族源問題》之「昆明考」，多有列論，令人迷惑，沒有具體的地域觀念，不能把問題研究清楚，這是很明顯的例子。

有的不具體考究地名，任意為說，弄不清楚史料的地域。如樊綽《雲南志》卷五說：「渠斂趙本河東州也。」據樊綽《雲南志》卷一所載，由嶲州至陽苴咩路之渠藍趙，附錄袁滋路程之渠斂，可確定渠斂趙在洱海南之鳳儀。聖曆元年（公元六九八年）所立《王仁求碑》說任河東州刺史，就是在渠斂趙，無可疑義。但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卷五，王昶《金石萃編》卷六十二，武億《授經堂金石文字續跋》卷三，並跋此碑說河東州隸黎州都督府，此因新、舊《唐書·地理志》黎州所屬有河東州，因同名而誤釋。又景泰《雲南志》卷一說：「昆陽州唐為河東州。」後來志書多作此說《王仁求碑》在三泊縣，明屬昆陽州，清改屬安寧州而說之。然碑說王仁求為安寧郡人，不言官本郡太守，又無可證昆陽或安寧為河東州的記載，而作此說是錯誤的。向達認為《王仁求碑》是「研究南詔初期歷史重要文獻」，但他說「唐初在今昆陽、安寧、鳳儀一帶置河東州」，調提前人之說，使地名的位置更弄不清了。古地名要解釋正確才能掌握具體地區來研究史事，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前人考釋南詔地名，錯誤者多，於是史實得不到適當的理解，這是應該重視的問題。

三、史料的族別問題

洱海地區的居民，兩漢時期記錄以「昆明蠻」或稱「葉榆蠻」為主，後有白蠻遷居在洱海以南地區，昆明蠻主要在洱海以北。《華陽國志》雲南郡說「有上方下方夷」者是也。又後在西部地區哀牢夷增多，其東部則有么些蠻遷來，初唐的部族名稱多了。

樊綽《雲南志》所載洱海地區的族別，多區分作烏蠻、白蠻兩類，如說：「渠斂趙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又：「弄棟（姚安）蠻，則白蠻苗裔也。」『青蛉（大姚）蠻，亦白蠻苗裔也。」又：「有豪族張尋求，白蠻也。」此外有：「波州（祥雲）故寧北（原作「渭北」）節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墳墓皆在。」又：「河蠻本西洱河人，今呼為河蠻。」此兩處不言白蠻，惟依樊綽《雲南志》之說當屬白蠻。大抵所謂白蠻在洱海以南地區，即今大理、鳳儀、彌渡、祥雲以及姚安、大姚之地。其次樊綽《雲南志》說：「六詔並烏蠻。」又說：「長褌蠻本烏蠻之後，部落在劍川，屬浪詔。」「施蠻本烏蠻種族也。」「順蠻本烏蠻種類，初與施蠻部落參居劍共諸川。」「磨蠻亦烏蠻種類。」「越析詔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居。」此長褌、施、順、磨些諸族，並與六詔有關。大抵所謂烏蠻在洱海以北及較遠之地區，即今賓川、鄧川、洱源、劍川、漾濞、巍山之地。樊綽《雲南志》謂六詔並烏蠻，其族屬不同。蒙舍、蒙嶲為哀牢族，浪穹、邆賧、施浪為昆明族，越析為磨些族，而同稱為烏蠻，以別於白蠻。據樊綽《雲南志》記載，烏蠻、白蠻的文化特徵不同。如卷八說：「白蠻死後三日內埋殯，依漢法為墓。蒙舍及諸烏蠻不墓葬，凡死後三日焚屍。」又說：「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烏蠻）不如也。」據樊綽《雲南志》和其他記錄，烏蠻地區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而白蠻地區比較進步，並且漢族文化成分比較多。其具體情況如此，要具體地研究各族社會。這主要在南詔前期，到後期已經大融合了。

所看到許多人的討論文章將洱海區烏、白蠻與滇東區的烏、白蠻混為一談，並且說烏蠻即是彝族。如向達的《唐代記載南詔諸書考略》說：「稱為烏蠻的六詔，……在唐朝稱為東爨烏蠻。」這是難講得通的。滇東區烏、白蠻的內容與洱海區完全不同，樊綽《雲南志》卷四說：「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此東、西爨是不同區域的稱呼，兩個地區分別為烏蠻與白蠻。至於族別呢？樊綽《雲南志》說：「風俗名爨也。」即稱之為爨蠻，烏、白蠻都是爨蠻。但是爨蠻的社會發展不平衡，西爨地區較進步，而東爨地區較落後，分別為烏蠻、白蠻。樊綽《雲南志》卷一載從石門外出魯望至拓東之路程說：「石門外第五程至生蠻（即指烏蠻）阿旁部落，第九程至魯望（今魯甸）。過魯望第八（原作「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落（今沾益以北），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稱為生蠻，又稱烏蠻，以烏為落後之稱，是很明白的。並且必須肯定，在此處所稱的烏是爨蠻，白蠻也是爨蠻，同是彝族。但洱海區的烏蠻、白蠻都不是爨蠻，即不是彝族。從兩個地區的內容具體研究所得的結論如此，其具體內容不同而同稱為白蠻、烏蠻者，說明進步與落後，猶之明清時期的記錄稱「羅羅」、「沙人」、「窩泥」、「牳雞」，都有「白」、「黑」之分，以「白」、「黑」說明進步與落後，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有人不知烏蠻、白蠻是普通稱謂，而認為是專門名稱，於是說烏蠻是彝族，白蠻不是彝族，並且說所有稱為烏蠻的都是彝族。這樣說法，滇東的彝族史如何講得清楚？而滇東、滇西的烏蠻作為一族，又如何講得清楚？因為歷史不是只憑几個名稱的異同，而是要從實質作具體研究的。即雖名稱相同，而實質不可混為一談，何況「烏」、「白」是普通稱謂呢！研究一個族的歷史，名稱應當考慮，但必求其實質。有名稱同而實質亦同，有名稱同而實質不同，又有名稱不同而實質相同，當決定於實質，不能決定於名稱，不然議論雖多也不可能正確的。

凌純聲作《唐代雲南的烏蠻白蠻考》，把所收集到有關烏蠻和白蠻的記錄，分別匯錄資料加以考證，其結論：「唐代的烏蠻為今之羅羅」，「白蠻為漢代哀牢夷的後裔」，「兩爨乃古代楚人而同化於羅羅者」，「創立南詔的蒙氏為烏蠻，大理的段氏為白蠻」。這些結論大都是不通的。《新唐書·南詔傳》說：「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稱哀牢夷為烏蠻又如何解釋？樊綽《雲南志》說：「東爨烏蠻也，西爨白蠻也。」同是爨人又如何解釋？蒙氏烏蠻為羅羅，段氏白蠻為哀牢夷將如何說？這些都是不從具體實際出發，任意造說，連現象也解說不清楚了。向達《南詔史略論》的民族問題，也把東、西爨與西洱河的烏、白蠻糅在一起來講，其結論是白蠻為氐族，烏蠻為羌族。但以烏、白蠻分別羌、氐，不能從史實證明遷徙，也不能從史實證明族屬。不論如何，把烏蠻、白蠻當做專門族名，又不分別時間、地區，只從名稱相同，認為同是一族，這隻從名詞作不切實際的推測，是難以置信的。

南詔蒙氏是彝族「羅羅」，這話說的人多，其根據為樊綽《雲南志》「六詔並烏蠻也」一語。但烏蠻是普通稱謂，不是專門名稱，不能把烏蠻認為彝族。拙作《關於「烏蠻」、「白蠻」的解釋》，已討論了牽涉的若干問題。樊綽《雲南志》說「六詔並烏蠻」，而六個詔的族別不同，上文已言之，不能因同稱烏蠻而誤認為同是一族，此理亦甚明白。至於南詔統治家族蒙氏，樊綽《雲南志》卷三說：蒙舍「姓蒙，貞元年中獻書於劍南節度使韋皋，自言本永昌沙壺（按：「壹」字之誤）之源也」。《舊唐書·南詔傳》說南詔「姓蒙氏，自言哀牢之後」。亦見《冊府元龜》卷六五七及卷九五六。所謂沙壹即哀牢夷之祖，詳載《華陽國志·南中志》及《後漢書·西南夷傳》。蒙氏自言出於哀牢，這是很重要的史料，如果不能解釋哀牢是彝族，或證明南詔蒙氏自言哀牢之後是錯誤的，就不能隨心所欲地說蒙氏是彝族。我所看到許多人說南詔統治者是彝族，但沒有討論出於哀牢的問題。馬長壽說「哀牢為彝族之祖」，只根據蒙氏自言為哀牢之後，沒有把這問題研究討論清楚，難於相信。劉堯漢撰《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屬於彝族之新證》，根據三份彝族宗譜，都以細奴邏為先祖，所以結論說：「南詔統治階級蒙氏家族的現有後裔既是彝族，……則南詔統治階級蒙氏家族確屬於彝族，當毫無疑義。」但「民族不是種族的共同體」，民族融合是極尋常的事情。細奴邏的子孫居住在彝族地區成為彝族，居住在漢族或其他族地區成為漢族或其他族，就以此而說細奴邏確屬於漢族或其他族，那是錯誤的。所以說蒙氏屬於彝族，並不是毫無疑義的。現在西南各少數民族中，很普遍地傳說他們的祖先是由南京應天府、江西吉安府、湖南永州府等處遷來的，這種說法大都可信。有一部分由這些地區遷來的漢人融合在各少數民族中，但不能以此說某一族的祖先確屬於漢族，這是很尋常的問題。又有人以為南詔統治家族是彝族，而說南詔是彝族建立的，把南詔史作為彝族史的一部分，這更是不可理解了。一個大集體居民的族別，怎麼能以統治家族的族別確定呢？洱海地區居民在南詔時期應該是白族，不能把它當做彝族歷史。

總之，樊綽《雲南志》所載洱海地區的居民，分別為烏蠻、白蠻，他們的族別要具體了解，也要從在此以前與以後的情況了解。不能以為烏蠻是一個族，白蠻又是一個族。只從字面不從實質，這樣處理史料，是不能把歷史真相弄得清楚的。

現在提出有關南詔史料的年代、地域、族別三個問題，對研究南詔史來說是比較重要的。洱海地區原住居民的族別不同，樊綽《雲南志》記載很清楚，這是南詔統一洱海時的情況。在此以前的記錄也很清楚，不同族別的社會經濟、文化，各有特徵，各成部族，也各有地域，要從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研究。到南詔中期以後，各部族的界限逐漸沖淡以至消失，地域的差異也不存在，而融合為一個族，這就是後來的白族。在這變化中，各時期的社會經濟、文化不同，從不同的情況了解歷史發展過程，才能把歷史真相講得清楚。總之，一切都依條件、地方和時間為轉移。不分年代、地域、族別的史料而雜糅起來，這樣處理史料來研究南詔史，不可能得到真實的歷史。

四、地方記錄的史料問題

上面所說的是漢文史料，還有白文史料，即《白古通》系的地方記錄史料。如何處理這部分史料？有不同意見。向達《南詔史略論》里有專題論南詔史上的史料問題。他認為《白古通》系的史料，「大多根據云南古代民族的歷史傳說加以翻譯和改編而成」，所記載的「不能看作歷史事實」，「都是後人建造起來的空中樓閣」。是否把這類史料加以完全否定，這是要研究的：在這類史料中包含兩個來源的材料，一是抄錄漢文史料，二是抄錄地方史料。《滇載記》、《南詔野史》等書都如此。地方記載的史料里，很多是附會宗教傳說，這是無怪其然的。南詔晚期以來，洱海地區的阿吒力派密宗佛教盛行，有「瑜伽鄒魯」之稱，文臣多佛教徒。如郭松年《大理行記》說：「師僧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張紞《盪山寺記》也說：「段氏有國，用僧為相。」這是見於大理時期碑記所稱的「釋儒」，歷史記載出此輩手，雜以空中樓閣的神話，但不能以此而把這類史料全盤否定，要加以區別處理。向達提出這類史料中的一個例子說：「南詔蒙氏之前有張姓者，在雲南建號稱王立白子國，至張樂進求始遜位於蒙氏細奴邏。」他作了研究，結論是「可以斷言並無此國」，其理由為「不見於漢文史料記載，也不見於漢唐間雲南的古代碑刻」。但歷史事實不見史籍和碑刻者甚多，何況洱海區的記載在初唐以前極少，以此而斷言無此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向氏還說：「尤其《南詔碑》裡邊提到平五詔，招討諸爨，而於白子國卻不著一字。」但《南詔德化碑》只講皮邏閣與閣羅鳳時事，不提以前事，時白子國滅亡已八十多年，如果《南詔德化碑》里不著一字的事都斷言無此事，則皮邏閣以前的史事都要被否定了。

張樂進求的故事，最早記載者為南詔中興二年（公元八九八年）畫卷題字作「都知雲南國詔西二河侯前拜大首領將軍張樂進求」。《南詔野史》說：「諸葛武侯……封白子王仁果十五世孫龍佑那為首長，賜姓張氏。……至十七世孫張樂進求，唐太宗己酉貞觀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封為首領大將軍，後見蒙舍川蒙細奴邏有奇相，遂妻以女，遜國與之。」按：所說諸葛亮初封張龍佑那，據《三國志·蜀志·後主傳》，建興三年（公元二二五年）置雲南郡。自西漢以來，統治西南的政策，土流並設，任命太守，同時封土長為王侯。設益州郡封滇王，設牂牁郡封夜郎王，設永昌郡封哀牢王，則新設雲南郡時封土長王號是很可能的。因為這是羈縻政權地區的社會基礎所決定的。疑張氏初受封為雲南王后，自稱為雲南國詔。又《新唐書·南蠻傳》：梁建方領兵至西洱河，「貞觀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受官秩」。《冊府元龜》卷九七O在貞觀二十三年四月。《紀古滇說集》說：「唐冊封張樂進求為大首領大將軍，受封蓋在貞觀二十三年。」馮甦《滇考》以為隨韋仁壽入朝當誤，雖不見張樂進求名，惟梁建方招降部落七十二，受封者當不止三人。又《紀古滇說集》說：「張樂進求遜位，乃唐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按：《資治通鑒》永徽三年四月載：「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歿盛，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顛。自余皆屯聚保險，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蠻遂定。」這一次的戰爭，使白崖地區遭受極大的擾亂，可能蒙細奴邏先降趙孝祖，佔據白崖。李京《雲南志略》說：「張樂進求為蒙氏所滅」，應是事實，而傳說為遜位。《新唐書·南詔傳》說：「細奴邏高宗時遣使入朝，賜錦袍。」《南詔野史》說：「永徽癸丑（四年），遣羅盛炎入朝。唐詔授奴邏為巍州刺史，賜錦袍。」中興畫卷題字：「張氏國史云：雲南大將軍張樂進求，巍峰刺史蒙羅盛，……九人共祭鐵柱。」則授巍州刺史者為羅盛，即羅盛炎。大抵史籍記錄與《白古通》系地方記載互有詳略，相得益彰．雖史料有不足之處，惟事屬可能，不是後人虛構的空中樓閣，也不至「現在還沒有發現很好的可以解釋此事的材料」（向達語）。以我所見，作此解釋，以備一說。

尤當注意者，洱海以南的白蠻區域，有數十百部落。這數十百部落的聯盟組合，有若干部落長為大首領，唐朝封大首領來進行羈縻統治，白崖張氏為許多大首領之一。根據史萬歲（在公元五九七年）、韋仁壽（約在公元六二四年）、梁建方（在公元六四八年）、趙孝祖（在公元六五二年）到過這個區域的記錄，都說是分散為許多部落，沒有統一組織。而「人眾殷實，多於蜀川，無大酋長，好結仇怨」，以至被蒙舍詔所滅，而這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較發達，蒙氏佔領這個地區以後強大起來，經過八十餘年統一洱海區，歷史發展到新的階段。南詔政權以洱海地區為基地，統治廣大區域，以此加強洱海區的內部聯繫，這樣的內外因素，加強這個地區的民族融合，原來不同族別的烏蠻、白蠻，形成為一個族，就是白族。白族的形成，是以一個族為主體而融合其他族，這個主體族，我認為是白蠻。原來的白蠻人口多，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高，所有烏蠻各部族融合於白蠻而形成白族。南詔文化是以白蠻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如上所述，南詔蒙氏以前有白子國，南詔繼承了白子國的文化得到更大發展。《白古通》系記載洱海區的歷史發展過程是有根據的。向達否定這類史料，認為是「後人建造起來的空中樓閣」。他最後說：「研究南詔的歷史，對於南詔史史料的兩種來源、兩種類型，必須有明確的認識，否則就難於作出正確的判斷。」要把《白古通》系的史料排除，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但必須指出，《白古通》系的史料為「儒釋」所竄改附會，又經元明人竄改錯雜，不惟許多事是子虛烏有，而且錯誤也多，一定要經過耐心考校才能利用，但千萬不能以此而全盤否定它。在二十多年前，我經常領教的兩位老前輩，袁嘉穀（樹五）先生不信《南詔野史》，而趙式銘（星海）先生最信《南詔野史》。二人爭端，終不能決，因為他二人都是不分青紅皂白地肯定與否定，因此我用《南詔野史》作底本，把這類史料批註，說明各條之來源，辨別其錯誤，想把可信的部分提出來，作有系統的敘述。但一擱二十年，至今沒有成稿，我還說不出這類「史料的可靠性究竟到什麼程度」，但完全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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