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孜孜以求，耕耘不輟者趙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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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當代學者專欄簡介

為讓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國當代的學者及其思想，三智書院公眾微信平台在每周四開設「走進當代學者」專欄，和大家一起分享當代專家、學者、教授的一些思想和作品。透過他們的視角，思考宇宙天人之際、反觀中國傳統文化歷史、關注中國當下社會、了解國人所思所想，學會同情之了解，培養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最終，以當下為契機，連接歷史，走向未來！如果您有好的意見或建議，請留言三智書院官方微信。感謝您對三智書院的關注與支持！

趙敦華，1949年8月18日出生於江蘇南通。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兼宗教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比利時盧汶大學哲學博士，在學術界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和威望。研究領域涉及西方哲學、基督教哲學、中西比較哲學。著有《卡爾·波普》、《基督教哲學1500年》、《西方哲學簡史》、《人性和倫理的跨文化研究》等十餘部著作。

盧汶大學的留學生

1982年的一個普通日子，比利時盧汶大學高等哲學研究所所長卡洛斯·斯蒂爾教授正坐在桌前，辦公室的門被敲響了。教授習慣性地應了一聲，隨著門的推開，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陌生的亞洲人，教授不由有些意外。當年輕人用並不十分流利但十分準確的英語告訴教授，他從中國來，將在盧汶學習中世紀哲學史時，教授更加驚訝了，但這種感覺隨即被一種喜悅之情代替:竟有人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從事他最感興趣的研究!卡洛斯·斯蒂爾教授告訴年輕人，這將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他需要有拉丁文基礎知識，需要用幾倍於歐洲學生的努力去了解歷史背景，熟悉在這種哲學中起重要作用的基督教傳統。年輕人默默地點著頭，他已做好了一切心理準備。他只告訴教授一句話:"我會非常努力地工作。"年輕人就這樣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從此，在盧汶大學的圖書館裡，課堂上，人們經常會看到一個聚精會神的身影。他，就是中國留學生趙敦華。

自強不息者

盧汶大學裡的英語課程班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每年，學校都邀請英美的教授來此講授邏輯學、分析哲學等。學生們漸漸發現，不管學習任務多麼緊張，這位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從不放過每一個學習機會，他如饑似渴地索求著新鮮的哲學滋養。漸漸地，盧汶的老師和學生們都喜歡上了趙敦華。他異常聰明，但態度謙虛;他話語不多，但待人熱忱;他來去匆匆，但從不忘記應有的禮貌。

異鄉的求學生活既豐富多彩，既枯燥又寂寞。每當夜深人靜，思維從理性經緯織成的哲學世界中走出，趙敦華都會想念起遠方的祖國和親人。他想起了曾是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博士的父親。1957年，當已經是安徽農學院農學系主任的父親被打成右派時，趙敦華才8歲。此後直到1976年，他們一家沒有安生過。受人歧視的"出身"養成了他自強不息的性格，父親的教誨給了他人生的信念。良好的家庭環境培養了趙敦華對書的熱愛。即便是在那些非常年月，他也從未放棄這一嗜好。那時，他把所有能得到的書都讀過了:文學的、政治的、哲學的……在一盞枯燈下，他就是啃著這些精神食糧，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

"最優全優"的博士畢業生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得知這一消息，趙敦華高興得跳了起來，人生的轉機將由此開始。由於對哲學的偏愛，他把幾個志願都填上了"哲學系"。雖然他高考成績名列前茅，但一紙政審材料卻粉碎了他的夢想，趙敦華進入了安徽阜陽師範學院中文系。在師範學院的日子裡，他繼續看他對哲學的追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然後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1982年，他不僅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文學學士，還同時考取了國家公派出國留學生，赴比利時盧汶大學學習，而專業正是他為之著迷的哲學。

冥冥中的命運是公平的，它在不斷給趙敦華磨難的同時也給了他聰明的大腦和堅韌的品格。浸透了辛酸與勤奮的勞動終於為他帶來了人生的閃光點:1983年7月獲哲學學士學位，1985年7月獲哲學碩士學位，1988年7月獲哲學博士學位。在該校同期世界各國的學生中，趙敦華的成績卓然超群:所有課程均為"優秀"，博士論文《羅素與維持根斯坦的對話——分析哲學問題的起源和發展》被答辯委員會評為"最優全優"。這是盧汶大學學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評價，他是學校獲此殊榮的第一個亞洲人。對於這篇論文，當代分析哲學家伯姆斯評價他的博士論文是一個學術上的傑作，對羅素和維特根斯坦著作的研究作出了有獨創性的重要貢獻。

趙敦華用6年的拼搏在自己的生命中寫下了輝煌的篇章，他向世人證明了自己，表明了一個炎黃子孫的風骨與志向。他的導師盧汶大學副校長海爾曼·狄丹評價他是英語哲學課程自1970年建立以來最聰明、最傑出的學生，也是最有前途的哲學博士之一，註定會在東西方哲學交流和討論中發揮重要作用。從學士、碩士到博士，趙敦華僅僅用了短短六年時間，這在一向以要求嚴格著稱的盧汶是很少有的。

歸國奉獻於北大哲學系

1988年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面臨暫時困難的時候。當時，首批出國研究生大多已完成學業，但對祖國前途的擔憂阻礙了他們回國的腳步，很多人滯留歐洲或轉去美國謀職。然而趙敦華義無反顧地回來了。

1988年9月，趙敦華成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第一位歸國博士。北大是一塊聖地。近百年來，那裡成長著一代又一代中國最優秀的學者。作為較早回國的博士，趙敦華並沒有受到特殊的優待。他和其他同樣年紀、同等學歷的學者一樣，被評為講師，住進筒子樓。物質條件是艱苦的，但趙敦華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在北大這片學術空氣濃郁而又充滿創造生機的土地上，趙敦華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於是，在北大的一間陋室里，趙敦華開始了他人生的又一個起點，他著手把博士論文的部分章節改寫為《維特根斯坦》一書，並於1989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此書得到了已故哲學前輩洪謙先生的高度評價。每當回想起洪謙先生對自己的栽培與教誨，趙敦華的心中總是充溢著感動。

那段時間，趙敦華正在構思另一部著作《卡爾·波普》。作為維也納學派的一員，洪謙先生與自稱為維也納學派"殺手"的卡爾·波普有過交往。得知趙敦華有意對此展開研究，先生談了他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給趙敦華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新維度，他把這種思考體現在著作中。1992年，洪謙先生病重住院之際，趙敦華隨同系領導前去探望。躺在病床上的先生拉住系領導的手，語重心長地囑咐，一定要繼續關心和支持趙敦華這樣有學術前途的學者，這是中國哲學繼續發展，走向世界的希望。那一幕趙敦華永遠也不會忘記。趙敦華沒有辜負前輩的厚望。《卡爾·波普》在1991年出版，受到學界關注。在此之前出版的《勞斯〈正義論〉解說》是研究當代美國哲學家勞斯(又譯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一本中文專著，填補了中國此項領域的研究空白。

填補中國西方中世紀哲學研究的空白

紮實的基本功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為趙敦華的厚積薄發打下基礎。1990年，他被評為副教授;1992年破格晉陞為教授，並獲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併當選北京大學哲學系副主任，到最後成為北大哲學系主任。不斷的探索使趙敦華的哲學研究走向更新的境界。回國以來，他的心中一直有個夙願，那就是寫一本關於基督教文化的專著。他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古希臘哲學與近代哲學如何銜接的問題，二是對基督教文化如何評價的問題。如果單單站在基督教文化圈外看這一現象，常常會被它外表所籠罩的光環迷惑，評價也自然有失公允。

1993年，一本關於中世紀哲學的力作《基督教哲學1500年》問世了。這是趙敦華幾年來心血的結晶，它填補了中國西方中世紀哲學研究的空白。作品在大陸與台灣同時出版，好評如潮，並很快於1995年再版。但趙敦華並沒有沉溺於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帶來的成就之中。他的研究視角又轉向了中西哲學比較，在以往的中西哲學比較中，一般做法是在中西兩位哲學家間的比較或是中西哲學概念間的比較，這種比較往往是帶有隨意性的。作為一名學者，趙敦華深知這一代人所肩負的使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當代中國的價值體系正面臨一次全新的整合，這將是一個伴隨著陣痛的新生過程。借鑒西方業已成熟的文化將使人們的文化與價值重建避免許多不必要的彎路。

在埋首研究之餘，趙敦華也致力於言傳身教。他相繼開設了"西方哲學史"、"現代西方哲學"、"康德哲學"、"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等課程。他的課總是吸引著每一位對哲學感興趣的學生們。他們折服於他廣博的知識與嚴謹的邏輯思維，更喜歡他的幽默與機智。從他的課堂上，學生們所感受到的不只是一種智慧的澆灌，更有為人做學的教誨。

趙敦華不但在自己所從事的研究中學古為今，還經常鼓勵他的學生們立足中國的傳統文化，放眼世界。他要求學生們"用中國人的眼光解讀西方哲學"，只有這樣，才能改變"五四"以來過多用西方哲學的範疇、原則和方法來評價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的現象。

在教學的過程中，趙敦華髮現，與歐洲大陸一些國家相比，中國學生的哲學素質普遍較差。哲學是一種人生修養，它不僅可以啟迪智慧，更是對一種思維方式的塑造。在中外文化碰撞如此激烈的今天，把握作為西方文化精髓的西方哲學，對大學生擴大視野，豐富知識，改變長期形成的思維定勢是大有裨益的。鑒於此，趙敦華相繼在北大開設了"西方哲學史"等幾門全校性選修課。這些課程受到校內甚至校外眾多學生的歡迎，每次選修的人數都有幾百人之多。其中最高峰的一年竟有逾千人選修"西方哲學史"，因而不得不在北大辦公樓禮堂授課。那種熱烈場面是每一個身臨其境的人難以忘懷的。趙敦華成為北京大學"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

趙敦華：我所感知的北大哲學傳統

有人說，北大哲學系有傳統而無學派，重學風而薄門戶，我覺得此說有道理。北大哲學系裡被公認為大師級的學者多是某門學科在中國的創始者，如馮友蘭、胡適之於中國哲學史，張頤、賀麟、洪謙之於西方哲學史，金岳霖之於邏輯學，宗白華、朱光潛之於美學，等等。這些學科的全國從業者或多或少受到他們的影響，但卻沒有一批人可以說某位創始者的傳人，沒有聽說有以北大哲學家命名的學派，也不能說存在一個「北大學派」。其教師在建系初期起即有承襲晚清學術的經史學家和學習新學的留學生多個來源，西南聯大哲學系教師來自五湖四海。解放後的院系調整讓全國哲學系都被彙集到北大，似乎抒發了「天下英才盡收囊中也」的領袖情懷，教師亦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即時快樂，其實真正得益的應該是學生，大師們為他們講授各門功課，師出多門，不拘門戶，沒有壁壘。由於歷史緣故，北大哲學系的學生歷來都把全系特別是教研室的教師當作自己的老師，來自外校的也樂意自稱是本校老師的私淑弟子。這當然不表明師生關係、同學關係不重要，而是說，北大哲學的傳統不依賴師生、同門等人際關係而得以維繫傳承，這是「關係社會」、「熟人社會」大環境中一片難能可貴的凈土。

學術影響和學風才是維繫北大哲學傳統的真正力量所在。學術影響和風氣是無形的，也是真實的，是寬泛的，也是具體的。就我讀過的前輩著作而言，感到這個傳統至少有四種類型。

一種是用線索貫穿史料的治學路數，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這方面的傑作。有人說他借鑒了西方哲學史的架構來裁剪中國思想史料，我看未必如此。晚清學術中已有「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見識，章太炎明確提出「夷六藝於史」的主張。馮友蘭的聰明之處是在古代文獻中縷出子學、經學、佛學和理學的次序和理路，實與「以西解中」無涉。北大學者浸淫於史料的「塊塊」與線索的「條條」之間遊刃有餘，得心應手，即使在「革命階級的唯物論與反動階級的唯心論兩軍對陣」教條的禁錮中，也能藉著「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按照歷史線索和具體觀點編寫內容詳實的中西哲學史料。由此形成了一個好傳統，每寫一部哲學史教材，都要編寫相應的資料選編或原著選讀，除中西哲學史外，東方哲學史、現代中國哲學、現代西方哲學、中西美學史、西方倫理學史、皆是如此。黃楠森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多卷本則把發展線索和文本材料合為一體。

還有一種是經典釋義的蹊徑，其承襲了考據學的傳統，與西方古典學的風格接近。中國哲學中的小學難以與義理分割，文本注釋更側重於文意解釋，而非字詞疏通。張岱年的對史料的辨偽與證真、區分與會綜、釐定史料的次序、訓詁的原則等問題都有精闢的理論，他的《中國哲學大綱》是按照這種方法論對哲學範疇分門別類，不按歷史線索。湯一介主持的儒藏編纂和研究是經典釋義傳統的發揚。治西方哲學前輩們的翻譯遵循「信達雅」之標準，注重詞句格義和文本解釋。陳康的《柏拉圖巴門尼德斯篇》中注釋多於譯文，「反客為主」的文風體現了翻譯者的主體意識。賀麟、洪謙、熊偉、王太慶、張世英等人的西方哲學譯作和著述之所以能使西方哲學融入現代漢語的語境，依靠的是對中西思想的雙向理解。

問題導向是北大學者研究的又一顯著傾向，馮友蘭的《新理學》、金岳霖的《道論》和《知識論》、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等是這方面的代表。這些作品對主旨的辨析、論證下深入、細緻的功夫，比哲學通史更能激發人的思考和討論，這種哲學傳統在西方被稱作「蘇格拉底方法」，在中國被稱作「道問學」，馬克思主義稱之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馮定《平凡的真理》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時現實問題相結合，卻遭到政治大批判，這從反面提醒人們，對現實問題的哲學思考固然需要學識和才氣，但獨立的人格和膽識更為重要。

湯用彤著作代表的治學傳統與上述三種都相關，但又難以歸屬於任何一種。《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漢魏思想的發展》等書的宗旨是「文化移植論中最根本的問題」（湯一介語）。這些書綜合了前面三種類型中的「史料」和「線索」、「考證」和「問題」，不但史論結合，而且論從史出，用通貫的思想史切實解答近代以來所爭論的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係問題。這樣的學術批評史在國外很流行，不少新理論由此開出，我們現在十分需要弘揚這一治學方法。

北大哲學傳統不止體現在書本上，更滲透在師生們教學、研究和交流的活動中。比如，在一場學術報告會上，一個老師依據新發現或自譯的史材料提出一個觀點，聽眾中的同行、學生或問：你的材料可靠、全面嗎？解決了什麼問題？論證的邏輯是否有問題？能不能換個角度看？問答之間顯出不同學風和理路在碰撞。

傳統是一種活力，也可以成為一個包袱。面對社會上「現在為什麼沒有哲學大師」的質疑，我們應把北大的哲學傳統看作正在進行時，仍處在熔鑄、發展、轉型、變化之中，在學術傳統的大道中流動，「道能弘人，非人弘道」；在學術批評史的長河裡，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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