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奇尼克：堂·吉珂德與開罵——1986於巴爾切沃監獄

撰文：亞當·米奇尼克

翻譯：崔衛平 戴宇新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剛剛把這篇十幾年前的譯文，重新校對了一遍。它最初出現《通往公民社會》這本書里。太喜歡這篇了，禁不住再次拿出來與朋友們分享。這是米奇尼克在獄中閱讀托馬斯·曼1933-1936年給朋友的通信時寫下的筆記。上個世紀的這個期間，希特勒還沒有發動對外戰爭，但是德國國內的野蠻狂妄氣氛，已經完全激怒了在國外短暫逗留的作家。作為1929年諾貝爾文學獲得者，曼知道自己的份量，他在考慮什麼時候與這個政權公開攤牌，他更在思考自己為什麼不能容忍納粹之惡。而米奇尼克則把這個問題變成了——面對納粹時，這位當年歐洲貴族禮儀的典範為什麼要選擇開罵？該文原來有一個「譯者按」，仍然保留。

——崔衛平 2017年8月6日

亞當·米奇尼克

譯者按：1986年米奇尼克也在經歷著人生最黯淡的時期。那是他於1981年12月之後第二次坐牢，和上次一樣，這次他仍然被判三年，時年40歲。根據托馬斯·曼寫於1933-1936年間的私人書信集，米奇尼克寫成了這篇精彩的文章。托馬斯·曼（1875-1955），德國小說家和散文家，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曼正好在瑞士逗留，從此開始一去不復返的流亡生涯，1944年加入美國國籍。

米奇尼克筆下的托馬斯·曼，首先是一個對政治冷淡的人。這種冷淡不是出於缺乏道德力量或者世故，其原因遠為複雜。作為一個對人性洞若觀火的小說家，他深諳人類處境的複雜晦澀，知悉人類命運所擁有的含混模糊，每一種表達都存在與其相反的表達。在相悖的立場中，不排除各自包含中肯的價值，因而「每一個結論都是一個過於簡單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曼遠離政治，是防備被拖入一種二元對立的政治化陷阱，擔心自己被弱化為一個簡單的政治工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唯一的敵人（也是政治上唯一的敵人），就是「簡單化」及其造成的粗鄙。

儘管一開始就看不慣納粹行徑，但是在最初的階段曼保持沉默，一個原因是不想失去德國的讀者，希望通過作品繼續和德國民眾保持聯繫。作為一個作家，這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曼並未停留在這種為自己的理由上。他反覆向自己提問：我有權利這樣做嗎？這是否也是一條可能的途徑呢？而相反的理由也同樣成立：一個在複雜的精神領域進行探索的冒險家，為什麼要無視自己更高的責任，來為這種腐敗的東西費口舌？在這種矛盾和衝突中，曼顯得越來越不耐煩，外部的現實越來越嚴重干擾他的精神現實，「我的道德批判意識處於持續激化狀態」。他的工作計劃一再受到耽擱。他個人的危機，不是別的，正是時代危機在他身上的體現。他感到一種忍不住的衝動，想到什麼時候給這個邪惡的政權以沉重的一擊，儘管他並不清楚地知道什麼時候與德國政府公開攤牌。說到底，不管事情有多晦澀，曼一刻也沒有忘記——把邪惡當作邪惡，不管它有多麼高尚或者卑鄙的理由。他有朋友加入了為納粹鼓吹的行列，向他展示了新德國的美好前景，當時的許多德國知識分子都這樣做了。在這樣一種時代大潮面前，曼從來沒有動過心。

結果是，這位處理人類最複雜晦澀的事務的大師，德國貴族禮儀和完美行事的典範，在私人書信中形容納粹時，用了全部帶有侮辱性的字眼，用了那種酒吧里打架鬥毆的語言，對於審美家來說，是如此地不入流。看起來，這位人類最智慧的大腦之一失去了平衡，在言辭上失掉了控制？這是為什麼？

請不要忘記，這批信最終寫在1936年，距離歐洲開戰還有三年，納粹在集中營里暴行被揭露，還在更後面。曼為什麼如此被激怒？到底什麼東西刺痛了他？——野蠻和荒蕪！曼用得最多的是「野蠻」這個詞。他的老朋友居然把席勒表述為「一個陶立克式德國－腓特烈男人」，這讓他嘗到了忍受的極限。精神上的野蠻（「浪漫主義的狂熱」、「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騙」）和現實中製造「恐怖」和「恫嚇」相結合，所造成的是民眾人格和精神上的投降和屈從。這樣一種政府聲稱代表德國，對曼這位從歌德傳統出來的、深愛自己民族的德國作家來說，等於要了他的命。「厭惡」是曼對於在德國發生的事情的主導型情緒——「多麼不可理解的粗野」！與這樣一種蠻橫不講理的力量去爭論，是徒勞和讓人感到力不從心的。「他――諾貝爾獎獲得者，同西方元首總理們對話的人，最孤芳自賞的歐洲精英王冠上的鑽石――感到完全的無助。」米奇尼克分析道。於是，「他轉向開罵」。

動蕩搖晃的現實引起了作家進一步的憂慮：眼下的危機是不是歐洲人道主義的危機？是不是人道主義這樣一種價值已經接近它的尾聲？你看，那麼多的歐洲人接受了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不感到憤怒，他們的國家高興地接受了希特勒玩弄花招的和平宣言？難道不應該有人出來糾正它？這個世界是不是瘋了？

曼本人的做法也變得讓人不可思議。作為諾貝爾獎得主，他參與提名被關押的德國記者奧西愛茨基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被指責為有違作家應該保持的距離和反諷精神，對此，曼的回答是：「一個純文學的捍衛者應該為他自己感到可憐」。比較起所有詩篇，「當代文化環境的政治鬥爭」，要來得更加重要、關鍵和有價值。順便地說，這令我想起人們對於引用這段話的本文作者米奇尼克的一段評價，1985年他仍在牢里時，有人幫助他把一些文章集中在一起，出版了《獄中書簡》，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蘭的流亡詩人米沃什為他在獄中的同胞寫了一份序言，另一份序言是一位喬納森·席爾（Jonatuzn Schell）寫的，他一上來就說「比較起科學和藝術領域，很少有在政治行動中擁有真正的原創性。」繼而他認為米奇尼克和他的波蘭同胞在1981年之後的政治活動，在激發人們精神和生活的可能性方面，堪與科學、藝術相媲美。

最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創作，也必須藉助人類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價值。他可以對這些背景和價值作出自己的闡釋和改動式的評價，但是不存在這麼一個地平線，創造的活動就失去了緣由。野蠻的納粹是對於這些一般背景和價值的瘋狂破壞，它所造成的結果是，不僅一個作家藉以觀察世界的基本光線不再存在，而是連基本的人類生活都不復存在，剩下來的只有廢墟和荒蕪。這完全構成了對於一個作家基本工作條件的破壞，構成了他作為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碼生存條件的破壞。這時候如果繼續對野蠻保持沉默，無異於認同一場對於自身的攻擊，更何況這種野蠻事實上已經造成對於某些人們的實際攻擊，那些素不相識也是休戚與共的人們。

曼生性不是樂觀主義者，他反對野蠻，但無法預見自己的勝利。於是只有咬緊牙關，在一個動蕩搖晃的年代，反覆念叨：「在沒有其他路標時，自己做自己的路標」；「大喊『根基、紮根』」。他貴族本性通過這句話偶然現身：「沒有什麼比在撤退中進行光榮的小規模戰鬥更為美好的了。」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引用聖經里說的，十個人就可以拯救一座城市，同樣十個人就能夠拯救二十世紀的德國民族。他提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托馬斯·曼。因此，這位波蘭人民的忠誠兒子米奇尼克這樣對他的同胞說：

當你讀到、聽到並說起在你的祖國，德國人曾經宣稱他們是超人，並以永久帝國的名義大建集中營，進行掠奪和大屠殺，毀壞人的身體和精神時，你們波蘭的讀者，有責任記住並重複，有一個德國的堂·吉訶德，一個無助的作家，是他早在德國入侵你的國家之前，就深深地反感並希望納粹劊子手的失敗；正是他把人類休戚相關的價值，置於民族主義教條之下的種族法則之上。

因此，波蘭的讀者，當你想起波蘭的作家和大學教授被送到死亡集中營和在大街上被槍決，你要咬緊牙關，固執地重複，一個休戚相關、痛如身受的密語：托馬斯·曼、托馬斯·曼、托馬斯·曼……

托馬斯·曼

1

50年前，某個德國移民在一家紐約的報紙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這迫使他處於官方的德國生活圈子之外。他的批評者甚至聲稱他置身於德國民族之外。他們爭執說，在如此關鍵時刻放棄自己國家的作家有什麼好的？站在外國敵對媒體一方攻擊德國政府、參與敵人資助的反德宣傳的作家有什麼好的？像這樣不知高低地企圖支配德國人精神的作家，有權利指望他的國家同意出版他的書籍嗎？不！德國人民不會容忍背叛，這些人以如此卑鄙的方式離開國家，還在其中散布關於「褐色恐怖」的誹謗。他們中傷德國，是為了迎合那些外國投資人。外國人發現俄國的民族革命和復興是個很難吞咽的苦藥丸――那也就是為什麼他們要攻擊其新的秩序和新的領導人。但是他們應該沒有幻想：德國人民對誹謗充耳不聞並且會起訴裁決叛徒和顛覆者；德國人民也不會允許其他人污衊他們最心愛的兒子們名字，運作一個合法政府和執行穩定政策的納粹黨的那些領袖們。阿道夫·希特勒德國政府並不想要戰爭――他想要秩序與和平的合作。德國人十分清楚地記得無政府狀態、動亂、罷工、失業以及充滿飢餓恐懼的魏瑪時期。再也不會回到那個時代了，德國正經歷著「正常化」。任何的瓦解都是孤立無援的。

他們這些無法共患難的愛國者，說德國是對和平的威脅。沒有比這更罪惡昭彰的謊言了。德國人――德意志帝國的首相阿道夫·希特勒已經數次聲明了這點――想要和每個人和平相處。擴張的念頭是和德國不相容的。這個和平——然而，僅僅是一種和平——必須不受國內事務的支配和干涉。這就是為什麼有必要打破國際政治的空泛化，挫敗試圖封鎖德國的企圖，粉碎由德國國內的敵人或賣國的移民所支持的罪惡計劃。就對德國內部事務的干涉而言，不可能達成一致。

2

托馬斯·曼，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深諳這些爭論語言。他不支持納粹。甚至更早，在他著名的散文「歌德與托爾斯泰」中，就已經率直地表達了這一點。

我不想仔細琢磨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也不去細想這種一望即知的現狀其根源。完全可以說，這是一種種族的宗教，不僅憎惡國際的猶太教，而且很顯然地也反感作為人道感化力量的基督教；對於我們經典文學中的人文主義，這種宗教的牧師們從來沒有表現得友好。它是土著宗教的異教徒，一種沃坦崇拜，它容易引起反感，我的意思是易招反感――某種浪漫主義的野蠻。在文化和教育領域中，它義無反顧地試圖遏制古典教育的源流，挫敗久遠德國遺產的優勢。

曼的做法與之相反。他捍衛人文主義傳統和古典主義，捍衛由過去遺傳下來的精神活力。隨後的納粹暴行，使他意識到他能作出的反應，遠不僅僅是聳聳肩膀而已。納粹的宣傳機構正在努力使得自身在德國人中產生影響，他們也指望在缺少判斷的外國人中發現追隨者。但是這些並不是他憂慮的唯一理由。他認識到自己放逐者的位置――尤其在德國傳統里――是含混不清的：這意味著割斷集體的民族命運而選擇一條分離的道路。這樣的決定往往很艱難而且代價昂貴。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對於立刻放棄原有國籍感到猶豫不決。

讓我們回憶一下：他是十分偶然地發現自己處於流亡的行列中。因為曼在國外有一個系列的演講，他和妻子在1933年2月離開德國。旅行中他在瑞士停留。在那裡他知道了希特勒上台。他不能、也不想返回極權的德國。（「問題出現了……對我來說那裡的空氣是否還可呼吸，」他寫道。）然而，他還是想以自己的作品出現在德國。因此當其它的逃亡者，包括他的孩子們，他的兄弟亨利希，捲入了反納粹的政治活動中，他，一個諾貝爾獲獎獲得者，在當代德國文化中最偉大的名字，卻什麼也沒有說。

為什麼他保持沉默？德國流亡者感到困惑。他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一個文學批評家感覺他的沉默是因為「沒有能力做出決定和解決問題」，面對「無理性和反理性的時代潮流」，這是很典型的自由主義。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托馬斯?曼反對這種解釋，他寫道：

為了自由地生活在德國的邊界之外，我已經犧牲了我在這個世界上的三分之二財產。儘管沒有參加反對第三帝國的激烈爭論，但通過出走的行為，我表示了對於正在德國所發生的事情和對德國人所做的事情的抗議。對我來說，保持同德國民眾的接觸是值得的，因為他們在性格上和文化上與今天希特勒的制度是相對立的，而且某一天反對這個制度的對抗運動將會從他們當中出現。而如果我說得比這幾年所發表的言論更加直截了當，這種接觸立刻將被破壞，德國民眾一直在閱讀的我的書籍，馬上就會被禁止。

1935年，在他60歲生日的時候，他收到了來自德國的很多信件，非常高興。「數百封信來自德國――是的，是的，來自德國，甚至來自勞動營――使我心中感到很舒服。人們迅速地抓住這個時刻，可見展示內在自由的需要，肯定是強烈的和普遍的。」

這些自我解釋還是遇到一些懷疑。曼被指責說他容許半官方的納粹宣傳機構利用他的沉默。人們譏笑諷刺他關心德國出版商所給的酬金，關心保住自己在慕尼黑的房產和其他物質財產。這不是沒有根據的非難。每個人――甚至托馬斯?曼――都會不僅在精神上而且在僅僅是平凡的誘惑面前讓步。《魔山》的作者使得這一點不再是秘密。1934年4月給另一個流亡朋友的信中，他寫道：

我對那裡狀況的憎惡，我企盼看到控制那裡的歹徒在短期內以不同的方式下地獄去的渴望，沒有絲毫改變。但是我越來越不明白，為什麼我要因為這些白痴而被德國所排斥或者為什麼我要把屬於我的東西，房子，財產留給這些人。我一直不斷努力從慕尼黑流氓的手裡奪回這些東西。同樣讓這些流氓感到失望的是，在最終的放逐中我並沒有被驅逐出去，實際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能夠重新獲得我的財產。

擁有我們自己的房子意味著省了一大筆租金，同時也是我們先前生活用品的心理上保險。而主要的問題還在於，追回它們是對於此刻慕尼黑暴君的勝利。擁有一個更新了的護照，我就可以前往Memal地區照料我們的房子。我宣稱這樣行動自由的權利；我覺得他們拒絕我的這個自由是暴徒行徑。這是否也是一種可能的態度？請你告訴我，你是否把這看作是叛國和無原則的？（《書信集》，P216）

這樣他在誘惑和要求之間搖擺不定。他哄騙自己說：他什麼也拿不回來。有人能抓住他的推測和幻想來反駁他嗎？難道拿這些事情「反駁他」不正隱藏了某些醜陋的性格特徵嗎？這樣的性格使得人們要求其別人活得像個聖人，並且嚴格按照他們的期待去做。

對這個問題我傾向於肯定的回答。我也傾向於相信——在某種潛意識的狀態下，我們相信對於移民的最惡毒的中傷，以及懷疑人們如何可能被物質滿足的幻覺所控制——是一條裂縫，極權的專制通過它將某種毒素秘密地釋放到人類靈魂中去。我們被流亡者喚起的忌妒，被用來與折磨我們的人達成和解。這是多麼悲傷啊……

曼陷入了烈焰的煎熬當中。新近成立的帝國作家聯盟的作家們要求他宣稱服務於在「國家權威」精神下的文學。移民們等待他做出一個明確的了斷。每個人都抓著曼的優柔寡斷來攻擊他。他保持沉默，他不想決定是這樣還是那樣。為什麼？他的緘默泄漏了其它未顯示的動機。曼害怕被政治弱化。許多年他一直維護自己作為「與政治無關的人」的身份，作為一個作家，他獨立於黨派和主義之外，他用著名的反諷保護自己脫離粗俗、骯髒以及政治世界的二元論，於其中人們有理由認為一個作家的危險，是被削減為一個政治工具。在這個時期曼寫了《約瑟和他的兄弟們》這部作品，他想把這本書提供給他的德國讀者。他只能以沉默的代價做這些事情，他有權利做這個嗎？

3

他自己反覆思考這個問題。他在私人信件中寫下了他的困惑。把它們放在一起，創造了一種不同尋常的、當然是未經計劃的文學作品，可以算得上「教育小說」中迷人章節。1934年8月他寫道：

德國的日常事件如此尖銳地激怒我的道德，我第三卷的工作已經走向徹底停頓；我已經處於把它放到一邊的時刻，因為要將自己獻身於一種政治信條和政治論戰，這樣做可以舒緩我的心靈和報復所有這一年半強加於我的精神傷害。也許我能夠給予這個制度感覺得到的沉重一擊。當然，關於小說我慘了，無論如何被耽誤了，我也十分清楚有多少理由反對進行這種時間和精力的投資。無視更高的責任而來為這種腐敗的東西費口舌？換句話說，讓這個世界為此而感激我，也是我的責任？簡言之，我不知道自己的手該放在哪裡——一種可怕的處境。（《書信集》，P225）

他寫道：

「世界歷史」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什麼？讓我生活和工作，我就必須去想。但是我不能以別的方式去思想。我的道德批判意識處於持續激化狀態。對我來說，繼續從事一種小說寫作的高雅遊戲越來越不可能，除非我「建立一個帳戶」，存進我心靈所關心的、所體會的、它的痛苦，還有所遭受的憎恨和輕蔑……這樣一個時刻似乎成熟，我將表達自己在沉默中耽擱太久的後悔。（《書信集》，224）

他還寫道——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他感覺世界的危機就是他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危機；時代的衝突反映在他身上。看上去他好像在向我們證明他自己的合理性。那麼我們呢？我們有時候說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去「見證價值」。而我們也談了太多現實主義以及做事情的實際效果，說這些東西決定著所有的公共承擔。無疑地所有這些主張都是正確的。但是，把它們放在一起提出來，我們似乎容易地忘記只有在民主規範發生作用，即多元化、對話原則是人們言詞及做法的自然背景時，「中庸之道」的生活策略，才會與之相配。而極權主義的本質是這種自然背景的毀滅。當多元化的秩序不存在，正常生活的規則和尺度也隨之毀滅。那些以古老的方式生活的人們，他們不接受或者假裝不接受存在的變化；那些在極權主義制度下生活卻根據民主多元化的秩序建立起來的規則去做的人們，他要麼選擇做一個殉道的聖人，要麼是一個背棄的偽善奉和者。如果他說出這些話其結果是集中營，那麼他就是一個聖人；在表面上作出厭惡政治的姿態，但實際上表達出對於極權主義的認同，那麼他就是一個勢利小人。

在曼的信中，有著在這些背景之上，他的一段友誼結束的記錄。1918年他最小的女兒伊麗莎白 - 維羅妮卡受洗，主持的牧師是神父庫諾·菲德勒，而這孩子的教父是曼的另一個朋友埃恩斯特·伯特勒姆，一個是隨筆作家和文學史家，一本關於尼採的著名書籍的作者。納粹掌權之後，庫諾·菲德勒 「發現自己」在監牢里，然而埃恩斯特·伯特勒姆發現他處在「新的現實」之中。曼的二位朋友的命運是那個時代兩者必居其一的象徵，監獄的密室或理性上的自我奴役。

1933年11月埃恩斯特·伯特勒姆曾努力說服曼不要屈從那些在外面來中傷德國的流亡宣傳，丟棄「變形的眼鏡」，運用對未來的信心來看待「新的德國」，記住某種過度的痛苦只是「民族革命」不可避免的代價，因為「不去打蛋，你就不能做煎蛋卷」。埃恩斯特·伯特勒姆竭盡全力的向曼保證「每件事情都是正常的」。

曼在1934年1月寫給他的信中回答了他。他帶著相當的尊敬和同樣多的決心。他感謝埃恩斯特·伯特勒姆花在「書信上的大量努力」，「時間和精力上慷慨大方的犧牲」，然後他表明：「我不想作出辯解，也不試圖作出修正，因為那必然是沒完沒了的和毫無希望的。我們之間相去甚遠，來來回回的爭辯只能導致雙方更多的悲傷」。

他向埃恩斯特·伯特勒姆保證說希特勒的宣傳機構正在妖魔化移民們的意義。他提到關於移民的角色和意義：「如果全世界對你們德國的優雅和尊嚴並沒有獲得一個恰當的理解，整個不具有影響力的流亡者並不應受到責備和為此負責。在國內那些鄉巴佬之間流行的概念是完全愚昧的，如果你能夠反對將會很好。」在解釋他看法的要點時，他寫道：

不，我並不通過任何歪曲的傳播媒體來看待新德國（但是它能被稱之為新的嗎？很顯然，曾經壓迫和威脅我們10多年的同一個勢力，現在成了十足的獨裁政府。）確實，我用我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習慣來看待它。我了解它的思想和著作，了解它說話和寫作的風格，了解它的糟糕——就這個詞的任何意義而言――德國，它以令人驚訝的坦率說出來的基本道德和理性水準。我了解所有這些，足夠地了解。我確信你會偶然（也）會發現目前的狀況令人困窘，然而你會強烈地予以否認。對於十分嚴重的事情，我只用了一個過於輕鬆的詞。

最後他試圖勸說埃恩斯特·伯特勒姆到瑞士來一趟：「我們會在一起，以男人必須有的剋制，來討論『本世紀壓倒性的勝利』」。然而，會面從來沒有實現。埃恩斯特·伯特勒姆把關於「新德國」和「國家革命」精神的演講，置於他同曼的對話之前。

幾個月之後，在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曼寫到：「我的老朋友埃恩斯特·伯特勒姆最近做了一個紀念席勒的演講，在演講里稱席勒是一個『一個陶立克的德國－腓特烈男人』。那些人真的喪失理性了。真想去告訴他們：『孩子們，考慮一下幾年以後這會像什麼樣子』」。對埃恩斯特·伯特勒姆，曼直率地寫道：

我最近一直在讀你的散文，你直接的、明晰的日耳曼主義始終在引起我的注意。你將這種日耳曼主義和它最嚴重的歪曲混淆在一起，並運用了你們詩人所說的世界歷史「救世主」令人厭惡的恐嚇——對我來說這是持續不斷的悲傷，它足以轉化為憤怒及其表達。我不過分地說，你曾經給過我一些出於好意的建議，如果我照它們去做的話——這種可能性是如此巨大，乃至可以被稱之為必然——那麼，今天我將不復在世。你會說，比較起當下前進著的「歷史性創造力」，有什麼了不起？當然那並不算什麼。然而我有時候會覺得從你的立場來考慮，應該稍稍限制你對於權力的輕信支持，那些將一種「仁慈」的命運加諸於我的人。

我中肯地對你說「我們將會看到」，然而你富有挑釁地這樣回復：「當然我們將會看到。」你是否已經開始去看？沒有，因為他們用血淋淋的手遮蔽了你的眼睛，你也很高興地接受了「保護」。德國知識分子――請寬恕這個詞，它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客觀術語――事實上完全是最後才開始去看，因為他們非常深地捲入了、而且非常可恥地與之合作，使自己露醜。

一個人必須十分了解托馬斯?曼的散文還有隨筆，必須始終記住他的文化修養，他緘默的感情，他富有德國人靈性的迷人魅力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熱誠的愛國主義，才可以真的明白在這些言辭中他付出了多少和為什麼這樣做。

他敘述一個好消息是如此的與眾不同！在二年後寫給他弟弟亨利希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一次不可思議的會面：「在房子外面，好象一個鬼魂，費德勒博士來見我們了。他從伍茲堡的警察監獄中逃了出來，翻越了兩堵牆，他自己不能解釋他如何做到的；某些勇敢的威廉·退爾（Tell）用船載著他穿過了湖……現在我們盡量滿足和悉心照料他。」

但是他沒有任何一瞬間細心照料過納粹。

4

那些年托馬斯?曼信件中的開罵最能說明他的心境。這位完美行事的模範，在形容納粹時用了全部帶有侮辱性的字眼：關於「法規的歹徒」，「白痴」，「流氓」；關於「令人厭惡的小丑」和「悲慘的可憐人」；關於「腫瘤」，「惡棍」，「蒙昧主義的痴呆」，「邪惡的鬧劇」，「奴隸的劣根性」，「精神上的閹割」。為什麼他在言詞上失去了控制？

最簡單地說，他被激怒了，因為他的道德感遭受冒犯，他內心深處的東西被傷害。然而這樣的回答並不令人滿意。它不能解釋為什麼內心的聲音，告訴他在私人信件中用壓倒性的措辭來回應 「本世紀壓倒性的勝利」。讓我們重複這個問題：為什麼他涉及被所有外國首府承認的德國合法政府的時候，用的是酒吧打架式的語言？――他，德國貴族禮儀的典範。

托馬斯?曼曾經是德國的愛國者。同他兄弟亨利希相比，他一直同左派的國際主義信條保持距離。超越國家價值的革命批判，與他是格格不入的。他追隨路德和歌德的腳步，對他即意味著，忠誠於德國民族和國家。這就是他的價值世界；如果說存在著反對政府空間的話，那也僅僅是一種忠誠於法律，和對於歷史事件的壓力保持一種諷刺性距離的語言。這個「對政治冷淡的人」，顯然擔心被政治弄得乾癟，被那種一元化和不可避免的狂熱銷蝕。在他這裡，用政治語言進行爭論，被辱罵的字眼所代替。那麼為什麼他要選擇開罵？

他是一個非常熟悉人類命運所擁有的含混模糊的作家。他知道每個權利都有其相反的權利，知道每個結論都是一個過於簡單的東西。人類存在一個天生和精彩的特性是其開放性，是價值的模稜兩可和多樣化。他曉得只有諷刺和對所有詳細闡述的立場進行友善評價，才能實現文化中的和諧參與。他比其它任何一個德國作家都更清楚地知道這一點。那麼為什麼他要選擇開罵？

他熱愛他的民族和國家。他知道如何不帶偏見地看待貴族、中產階級、造反者、君主和俾斯麥；宗教團體領袖和社會民主黨。他能識別所有這些精神立場中所包含的中肯的價值。只是對納粹他不能。在這裡他放棄了商榷性的語言、友善的判斷、在理解名義下的對話。他選擇開罵，為什麼？

我們現在試圖來理解，為什麼他感到與納粹去爭辯是不可能的。

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寫道：「所謂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在任何一個歐洲人的合乎道德框架里，根本沒有位置。它不僅僅站在「自由主義」和「西方民主」的對立面，而且也站在所有文明的對立面。」

他就是這樣來評估多元化的自然環境的荒蕪。這意味在一個服從於恐怖的壓力和極權主義宣傳機構、失去了辨別善與惡，真理與謬論的能力、失去了辨別現實的輪廓和在前後關係中把握事物的基本力量，這樣一個在德國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對話中的夥伴，因為對話從本性上來說是自由人的特權。一個重複戈倍爾的關於猶太人教條的德國人，就好像相信2+2=5那樣的狂熱者。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騙的盲目，導致――這是托馬斯的直覺――合理勸說的無用。相反，衝破自我迷戀的內在秩序，需要一種尖銳辛辣的叫喊和粗鄙的措辭。

說到底，在關鍵時刻是――德國人民真正的靈魂。托馬斯?曼對鬥爭中可能失去的東西，有著很清楚的認識。他給納粹貼上了野蠻的標籤，用他的權威去捍衛民主秩序和日漸衰弱的脆弱的人道主義。在上面已經提及的隨筆《歌德與托爾斯泰》，他寫道：

這個地中海、古典的，人文主義的傳統是與人性相對等的，因此它與人性同時存在呢，還是僅僅是一種智性的表達，是資產階級自由時代的一種附屬物，因而命中注定要枯萎消亡，這個問題在今天被提了出來。

歐洲好象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反自由主義的回答再清楚不過。在拋棄民主和議會政府的令人厭惡的轉變當中，在個體自由向獨裁政府和恐怖的轉變中，似乎已經找到了政治表達。

那是他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寫的。在同納粹黨徒的爭吵中，人道主義正在喪失。在這種爭吵中，德國人民正在迷失，包括他本人作為一個德國作家，也在迷失。他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野蠻行徑已經猖狂了許多年。糟糕的在於，這不僅僅是強力的勝利，而且也是「新的規則」的開場白。納粹主義被德國人和歐洲民主所認可。希特勒的共和國正成為歐洲正式的成員。

他無能為力。他――諾貝爾獎獲得者，同元首總理對話的人，最孤芳自賞的歐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鑽石――感到完全的無助。正是這種無助導致這位德國文學巨人的信件引起非同尋常的倫理上的共鳴。這就是他為什麼轉向開罵：出於無助和敏銳洞察力的痛苦。

5

因為他看得清楚，也許這就是他為什麼要用至今還要激起美學家嫌厭的方式來寫關於德國。對於納粹政權和德國人民之間的區分，他鮮明地表示不滿。（「德國人弱化了那些白痴提出的想法！多麼荒謬呀」！）；他也毫不留情地抨擊屈從納粹的德國人。「首先一定要移除這個令人作嘔的瘤，這樣，這個世界和人類生命的正當可行的東西，才可能出現。」他回憶在1870年由亞歷山大·馮·維萊（Alexander von Villers）所說的「我是如此被關於國家慷慨激昂的或者貶斥痛罵的陳詞濫調所餵養，考慮到擺脫這種抵觸，我割斷了與這個國家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又說「是的，是的」，「悲傷，悲傷的國家！我很久以前就提出了讓世界精神（World Spirit）從政治生活上來解放這個國家。像猶太人那樣在一個新世界中結束和解散這個國家，猶太人總有那麼多同樣的悲慘命運與之相連。」（《書信集》，P222）

如此犀利地表達他的想法，他絲毫不懷疑他的同胞因為蔑視和將他們視作「糞土」而指責他。他也知道德國人贊同納粹的理由，知道富有成效的納粹恐怖的前提在於，那些被恐嚇者精神上的投降。他追求一種內在抵抗的姿態（外部抵抗便是英雄主義），追求某些心理上的對於野蠻的抵抗。每一次抵抗的足跡，都支持他的信心，但是他也沒有隱藏自己的悲觀情緒。1934年4月他寫道：

但是德國人民要對所發生的事情來負責。因為他們並不熱愛自由，相反認為自由是一種可以完全忽視的形式（因為這樣的理由實際上就成為一種對他們的忽視）。儘管遇到殘酷的幻滅，在新的恐怖的制約下，他們甚至會比在共和國的環境中，還要感覺良好和更幸福。而正是這個政權的巨大組織，對他們實施欺騙、麻痹和殘害。很長時間以來，智性和道德標準衰敗到如此之低，以至於完全不能調動一次精神上的真正提升。而同時，在一個貶值了的國家中，他們卻陶醉在代表一個新國家的感覺當中，一個的確是貶值了的世界。我們與這些東西格格不入，完全不能做什麼，只有聽從於自己。（《書信集》，P217）

當他讀了德國報紙上那些德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雜耍之後，除了感到自己是一個絆腳石，又能作何感想？

1934年9月一封寫給費迪南·萊農的信中，他寫道：

事實是德國作家並不比他們所被允許的更加活躍，這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他們被如何限制。這歸因於「國家」這個概念，已經成為各種哲學及藝術傾向的核心和共同主宰，正如赫爾夫在布拉格哲學家大會上所宣布的。當然，這激怒了大會；而瑞士的報紙袒護了他，因為他一直被認為是「民主人士」。誰能相信這樣白痴般的言論？在今天，似乎論及「國家」就在展示一個人的「民主傾向」,而不是——在一個相當廣泛的意義上——不要奴性和卑躬屈膝。這樣的謊言和欺騙如此激怒我，幾乎要了我的命。

曼以同樣的恐慌看待整個西方民主制度的盲目，在1933年2月的一封信里，他對於傳言中希特勒的奧地利計划進行了反思：

可是，奧地利的合併論真的能被國際社會所容忍?可以設想地，由於存在著大量懦弱者和迷惑者，我擔心這伙匪徒將會以「法制」和「自由」的名義將整個歐洲置於囊中，無需戰爭，就這樣。事實上他們所宣稱的和平主義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很簡單，這是他們在國內政治陣線中慣用的、為了獲取權力而採取的合法姿態在對外政策中的對應物。在他們的成功之中，我們最好是用犬儒學派的鎮靜來武裝我們自己。

與此同時，「他們」的行動十分順利：使用半利用和半威脅的手段，使用胡蘿蔔和大棒，武裝脅迫與和平宣言，希特勒在愚弄整個歐洲。他們用標語宣稱中立，因此獲得了人們對他們胡作非為的接受。在這個世界相信（接連不斷的犧牲者，會促進歐洲大陸長久和平）及默許下，他們掠奪並孤立了一個又一個的對手。1936年8月曼寫道：「所謂『天真無知』在今天被推至頂峰，即有人可恥地將他們自身的利益毫無顧忌地凌駕於道德考慮之上。」甚至納粹的獸性也具有魔力：越來越多的貴族站在了希特勒的一邊。「多麼不可理喻的粗野！」在談及納特·哈姆斯親希特勒的宣言時曼這樣感嘆。是的！納粹的確是狡猾、不可靠的。「他們就是這樣，」曼在1935年11月寫道，「他們將半猶太血統的萊赫沃德送往蘇黎世，讓他在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作一個誇張的人道宣傳的演講，其中充滿了有關人類尊嚴及兄弟民族的噱頭。並且——以第三帝國的名義出現！這就是他們。太陽之下沒有比這更可恥的了!」

在托馬斯·曼訪問維也納期間（1936年夏），納粹在歌劇院投放了臭氣彈，使得作家在此逗留留下了深刻印象。濃重的臭味使演員在演出中嘔吐，「那也是一個有價值的經歷，至少現在我知道了納粹究竟是個什麼味道：走向極度權力的臭汗腳。」（《書信集》，P252）

可憐的托馬斯·曼。

6

一個正常的歐洲人接受了德國正常化的新聞，而不感到憤怒，這有什麼奇怪的？誰願意因別人的不幸而攪擾了他自身在道德方面的自我滿足？歐洲人高興地接受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和平宣言，這會讓人感到吃驚么？誰願意去想戰爭、想到它的殘忍和不可避免的犧牲？只要集中營的大門不是向著自己敞開，誰不渴望長久的和平？

托馬斯·曼想要戰爭嗎？不可能以這種方式做出回答。這種提問其複雜的結構隱藏著諸如戈培爾之流的無恥論調。不，曼不想要戰爭、不幸、殺戮與眼淚。但他卻知道如果納粹不從權力的位置上退下，那麼戰爭將是無可避免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反覆強調「一個人不能也不應該替當代的統治者為虎作倀，破壞自己的國家。」一個人只能通過一條途徑救助德國：幫助他們擺脫納粹的統治。極端消極的不抵抗主義——經常是無意識的——導致歐洲的民主政體，根本無法與納粹極權相抗衡。

在他的言語中，開罵成了一種象徵，它有力地證明了與納粹聯合、建立在民主文化模式上的舉動是自殺。這是一個對德國和世界的絕望警告。一位納粹的政治評論家將曼評論為「一個已被推翻者的觀點」。儘管這樣的評價帶有惡意，但它不失為一個準確客觀的評價。事實上，曼是正在消失的人文主義的捍衛者。以這一立場，他告訴德國人，當代的統治者將會引領他們走向毀滅。曼持有這種觀點：一個贊同混雜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盜規則的民族，將會自取滅亡。

因此，開罵是這個所有德國作家中最德國的作家，對其民族所在地表達忠誠的方式。托馬斯曼似乎在說，德國已經不復存在。納粹國家——「可鄙的禁閉所」、「名為德國的白痴野戰營地」——按照歐洲傳統詞義根本就不配被成為「國家」（正如歹徒不能被稱為合法組織一樣），人們沒有責任向歹徒效忠。（「我不怕叛亂，甚至我渴望它的到來，因為無論怎麼都比現在的境況更好」，他寫道。）根本沒有與納粹談論妥協的餘地。妥協僅僅在清晰地劃分理解範圍之後才是可能的；可這需要白日里清醒的光。它與納粹主義不同：「希特勒只有在最深的黑暗中，才會發出他星星般微弱的光。」

因此，一個公民、一個德國人的責任，在於無條件地抵制納粹，一個人必須期待這所謂「國家革命」的失敗。無論是誰，只要他站在背叛民族與和平的立場上，他就背叛了人類。混合著「過分感傷與暴力」的德國人，只會給德國乃至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

說到底，想到持久的流亡並不構成很大的壓力，但是與我的國家的決裂——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令我感到絕望和恐懼。這並不符合我的天性，（我的天性）是在歌德所代表的傳統中形成的，所以我不感到自己命中注定要當烈士。對我來說，這是被迫進入這個角色，肯定發生了某些徹底錯誤和邪惡的事情。我深信全部「德國革命」就是錯誤的和邪惡的。無論它怎樣流血，都缺乏真正的革命所擁有的世界同情。其本質並不是「提升」，不管其宣傳者如何放言，而是向著憎恨、復仇、嗜殺和小資產階級的卑劣這一切的墮落。我從來不相信這可能給德國或者世界帶來什麼好處。

他知道，當自己提名被監禁的奧西愛茨基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時，是將自己作為作家的權威交給了政治的刻度。他被指責這有違他作為作家（應該擁有的）諷刺和距離的倫理時，他回答說，「一個純文學的捍衛者應該為他自己感到可憐」，在「當代文化環境的政治鬥爭」，「較之所有的詩篇」，來得更為重要、關鍵和有價值。

7

這全是由一件小事所引發的，克羅迪公開抨擊了一位宣稱「所有當代文學都已經轉移到國外」的德國移民政治評論家，但他並沒有停留在這個言過其實的觀點上。他繼續寫道,大多數在國外找到自身的作家——除了一小部分賣弄學問的著述狂之外——都是猶太人。

曼贊同說「所有當代文學」都已轉移到國外的看法，確實是誇大和言過其實。「我不想讓任何人被蓋世太保注意——但在某些情況下，純粹機械而非理性的判斷也許是關鍵的，因此，在德國文學中區分流亡者和非流亡者，並不是那麼容易，這並不取決於帝國的國界。」（《書信集》P244－245）

通過引進「蓋世太保」這個概念，托馬斯·曼注意到這場討論的意識形態維度。他也贊同那種關於「德國文學的整體」的誇大其詞的宣稱，可能會激怒中立者，比如克羅迪這樣的。

可是，甚至是對於擁有長期中立經驗的像你這樣的瑞士人來說，中立也是一件困難的藝術。在反對一種不公正而陷入另一種不公正時，中立是多麼不容易！而一旦你反對將流亡文學和德國文學劃等號，你自己就已經建立了一個不平等的方程式，令人驚訝的是，並非是這個錯誤本身令你生氣，而是一個猶太作家令這種錯誤發生。甚至你從中得出這樣一個事實，猶太人原創文學又一次和德國文學混淆在了一起。（這是盲目愛國論者的長久抱怨。）而你自己也已經將流亡與猶太文學相混淆了。（《書信集》P245）

作為回應，曼列出了一份完整的名單——「我從未想要編纂的」——作家們中誰是「純粹」的德國人。他解釋了移民中的「猶太成分」的出現，是由於納粹狂熱的掃蕩哲學以及猶太人感到我們時代的某種突變。

但這一說法——貼著「猶太」標籤的作家作品，因其所擁有的世界性而不屬於德國文學——站得住腳嗎？曼持有另外的觀點：

所謂猶太的「世界性」無非是其地中海歐洲性，而這些，也是組成德國特性所不可缺少的，沒有它們，德意志就不可稱其為德意志，而只是全然的無用與慵懶。正是由於天主教教會——如今正處於極其嚴格的限制中，這使得她贏得了新教文化的尊敬——正在從內部保護德國，她宣稱只有當德國接受了基督教，才可以使得德國進入文明民族的行列。

曼以偉大的精確性和一致性指出，反人道主義者在本質上與納粹反猶主義、與反基督是一樣的。他同時也指出了它的反德傾向：

德國人或德國統治者對猶太的憎惡，在更高意義上，並不是指向猶太的，或僅僅是指向猶太人的：它直指歐洲以及崇高的德國精神；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是直指基督教以及西方傳統的道德準繩。它是一種企圖，企圖擺脫文明的制約，企圖通過恫嚇製造一種可怕的分離——充滿了潛在的罪惡——將歌德的大地和和世界其他部分割裂開來。

他繼而得出結論：

對人類、道德及審美的無數觀察讓我確信，現行的德國政府不可能對德國及世界有任何的好處。這個信念使我迴避這個國家，比起三年來一直舉棋不定、不太敢在世界面前否認我身上德國性的當今統治者，我比他們更深地紮根於這個國家的精神傳統。

而當曼給克羅迪寫了這封信之後，納粹終於不再猶疑了——他們剝奪了這位作家第三帝國的公民權。

為什麼恰好在諸多事件發生之前的一刻，曼掀起了他的遮蔽物？這是一個不可能回答的問題。諺語里說，有時只要一根稻草就能壓壞駱駝的背脊。不久曼寫道：

我得選擇一個時刻——當有人陰險地試圖在我和流亡者之間划出一個明顯的界限，當第三帝國的力量在蠶食這個世界令我越來越反感的時候，——我便將我現在的想法大聲說出。但是還要加上一點，這也是一種內在的和心理的需要。這是一種衝動，一種針對每天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侮辱與暴行的自然而然的反應。它同時也是真實和深刻的信念：如果這樣的惡行仍將繼續，那將意味著整個歐洲大陸的末日。我必須在此時在此地公開地反對它，只要我脆弱的力量允許，因為我在家裡一直準備這麼做。（《書信集》P250）

8

不過，讓我們再重複一遍，曼絕對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納粹的世界裡，他想做一個堂·吉訶德。這是他制定的精神戰略。他要向受害者表明，他與他們休戚相關，他感到自己是他們中的一員，在1935年11月的一封給克羅迪的私人信件中，他說，只有一個東西將與其它的德國流亡者聯繫在一起：

對這個政權來講，它的所有成員都是受害者（這是一種並不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榮譽）並且……我不能理解……可以清楚地從你的態度中感覺到對這一類人的嫌惡。難道在「一個與政府爭辯的人，就是一個在正派人中激起恐懼的人」這一表述中，不正隱藏著一種卑鄙的精神？難道不應該有一個人去糾正它？你所論及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政府？當一個時代比今天更缺少道德正當，政治流放將成為一種榮譽！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

曼的驚恐超越了修辭；他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他只能成為違約的人或者堂·吉訶德。他驚懼地環顧四周：

一個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人，對於流亡者身上絕望的憎恨，會覺得反感並容易保持緘默。一般來說，這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根本無法理解對於德國人來說正在發生的事情，並因為缺乏理解使世界得以繼續它的鎮靜和冷淡。多少次我察覺到這令人吃驚的現象。即便人們在譴責所發生的事件，人們也並不真正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在靈魂的深處，他們依然冷漠。因為他們缺乏可靠的經驗。要用語言把這些表述清楚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這些運動都絕對超出了政治之外。法西斯主義，無產階級政府，獨裁統治，今天那些令人咋舌的統治規則，都並不直接從這些政治術語中產生。

只有一個人——一位英國主教——使用了看起來較為合適的詞，他說當他想到德國時，便「感到狂怒而實際上什麼也看不見」。曼也一樣。作為納粹時代的一塊絆腳石，他認識到自己是一個「過去時代的文化遺迹」。儘管他總是重複說，「沒有什麼比在撤退中進行光榮的小規模戰鬥更為美好的了。」

在1934年春末，他遠渡美國去接受哈佛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他隨身帶著塞萬提斯的小說，失敗的堂·吉訶德獲得了曼的同情，是曼自己左右為難的心境的寫照。最為重要的是，一個人如何在「遺迹」中尋求價值呢？「遺迹」的喪失，有如堂·吉訶德倒斃在「前進的歷史車輪」之下一樣。但那又如何？放棄勇氣，放棄高貴會好一些嗎？「可是，試想在另一極端中的堂·吉訶德會是怎樣？一個反對幻想的、陰險的、屈服於武力而悲觀失望，那還是一個堂·吉訶德？一個被獸性化了的堂·吉訶德？」

不！

像我們這樣的騷動不安的時代，總是容易將僅僅是聞所未聞的做法同永恆相混淆——正像把自由和自由主義混淆一樣——將新生兒從羊水中拽出。因而每一個自由和有頭腦的人，不隨時代潮流而搖擺的人，都被逼回重返自己的基點，被逼成更加自覺和建立更為穩固的根基。

一個人不應當向踐踏「理性和文明」為榮的時代獻媚。一個人必須由自己完整地把握時代，把握其所有的複雜和性矛盾性，一個人必須知道如何將自己的危機作為世界危機的一個片斷來進行解釋。這是通向自由的唯一的路：「自由的價值，它的貴重，僅僅在於它是從不自由中所贏得的，僅僅是變成自由的一個過程。」這種爭取自由的鬥爭，這種「混雜了痛苦的屈辱和感人的崇高靈魂」的鬥爭，就是堂·吉訶德主義，一個面向世界的挑戰。

這一納粹時代的堂·吉訶德，擁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觀點。

第一，「不要擔心未來——在當代這是唯一可行的生活策略。」

第二，「讓自己沉溺於深入內心的沉靜工作——這是唯一可以幫助我們對抗當前惡夢的事情。」 在「動亂、政變、威脅」之中，平靜和堅持不懈地從事自己的創造性工作。

第三，「在沒有其他路標時，自己做自己的路標。」

第四，知道如何去「等待與容忍』」，知道在「悲慘、該詛咒的和無可抵抗的時代」里，如何創造體面的工作。

第五，「保持勇敢與耐心」，叔本華如此出色地將耐心與勇氣相連。

第六，大喊「根基、紮根」。

9

被剝奪公民身份不久，曼給一位朋友寫信說「我充分相信這不會持續很長的時間。」他還傳播來自德國的不確切的消息，說「納粹黨的冒險已經到它的臨終時刻了」，只是持續幾周還是幾個月的事情。「我對自己說，或者一年半、兩年之內發生戰爭，或者情況會發生改變，我們的書將在德國重新出版。」

三年後戰爭爆發了——事實與他的預測只相差一年。

四十年後閱讀這些信件，波蘭讀者，你會納悶它們的作者能否作出其它不同的抉擇？他能否回到德國——哪怕保持沉默——合法地出現在那個極權政府面前？他能否參加——像許多其它人那樣——學術會議並且以第三帝國文化代表的身份出席國際大會？他能否——以對他書籍的寬容為報酬——為宣傳機構所宣稱的「德意志標準化」效忠於一場辯論？他能不能——以中立及客觀的名義——公開認可這個政治成功以及宣稱這裡沒有屠殺？他能否選擇一種現實主義的做法，認為移民的絕決做法是一種成心的誇大？

當然，這些問題並不承擔一種歷史理解。然而，它們幫助獲得一種道德根源。我們這些愛看曼的著作並從中獲得直面命運方式的人，我們的心靈會要求我們說，不，他不可能有其他的行事方式。但是理性卻讓我們留下一個問號，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傳記探索允許我們對這個問題留有餘地。

我把托馬斯·曼的一生稱作——像他的信件所記錄的——一部「教育小說」。我想從這部小說里學到什麼？重組這些章節，我並不想講述作者對待納粹的態度——這個吸引人的主題我打算下次再談。我只對一個問題感興趣。我想要弄明白那種支配他作出一生中最為關鍵的主導性感覺。我想我做到了，那種感覺就是厭惡。

曼對納粹的態度充滿了本能的厭惡；不久之後，他就寫出了他對德國文化遺產中所隱匿的罪惡之尖銳、深刻的分析。這是一種在美學意義上的嫌厭——而不是知識分子事後的反思——要求曼在整體上的反對中選擇一個位置。這種反感使他直接和清晰地看到一切，而其他人只有在後來戰爭來臨的時刻才看到。換句話說：曼的一生，是面對極權主義力量的時候，當代歐洲人文主義歷史中一個傑出的小宇宙及其孤獨。德國流亡作家的無助成了整個歐洲命運的前兆，一個碎片紛紛脫落的歐洲，一個接著一個，紛紛「置身於外國的鐵蹄之下」。

希特勒的極權國家，把用來對付被孤立國家的那一套做法，來對付被孤立的個人：出台合法的然而是非人性的法規掩藏其獸性的暴力。曼書信中的對峙與開罵，是一種試圖粉碎這些條規的絕望嘗試，在這些條規的框架之內，納粹主義被視作一種「有趣的經驗」。（不去看現實，而將德國事件的學院式神化，對於某些人已經知道這種「精神」有其自身利益可謀的人來說，這並非只是一個壞的玩笑，但它不是為我準備的。」）對待蓋世太保的態度，曼是那麼不切實際。然而……

今天閱讀1933－1936年的信件，其教育價值在於令我們意識到，曼並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決定同納粹德國攤牌。你，波蘭的讀者，你知道這一切的收場：柏林的大火，紐倫堡的審判，德國的分裂，於是你知道這位德國的堂·吉訶德，比起褐衫黨人不遺餘力地運作的宣傳機器，結果更是一個富有遠見的現實主義者；這種孤獨的流放者毫無力量的開罵，結果比那些為他所攻擊的強大極權政權更為有力。會不會出現一次更為激動人心的論爭——在失敗中堅守信念，像四十年前的曼一樣，一個人同樣最終取得勝利？這也許正是你所想的，波蘭的讀者，很難將之當作一個非理性的結論。但這不是一個像你及這篇文章的作者所樂於見到的樂觀的故事。托馬斯·曼為了他的決定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被隔離的代價。而被隔離使得他後來只有在美國的廣播里談論德國，令他在寫出了《浮士德博士》之後不被允許在戰後回到自己的祖國。

因為一個國家不喜歡那些過早想要挽救它的人，也不會原諒那些早熟的為挽救做出的努力。記住這些，波蘭的讀者，在今天重讀曼的舊日通信時。一個偉大的作家，並不容易接近，因為他居住在星球上，對於普通凡人來說禁止入內。然而，當他放下他的筆從書桌旁站起，他就成了我們中的一員：脆弱，充滿疑惑，焦慮，易被實用性所誘惑。並且，像我們一樣，他不願意打破習慣、舒適和安全感。但是，生活在真實和尊嚴中，儘管困難和充滿了棘手的問題，卻含有一種讓人上癮的東西。無論誰一旦擁有過它，就很難擺脫這種致命的嗜好。

這就是為什麼柏林的驅逐令使曼變得強大。一些事情結束了，另一些卻開始了，那個搖晃不安的時代已經過去。托馬斯·曼以公開的開罵而拯救德國榮譽的日子來臨了。為良心和偉大的德國文化的無上尊嚴做見證的日子來到了。曼寫道：「如果我打算為任何事而感到懊悔，那麼我將會成為一個像給我寫驅逐令的作者一樣的惡棍。上帝知道，我不是為仇恨而生，但我從心底里厭惡嗜殺的蠢貨和人類中的敗類，並熱切地希望他們罪有應得。」（《書信集》，P257）

10

你們波蘭讀者，請很好地記住這些話，因為在這裡，托馬斯·曼認定了一個道德的義務，它同樣也是為你而存在的。如果你感到同人道主義的國際聯盟有一種聯結，你必須意識到這樣一種選擇的結果。這就是說，當你讀到、聽到並說起在你的祖國，德國人曾經宣稱他們是超人，並以永久帝國的名義大建集中營，進行掠奪和大屠殺，毀壞人的身體和精神時，你，波蘭的讀者，有責任記住並重複，有一個德國的堂·吉訶德，一個無助的作家，是他早在德國入侵你的國家之前，就深深地反感並希望納粹劊子手的失敗；正是他把人類休戚相關的價值，置於民族主義教條之下的種族法則之上。

因此，波蘭的讀者，當你想起波蘭的作家和大學教授被送到死亡營和在大街上被槍決，你要咬緊牙關，固執地重複，一個休戚相關、痛如身受的密語：托馬斯·曼、托馬斯·曼、托馬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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