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回鄉，再進城，再回鄉，這是作家袁凌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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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坐在吳家土屋後山的岩石上。攝影/三桃

二十多年來，作家袁凌不停地試圖返回鄉村，卻一次次被世俗逼回城市。如今他的前半生已過，裡面儘是文字的追逐、陪伴與煎熬，還有周而復始的鄉土回歸。

「土屋」回歸者袁凌

撰文/地平線工作室 三桃

特約編輯/南香紅

編輯/李婧怡

他回到這個城市，上身是淺藍色細條紋短袖襯衣，尖尖的頭頂是多年思索饋贈的鹽鹼地，不生一毛，泛著亮光。他談不上英俊，自走出這個陝南小城，他一直無法抬頭直視城裡姑娘的眼睛。她們簡直是仙女，而他這個土八路不敢高攀。有人形容他是文學界的鳳雛，他的作品文思縝密、細膩豐厚，裡面有著生死、土地、自然的真實紋理，苦難帶著山土的氣息。

他眼瞼延伸出的皺紋如同是被太陽灼燒出來的，參差的牙齒帶著煙絲的焦黃色。其實他不抽煙，山裡的水氟含量超標，那一代的山裡孩子都是這樣。

只有當他開口講話時，別人才會意識到，他是一個有著灼見的文人。

他是非虛構作家袁凌。記者出身，特稿成名。如他這樣的作家，大多早已過上優越的生活，只有他仍在出租屋內寫作。別人在城市裡買了別墅洋房，他卻在大山中買了土屋。他接受著鄉里人世俗的鄙夷，也默許了城市人對這種清心寡居生活的質疑。

他在準備一部著作。目前為止，他已出版六本書，擁有一大批讀者。但他說，那本書才是真正的著作，他必須為之復命。他的上半生已過，裡面儘是文字的追逐、陪伴與煎熬，還有周而復始的鄉土回歸。

袁凌返回自家的青石板土屋。攝影/三桃

回歸土屋

6月末的一個上午，經過18個小時的火車旅途，袁凌再次抵達家鄉安康市。走出火車站的大門，陽光下他的皮膚顯現出乾淨的淡黃色。他的大腿健碩有力，是二十年前在上學的山路上鍛鍊出來的。他快步向安康汽車站走去。

他要去平利縣廣佛鎮的山村土屋。這裡是大巴山脈的中部，周圍綿延著五百公里的褶皺帶。幾億年前，地殼隆起，將大巴山區擠壓成層層疊疊的山體。

吳家土屋坐落在鎮子四公里外的一個山谷里，裡面住著朋友吳立志的父親——吳家唯一一個遺留在大山中的男人。

吳家土屋。攝影/三桃

土屋的正房被粉刷為石灰牆，後加蓋的廂房是黃土牆，地基從斜坡上用石頭墊砌起來，層疊的青石板和黃白拼接的牆體嵌入青山。山谷中還有其他幾間破舊的土屋，一位老人坐在土屋前打盹兒，智障的媳婦剁著豬菜，一個臉上髒兮兮的女孩躲在破損的木門後，對進入山谷的陌生人投來好奇又膽怯的目光。

山中老婦大多跟隨兒女進入了平利縣城或廣佛鎮生活，老漢們則是那溪澗里又硬又僵的石頭，有的進城不到一個星期就逃回山裡，再也不離開土屋。吳立志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員。

吳父個頭不高，穿著紅色的汗衫，精瘦、沉默，抽煙的時候總低著頭。十多年前袁凌來到這裡時，土屋不像如今這般孤寂，側屋火坑旁還坐著吳立志的二家公，屋裡忙碌著吳立志的媽媽、妹妹、弟弟，晚上大家圍著火坑唱歌，講述十里八村鄉人的故事。

故事的采寫從二十年前已經開始。1994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袁凌立志紮根鄉土。他從初中時開始寫故事，高中時寫詩，在頭腦中不知何時已種下了一種意識——真正的創作必然是植於生活的，而有爆發力的作品一定是從生活生髮而來，就如同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

哪裡是最熟悉的生活？生養自己的大巴山村。

畢業後，袁凌申請分配在了平利縣的城關法庭，因為這個鄉鎮法庭從未有大學生回來過，同事們疑惑，你不會是假冒的大學生吧？袁凌忍受不了同事的猜疑被迫離開，進入安康師專教書。那時他已經意識到——他第一次回歸鄉土已告一段落，他不僅沒有回到鄉村，反而遠離了城市的中心。

1996年，袁凌考入上海復旦大學研究生，以求學的方式重新回到大城市。研究生畢業那年，《重慶晚報》打電話來發出工作邀請，袁凌只詢問了一句「你們那兒有沒有農村？」電話那頭回答，「我們這兒到處都是農村。」於是，袁凌在重慶做了四年記者。

做記者是適合袁凌的。此前十年，袁凌認為是自己創作的黑暗期。他寫的東西無法界定，不是新聞也不是小說——小說注重故事情節，袁凌只是在記錄生活的真實狀態和經驗。他認為，「農民每天就是下田勞動，如果你總說，在農村廁所就能遭遇白花花屁股的情節，那不是真實的」。

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他用細膩的感知記錄了自己經歷的死亡故事，那是一種真實自然的感官呈現與記錄，故事被小片小片地撕扯下來，既不會有報告文學中還原過程的刻意和用力，又不會有人物心理虛化的描寫，僅僅只是記錄。

袁凌喜歡這種自然真實的狀態，他認為相對於那些觀念，將真實的生活經驗記錄和保存下來才有價值。

但在九十年代，文學雜誌社的編輯無法理解這一套解釋，在十幾次投稿被拒後，一次袁凌給編輯打去電話，編輯在電話中嫌棄地說，「你怎麼又來了？」這句話讓他陷入了無限的羞愧與挫敗。那十年里，他一直在寫，卻沒有發表過一篇稿件。

二十年後，已是知名特稿記者的袁凌仍在回歸鄉土。大香河的這片山谷他已來過十幾次。

一間土屋的牆壁上，糊在木窗上的黃色油紙泛著陳年的氣息，響震天的花鼓戲聲從一間黑暗的土屋內傳來，貓爬上窗棱，似乎已獨自在這裡生活了半個世紀。

幾百年前，大香河河谷是一個繁華的交通要塞，溪流邊有成排的屋舍，往來於川陝兩地的鹽商貨商絡繹不絕。如今這裡只有零散的住戶 ，而吳家土屋是一個據點。

土屋。攝影/三桃

中午11點多，第一個訪客——一個左眼眯縫紅腫的老漢來了。「姑娘出嫁了，家裡就剩一個智力有些問題的兒子。」袁凌對這條山谷里的每一戶人家似乎都知根知底，農人般的形象讓他與一輩子未走出過大山的老人毫無隔離感。

「老人家身子骨還硬朗羅！」袁凌的陝南話自然順溜。

袁凌在土屋和一位一輩子未穿過鞋的山裡老人交談。攝影/三桃

土屋後有個木屋，裡面曾經放著吳立志二家公的床鋪，床鋪對面是一口油亮的棺材。袁凌作品《床與棺之間的生死界限》這樣形容火坑邊坐著的二家公，「臉上是笑著，柴火照亮了無數皺縐，卻又留著縐子里的陰影，像是屋檐下燈火的餘光，落了一點在荒地土坎上。在他微微向上敞著的眼窩裡，存了最多的火光，眼睛眯成一條線，避免光線從眼底漏掉。」

在吳家土屋的院子，他舒服地坐在在階前的木椅子上，用腳撫摸著吳家的土狗，似乎是這間屋子的主人。

回歸者們

袁凌要去看望在筲箕凹老屋唯一的老人——三舅娘。袁凌稱廣佛鎮和香河村為低山區，筲箕凹則是高山區，山更高、峽谷更深。清早陽光從山脊露出來，雲朵踩在腳底的山腰裡，青山上方朝霞瀰漫、雲蒸霞蔚。

但筲箕凹距離廣佛鎮有十幾公里山路，沒有車的袁凌只能求姐夫一同前往。

三舅娘所在的院子，是袁凌和姐姐出生和長大的地方。據說，母親嫁到八仙鎮豹溪溝村，第三天回門後再也不肯去婆家，就留在了筲箕凹。在袁凌上中學的那年，母親跟隨父親搬到了廣佛鎮，院子里的老屋就空置了。如今，三舅娘和大表哥分家後，就搬到了隔壁袁凌家的老屋，而上面一排三個舅舅的土屋都已經空置了。

已空置的土屋。攝影/三桃

姐夫不在這排土屋長大，也沒有興趣探望丈母娘的祖宅；因為汽車開過十幾公里的水泥路，還得走3公里碎石上山路，姐姐心疼自家的車。

最終，小汽車還是駛入上山的泥土路，山腳已經消失，從車窗往外看，車體和盤山路已懸浮在雲霧之上。半山腰的一小片平地上出現兩排青石板屋頂的土屋。

三舅娘坐在爐火邊，神態安詳，臉上的褶皺並沒有顯示出她的老態，凸起的皮膚反而光滑純凈，年輕時她一定是個靈秀的山中女子。

大家圍坐在爐子邊，袁凌拿出在鎮上買的紅提，小心翼翼地剝皮，一顆顆遞給三舅娘。老人安詳地講述舅舅家表兄姐的近況，話語清晰流淌。她講述山那頭人家的病痛，回憶袁凌小時候的情景，安靜的神色里沒有一絲波瀾。

「那時候你們（袁凌和表兄弟）幾個吃三步跳（一種類似於山芋的毒果），後來都肚子痛得打滾兒，灌了糞湯才吐出來。」

袁凌與其他山裡孩子不同。他天性細膩，對大山中的一切都有通情的敏感，對成長中的點滴人、事、物和自然，都了熟於心。他寫山裡人的莊稼、野菜、野果，田中的石頭、土屋的青石板、黑暗的灶屋、屋後的梨樹、土屋前坡地上開闢的菜地，寫母親、三舅娘、舅舅、鄰居和鎮上來來往往的人……

他寫作的世界早已超出了三舅娘的視野，但兒時的故事很多都來自於這位火坑邊的老人。

「你看，灶里的火在笑！」

一輩子生活在山裡的三舅娘說，裡面帶有與大山的對話，這種通靈只有袁凌懂。兒時在河灘邊玩耍，小夥伴們都向河水中扔石頭，袁凌無意中砸中了一隻水雀。孩子們瘋跑向水雀掉落的地方，提議將水雀燒著吃掉，只有袁凌護著死雀，在怪異的目光中將它埋進了土裡。

「鎮子上哪兒有空氣喲！」在廣佛鎮同女兒住了一個星期後，三舅娘堅決回筲箕凹，成了其他山裡人眼中的怪人。三舅和其他親人的墳都埋在這裡，晚輩人說她是「不跟活人過，跟死人過」。

面對三舅娘，袁凌猶如在孝敬自己的母親。初中那年，母親倉促離開高山區，直至去世也未能返回筲箕凹。

母親的墳就在廣佛鎮邊，五道河上游的拐彎處，是一座用青石板在半山腰壘成的圓冢。每次回到廣佛鎮，袁凌都會去墳上看看。他撫摸著青石冢，從半坡上往下俯瞰五道河，環視群山。

「你看，這座山四周，金山、木山、水山都有了。這是一座蓮花山，坐山望水，是一塊好地。只是地勢高了些，不過也好遠望筲箕凹。」

「袁凌這個人的心思是非常縝密的，他對世界的觀察已經到了一個毫髮畢現、看得清楚也能敘述得出來的程度」，梁鴻這樣評價袁凌。

三舅娘年老體邁，腿腳不便，已不能為袁凌張羅飯食。在姐夫的催促下，小車重新駛向下坡的山路。三舅娘出來送行，一年又一年，上排的老屋上已長上了茅草，物是人非。袁凌跟三舅娘說，合張影吧！三舅娘杵著梨樹拐棍，安詳站定，如同深山裡的主人。

袁凌和三舅娘。攝影/三桃

清晨，大山裡鳥叫溪鳴，吳父睡的裡屋漆黑一片，但門虛掩著。一夜過去，吳家火坑的炭火仍然很旺，發出窸窣爆破聲的，是吳父半夜起來加的新柴。

兒子吳立志在縣政府工作，但他還想在大山中成就另一番事業。他在自家山中墾出了幾十畝的茶園，但父親無心幫他打理。吳父仍喜歡過去的生活，農忙下地種菜種糧，農閑跟夥計們喝酒侃大山，雪天出去打獵。大山裡的其他單身漢子們也是如此。雖然大山裡走出的孩子吳立志仍然喜歡在山谷溝澗里抓魚，但他對於大山，是另一種宏圖偉業的抱負，已不能理解這些遺落在山裡的男人們渾渾噩噩、自由懶散的生活方式。

對於吳父，袁凌是理解的，他說有一天，他會像吳父那樣在土屋裡度過餘生。

父親

這次回縣城時，袁凌和父親見了一面。父親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廣佛鎮唯一一個從醫科大學畢業的醫生，一生不滿於留在鄉鎮醫院，退休後終於進入縣城。袁凌笑笑說，「打工」。在女媧山下的一間藥房里，清瘦矍鑠的父親在藥房玻璃門旁的一張小書桌後「坐診」。

袁凌見到父親，二人站立在藥房門口的台階上。

「晚上去家裡吃飯啊？」

「不去了。」

父子二人一問一答，話語總共只有兩句，沉默了片刻後，袁凌離開了。袁凌對於父親有著一種多年壓抑的情結。袁凌出生後，父親去念大學，留下母親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家裡僅有的雞蛋還需要帶給學校的父親，母親的艱難，讓袁凌與父親之間有種無法言說的疏離感。

從醫科大學畢業後，返回廣佛鎮的父親流動在各個鄉區醫院，這讓兒時的袁凌和哥姐從未安定地居住在一個地方，家裡的傢具在搬家中磕磕碰碰，沒有一件完整的。

「有一年從這個家裡出去上學，等放寒假時發現要回到另外一個住處。」顛沛流離的童年讓袁凌產生了強烈的鄉土歸屬感，他更珍重鄉土中的安定。

廣佛鎮距離平利縣城25公里。攝影/三桃

在《重慶晚報》工作四年後，記者袁凌已經不滿足於普通的新聞報道，他希望自己更加貼近社會和一線，做深度報道。他向《南方周末》投簡歷，但並沒有收到回應。

2003年，袁凌考上清華大學的博士生，在思想文化研究所研讀古代史。總是能順利進入名校，這對袁凌來說並不是一個奇蹟。從放牛班到鎮小學，再到安康市一中，他一直是學校的第一名，高考再次以學校文科狀元的成績進入西北大學。

進入大學，袁凌比其他學生更為內秀。從陝南山村進入西安，在大學裡，穿著紅色繡花襖、床底塞著母親出嫁時黑色大木箱的袁凌幾乎不敢跟女生說話，他認為，城裡的姑娘就是仙女，他是配不上的。

謹慎的生活總會讓人極易擔心失去，所以很多時候，袁凌的原則總是在嚴防死守——守住某一樣最重要的。兒時家裡的窮苦讓袁凌對物質條件有著更加明顯的保底思維，他覺得物質可以放低一些，保住寫作就行了。

在清華讀博士的第二年，他得到《新京報》的工作機會，可以進行一線的新聞採訪寫作。於是他斷然退學，這讓導師葛兆光感到深深的不解。挽留不住袁凌，葛兆光就回復說，「與其多一個不情願的學者，不如多一個有良心的記者」。

2003年，在《新京報》，袁凌寫作第一篇報道 《北京SARS後患者骨壞死調查》，首次披露了 SARS藥物試驗患者的身體狀況，胡舒立評價這篇文章「為調查報道立了范兒」。

但袁凌真正做實國內知名特稿記者的名號還是在2012年之後，他報道了陝西煤礦務工人員的塵肺病現狀，寫作了《血煤上的青苔》、《塵》，後又創作出《守夜人高華》、《走出馬三家》等經典特稿，奠定了在中國新聞特稿界的位置。

袁凌的編輯羅昌平回憶，他至今能背出那些《血煤上的青苔》中的句子：「因為他們是殘廢者，是人生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命運的被單收殮起來的人」；「遭遇了一個人的礦難……這是一個被消音的過程，沒有鏡頭的聚焦，沒有不惜一切代價搶險的場面，沒有怒斥和追責」；還有《守夜人高華》中的引題，「如同礦難事故表明的，人們向黑暗索要礦石的同時，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價。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

胡舒立說，「他（袁凌）對社會底層的關注和認知使我敬佩。」作家野夫說，袁凌面對巨大堅硬的現實，是在以刀刻斧斫般的文筆去解剖這個世界。而作家劉瑜說，「袁凌寫調查、寫故事、寫歷史、寫現實、寫社會、寫個體，不管寫什麼，他的文字上面總有一層毛茸茸的、輕輕顫動的詩意。」

2005年，在已經創作出多篇轟動一時的調查報道後，袁凌進入新浪網，任職新聞中心主編，年薪近三十萬，配有新浪股權。那是他職業前景最好的時期，但又一次的回鄉衝動讓他的人生從此遠離普世價值中的成功。

他辭職回到父親祖輩居住的八仙鎮，寄居在一位道士居住的糧管所里。那幾年，每一次過年回鄉的見聞對他都是一次觸動。筲箕凹村依傍的八道河上修建了很多小型水電站，河流截斷，很多魚乾臭在枯竭的河床上；田地消失了，年輕人搬到了縣城，山裡只留下老人和土屋的斷垣殘壁。

這是城鎮化過程中的一次鄉土劇變，千百年來村莊的第一次消亡。 「不管怎樣，那個地方養育了你，你應該去見證它，就算你做不了別的。」除此之外，袁凌潛意識裡也在恐懼，忙碌的工作、優越的待遇正讓他走進一種「成功人士的人生」。就在辭職前，他剛剛目睹了一個同行的新銳作家成為一家公司的高管，從此再不提筆。

後來，回到山村的袁凌駐守在丈母娘路邊的小賣部里，每天聽來來往往的山裡人講述自家的悲喜。有一次，一個老漢經過小賣部，向丈母娘討口酒喝，說自己不想活了。丈母遞出一小杯白酒，老頭喝完後走了。當天，這個老人就死在八道河的一個淺灘上。後來他的特稿中，那些塵肺病人也就生活在八仙鎮的山村裡。

「每一條山坳里都埋著遇難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鋪上，都可能躺著慢性死亡的身體。人口不到三萬的八仙鎮，隱藏著上千座礦工的墳墓，和上百名殘廢的礦工。他們的親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數目不少於前行的人群，卻像綿綿的青苔鋪地，沒有醒目的機會。」袁凌在《血煤上的青苔》中寫道。

梁鴻是評價過袁凌作品最多的作家，她說，因為對大地生活的凝神關注，袁凌的語言和敘事綿密細緻，如清泉緩流，點滴注入，持久跌宕。深入的鄉土生活讓袁凌文字靈動而有氣質。

非虛構作家南香紅說，「在袁凌的書里，他描寫的這個世界裡的所有東西都是有生命的，比如他寫土豆，你會覺得那土豆是特別有靈性的，好像一種精靈。每當它被刨出來不小心搗破的時候，就會流出汁液，好像在哭泣呼籲。」

2006年，在小賣部寄居的袁凌每天都在寫作，但卻喪失了生活的經濟來源。在八仙中學任教的妻子每個月只有幾十元的收入，這讓袁凌背負了巨大的愧疚感，時刻忍受著村裡人的非議。大半年後，丈人去世，丈母娘改嫁，袁凌再無寄居之處，只得就勢返回北京。

「失敗就失敗了，沒有其他什麼情況。」這次返城對於袁凌而言，是十幾年返鄉戰役的終極失敗。

世俗

回到北京的袁凌已經三十四歲了，他發現媒體的記者都已是年輕的小輩，曾經在新京報的同事已是主流媒體的骨幹。在城市輾轉了幾年，袁凌在多家媒體干過，最終在《鳳凰周刊》做到編委和主筆，但他仍只想做記者，於是三十八歲那年，他再次辭去報社職務，重新面臨職業危機。

「羅昌平幫了我。」2009年，袁凌進入羅昌平負責的《財經》雜誌法治組。曾經同是《新京報》的兄弟，如今成了兄弟手下的記者，主管編輯丁補之當年也是新京報的小弟，這裡面多少藏有一絲尷尬。

回歸併沒有終止，袁凌的紮根鄉土變成了每年數次的返鄉探訪。

眼下哥哥在周邊城市高速工地上打工，姐姐家無論如何招待，仍有對待遠方客人般的客氣。姐夫早年在外面礦上做管理，是見過世面的人，也看過袁凌的文章，姐夫和小舅子間倒有著姐弟沒有的尊重和理解。從山裡回來後，姐姐發現車轍上的泥土，姐夫一句玩笑掩飾過去了。但隨後，袁凌走進姐姐整潔的院落，姐夫又追著喊了一聲，「換拖鞋！」

只有七歲的侄女和他親昵無間。「曉藝，你還是頭髮紮起來，變成兩個辮子，抬頭我看看，這樣好看。」袁凌用手給侄女捏起了兩個馬尾，認真地研究，侄女在格格地笑。

吳立志的丈人也是能人，在鎮上做屠宰生意三十年，如今自家的樓房佔據了鎮子三岔路口的黃金位置，二樓的住房兩百多平米，猶如迷宮；樓下的住房則租給了商家做超市。見到隔三差五從大城市回來的晚輩袁凌，吳家丈人也會熱情地招呼，打探袁凌的近況。

袁凌經過三岔路口時，吳家丈人瞅著了機會。「袁凌在城市裡買房了么？」吳家丈人第一句就問。

「以前在西安買過，後來給前妻了。」袁凌老老實實作答，裡面似乎有著牽強又無說服力的解釋。

「在外面這麼多年，存了不少錢吧？」吳家丈人再問。袁凌尷尬地離開了，沒有清晰交代賬戶的存款。在鄉人的世俗眼光看，袁凌是不成功的。顯然，他們並不清楚，有些人是無法用世俗的觀點去定義的。而書寫過那麼多形形色色的人，袁凌太清楚吳家丈人的想法，過去十幾年的返鄉中，他的內心也在不斷承載和消化這種無形的羞赧和壓力。

袁凌沒有去父親的住處。那是藥店老闆不用的一間靠山的平房，屋內光線昏暗，傢具簡陋。對於父親，袁凌並不能做什麼。自從選擇了文學這條路，他打破了鄉人對這個地方高考狀元的想像，他並沒有像其他年輕人那樣開著好車，用財富四處恩賜著貧窮的親戚和鄉人。

他只是一名當地人沒怎麼聽說過的作家，在鄉村縣城四處遊走，如同一個不務正業的怪人。父親曾期望兒子進入政府做官，如今已經看清兒子的前程不會像其他後生那樣風光。

這麼多年，袁凌一直在準備著的那項事業——那本真正的著作，既使說出來，鄉里人也弄不明白，文字的東西畢竟不像一所大房子、一輛好車和賬戶里的存款那麼具象。

其實袁凌也買了房，只是和吳家丈人預想的不一樣，那是一間坐落在八仙大山溪半坡上的土屋，屋前長滿了青草，屋後埋著一截水管，水從山谷里的泉水中引來，滋滋地流在草地上。袁凌在他的文字里寫道，這流動著的水管「像是有一個靈魂專意藏在地下的」。

世俗

如今，在首都北五環外回龍觀出租社區的一棟居民樓里，微弱的光線未能從兩端的卧室進入黑暗的客廳，一面的小卧室帶著厚重的老式陽台，小窗邊放著袁凌的書桌。

每天早晨，袁凌會在社區間的城中村街道吃早餐，餐後準時回到這個房間的角落。這裡牆壁灰暗，但仍有陽光從窗戶射入。寫作如同現實生活的伴侶，有時讓人暢快淋漓、心情舒暢，有時則是一種不滿的煎熬。

牆角的書櫃里擠滿了書，擺不下的書延伸到另一面牆邊的單人床鋪上。中午袁凌會自己做飯，簡單地炒個菜或下碗麵條，傍晚會在社區間的農田間走走，夜晚仍回到書桌前敲打鍵盤。

這幾個月，他在服用父親開的中藥。幾個月前的一次採訪中，他碰到社區里免費測量血壓，順手一測，高壓竟然達到了180，這讓他過去幾年的頭痛有了合理的解釋。但中藥服用了一個多月並沒有太大效果。

在城市多年，他中年時才發現醫保的重要。一次次返鄉讓醫保的繳費被節節切斷，最終沒有半點幫助。他在出租房回憶過去一而再再而三的返鄉抉擇，反思「如果當時在清華繼續讀博，戶口就不會打回老家了。」但他卻沒有後悔，因為這些年，他最大的成就是堅持了寫作。

如今這個出租屋已經租住七年了，他隨時可能被房東趕走，作為流動人口，他還被要經常被檢查各種證件。中年的身體已危機四伏，長年寫作留下腦血管痙攣的毛病，他思考時甚至能聽到嘣嘣的跳動聲。

在返城的頭幾年，他一度認為自己不行了——回鄉失敗，作品沒有發表，蝸居在簡陋的出租屋，年齡大了沒有社保，一直期待有人陪伴卻在城鄉往複中無法成家，一年又一年的時光在寫作和壓抑中流淌。

2014年，袁凌的作品似乎在突然間井噴了，在隨後的三年里，他連續出版了死亡故事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鄉土小說《我們的命是這麼土》、解析唐詩的《在唐詩中穿行》、非虛構風物紀實《從出生地開始》、秦城監獄歷史人物的故事集《秦城國史》、特稿集《青苔不會消失》六本著作，成為了國內非虛構領域最為高產的作家。

那本真正的著作還沒有出現，他仍在準備著。書桌前，他向嘴裡塞了兩顆乾果壓一下服藥後的反應。他知道，大城市的住所，永遠不會是內心安寧的地方。

他仍喜歡呆在土屋裡。傍晚，雨後的大山霧氣朦朧，山體的陰影投射在吳家土屋前的院子里，土坑裡的柴火燒得正旺，吊罐里飄出臘肉的香氣。袁凌在大門前伸展手臂，長舒了口氣。聽說城裡來了客人，山村裡的三個單身夥計在傍晚時分齊聚吳家土屋，等候暢飲。

木桌上擺著各式臘肉。四個鄉村老漢、一個作家和一個回家的政府公務員——六個男人喝著白酒侃起了大山，他們從中美局勢、南海衝突、朝鮮半島侃到國內的政局，作家和公務員各抒己見，山裡人也有自己的樸實見解，巴山夜雨的土屋中一片歡騰祥和。

第二日，袁凌和山裡人一樣晚起。吳立志在為第二日的上班安排日程，建議在上午的小雨中下山，本計劃再住兩日的袁凌只好客隨主便。

他在火屋坐了半餉，臨行時站起身說有些犯困，然後鑽進廂房鋪蓋里，躺在了90年代紅襖姑娘的年畫下。他的襪子隨意地扔在在凸凹不平的泥土地面上，窗下腦袋泛著亮光，他傳出安穩的鼻息聲，彷彿那是人生最後一次休憩。

（本文為騰訊穀雨支持作品，由地平線工作室創作，授權請聯繫穀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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