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大地震後皇帝會到災區視察慰問嗎？

文史 08-11

8月8日晚，四川阿壩州九寨溝縣發生7.0級地震。截至8月9日22時，已造成19人死亡，受傷人員增至343人。

我們沒有忘記，9年前，四川汶川縣發生8.0級地震。也不曾忘記，4年前，四川雅安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

四川，自古稱「天府之國」，卻也是一個震情頻繁的地方。該省境內分布數條地震帶，導致大地震頻發。

在歷史上，四川同樣經常遭遇「地動山搖」。被《明實錄》和《明史》記載下來的明代全國地震災害共1159次，其中

四川地區的地震災害次數為98次，佔到總數的7.38％。

現在，大地震發生後，從政府到民間的災情應對已經頗有經驗。那麼，在古代，官方和民間是怎樣應對地震災害的呢？皇帝/官員會視察慰問災區嗎？也會有災後重建嗎？

古代中國已基本建立起一套相對系統的地震災情應對機制，尤其是到了明清兩代，政府救濟制度更為完善。其中的很多做法，我們現在看來仍會感覺十分熟悉。

上報災情

報災制度歷代極為重視。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明確，「中書省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明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536年3月19日)，四川行都司建昌衛(今四川省西昌地區)發生特大地震。地震發生之後，當時的四川巡撫都御使潘鑒就收到了四川行都僉事、都指揮僉事曹元的報告，並根據報告內容上書中央，據實報告災區情況。

核實災情

中央在接到地方災情報告之後，一般會派員核實，以便採取下一步措施。朱元璋曾經下詔「從實踏勘實災，租稅即與蠲免」。

還是以上述嘉靖十五年四川建昌特大地震為例，中央在在收到災情報告之後立即對災區情況進行核實，進而對災民進行撫恤。

災情統計

因為涉及地震災情救濟，報告及核實災情越詳細越好，這就形成了災情統計。明代地震損失的統計內容包括人口、牲畜、房屋、城牆等。

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辛酉元旦，陝西發生地震。根據官方統計，此次地震使陝西朝邑縣「軍民房屋震搖倒塌共五千四百八十五間，壓死大小男女一百七十名口，壓傷九十四名口，壓死頭畜三百九十一頭只」。

▲2014年11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長野縣地震災區跪坐慰問災民。

視察慰問災區

歷史上並無皇帝視察慰問地震災區的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歷代中央都會派出使者奔赴災區。

漢代在地震之後，常派使者赴災區了解災情、民情，同時，以使者「循行天下」來安定民心。不過，循行使者到災區的任務是慰問百姓、招納賢才、了解風俗民情，對災害救援並無實質意義。

隋朝以後，奔赴災區的使者除了慰問災民，則兼具賑災職能。明代，除了當地官員臨時進行賑濟以外，中央會根據地方的要求第一時間派出官員到災區進行賑濟。

發放救濟物資

針對災民，主要發放實物，包括糧食、衣物、酒肉等。明代地震賑濟分為國家與地方兩方面。國家方面動用國庫帑金、京通倉糧、鹽稅、地丁銀等援助災民，而地方官府除利用常平倉、預備倉、社倉的平糶進行賑濟外，還動員地方紳士、名流、大商人捐助糧食與銀兩，利用社會的力量來救濟災民。

因地震災害的突然發生，有些當地官員為了救濟災民甚至會將軍糧發放到災民手中。比如明嘉靖十五年四川建昌那次特大地震，欽差巡撫都御史潘鑒「預支軍糧，優恤被災人戶」。

發放喪葬費

地震極易造成人口傷亡，對地震中死難者進行安葬、對受傷者提供一定的醫藥費成為救災工作之一。

漢成帝綏和二年(前7年)，震後「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就屬於喪葬賑濟。

豁免稅收

主要是免除田租賦役。在地震災害這樣的大災面前，災民的基本生存尚不能保證，其自身所承擔的稅收更是無法按時兌現上交，故中央的免稅措施往往都是無奈之舉。

公元前70年震後，漢宣帝詔定「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公元前48年、前47年，連續地震，漢元帝也連續兩年下詔：「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

維穩

大地震過後，地方秩序隨之坍塌，往往形成權力真空期，動亂在所難免。維穩也就成為一項重要工作。

嘉靖年間，直隸安州發生地震，引起大變，「州人乘亂搶殺，目無官法，上司聞風畏避，莫知所出」。這時，當地一名退休官員楊守禮挺身而出，組織家丁維穩，將帶頭作亂者斬首，懸其頭於四城門，很快就使社會秩序趨於穩定。

嘉靖十五年，四川建昌發生特大地震。監獄在地震當中被損毀，大量犯人外逃。當時的四川巡撫都御使潘鑒立即作出決斷，命令囚犯自首，立功者給予減刑，終於維護了災區的社會秩序。

澄清/打擊謠言

災異催生謠言。在明代，四川地震謠言中最著名的是嘉靖十五年的「古城陸沉」說。該傳說主要意思是西昌地區的建昌衛會因地震災害而整個城池沉沒下去，形成一個大型堰塞湖。謠言導致當地居民惶惶不可終日，更有甚者爭相外逃，差點激起民變。

所以一般地震後，地方官員都會重申「禁止訛言」、「禁止邪妄」的禁令。

懲處救災不力官員

地震後第一要務是救災，救災工作完成後，則要對救災不力的官員進行問責。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雲南嵩明發生8.0級特大地震。在地震災害的勘察過程中，各州縣官員是否盡職盡責，災情上報是否及時，雲南督撫均高度重視。知縣趙發卻在震災的勘察過程中故意拖延時間，未能協同其他官員查明災情，因而受到督撫問責和參奏。

▲「5·12」汶川大地震後重建的水磨古鎮。

災後重建

災後重建力度跟地震破壞力成正比。地震對當地的破壞越嚴重，重建力度就越大，也越艱難。

道光十三年雲南嵩明8.0級特大地震使昆明等十州縣的城垣、衙署倒塌甚多。府城昆明牆垣和鼓樓一半以上被摧毀。雲貴總督伊裡布到任後，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修。澄江府城在地震中坍塌嚴重，震後花了12年才修繕完畢。處於地震中心的嵩明州城垣傾圮過半，衙署破壞嚴重，州城的修建一直到咸豐九年（1859年）才得以完成，耗時長達26年。

現在，我們都會用科學來解釋地震，認為自然災害就是自然災害，與政治無關。但在古代中國，統治者信奉天人感應，認為災異是天譴，需要與「天」、「神」等溝通，以求解除天譴。

也就是說，他們經常把地震等自然災害政治化。因此，大地震發生後，最高統治者一般會採取許多現在看來十分迷信或奇葩的措施。

值得肯定的是，這種思想使不受約束的權力受到了一點點的制約，雖然是以災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