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的叛亂與安北都護府南遷

自貞觀三年（629）至永徽元年（650），唐王朝相繼擊敗北部邊疆的東突厥汗國、薛延陀汗國、車鼻汗國，於其故地遍設羈縻府州，任用各部落首領為諸羈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在漠北鐵勒諸部地區設安北都護府，在漠南突厥諸部地區設單於都護府，至於期間由燕然都護府到安北、單於都護府的變化過程，諸書詳記，茲不贅敘。這兩個地方最高軍政機構的職責是「掌所統諸藩慰撫征討斥堠，安輯藩人及諸賞罰敘錄勛功，總判府事」。[1]在兩大都護府的管理之下，大漠南北安定了30年之久。然而，隨著唐朝內外局勢的變化，單於都護府治下的突厥貴族伺機於調露元年（679）發動叛亂，攻佔單於都護府，進軍漠北，建立起後東突厥汗國，迫使安北都護府南遷同城，因而改變了唐代北部邊疆羈縻府州的布局和兩大都護府的性質。

唐高宗調露元年（679）冬十月，單於都護府管轄的突厥部落首領阿史德溫傅、阿史德奉職首先發動了叛亂，立阿史那泥孰匐為可汗，於是「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2]身為鴻臚卿兼單於都護府長史的蕭嗣業迅速採取了應對措施，與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率兵征討，很快控制了局面。但因放鬆警惕，恰逢大雪，突厥餘眾乘機連夜偷襲，蕭嗣業的軍隊大敗，只得退居單於都護府以自保。蕭嗣業自幼與隋蕭皇后入突厥，熟悉突厥的風土人情，懂突厥語言，所以官至鴻臚卿兼單於都護府長史。因此次之敗，蕭嗣業被流放桂州而死。繼任單於都護府長史的是王本立。

起事的突厥貴族迅速出兵定州（今河北定州市），企圖與東北的奚、契丹聯兵。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軌以空城計嚇退突厥兵，契丹和奚派出攻打營州的軍隊，也被唐休璟將兵擊退,但餘眾猶多。

十一月，在西域平定依附於吐蕃的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之亂，重置安西都護府於碎葉城的裴行儉又被委以平突厥的重任，「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文思、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並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3]次年三月，裴行儉的軍隊在黑山大敗叛軍，「擒其酋長奉職」。[4]另一支突厥叛軍在首領阿史德溫傅的率領下退保狼山(橫亘於今內蒙古烏拉特後旗南部與烏拉特中旗西南，屬陰山山脈西段），唐廷乃命戶部尚書崔知悌到定襄慰勞將士、處理余寇，裴行儉班師。高宗君臣以為從此可無憂，於八月二十三日下詔改元永隆。

但突厥殘餘勢力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很快又恢複壯大起來。開耀元年（681）正月，寇掠原、慶等州，將矛頭指向唐的隴右群牧監所在，目的是掠奪戰馬。秋天，夏州群牧使安元壽報告說：「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十八萬餘匹，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5]唐廷又一次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和幽州都督李文暕為副總管，出兵攻打突厥叛軍。裴行儉令曹懷舜出恆州，李文暕出幽州，作為先鋒軍攻擊阿史那伏念部，自己屯兵於代州陘口，並派人在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溫傅之間行反間計，且約漠北安北都護府的回紇等部出兵自磧北向南進軍。曹懷舜等先與阿史那伏念部作戰不利，又相信了其間諜的假情報，輕兵出擊，於是潰不成軍，只好厚賄伏念，殺牛盟誓才得脫身。裴行儉則乘伏念與曹懷舜作戰之機派副將何迦密出通漠道，派程務挺出石地道襲擊，抄掠了伏念的妻子及輜重。伏念與曹懷舜約和北還到金牙山後，發現失妻子輜重，士卒多病，遂引兵退保細沙。裴行儉又命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於府兵追擊，在南有唐兵、北有回紇侵逼的情況下，走投無路的阿史那伏念只好押送阿史德溫傅到裴行儉處投降。突厥的第二次反叛又以失敗而告終。唐高宗一改寬宥降酋的做法，聽信忌妒裴行儉之功的宰相裴炎的建議,「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6]這表明被擒者已不再被看作戰敗投降的突厥首領，而被視為謀逆、反叛的國家罪人。這樣大規模地屠殺少數民族首領在唐朝歷史上是第一次，同時這種不講策略的處置方法無疑給突厥貴族加緊分裂活動提供了借口。《闕特勤碑》東面第13、14行就是這樣滿懷悲憤地告訴突厥民眾：「成為敵人後，但他們未能自立，重又內屬了。中國皇帝並不考慮突厥人民曾出了這樣多的力，他們說：『我要滅掉突厥人民，並使其斷絕後代。』他們突厥在滅亡。」[7]

突厥貴族出身的阿史那骨咄祿繼承阿史那伏念的衣缽，糾集反叛的餘眾逃到總材山，《闕特勤碑》曾驕傲地告訴突厥民眾，骨咄祿是受突厥諸神的祐護登上汗位的：「上面突厥的上天，下面突厥的神聖水土神這樣說：『不要讓突厥人民滅亡！讓他們成為人民！』於是把我父頡跌利施可汗、我母頡利毗伽可敦持護在上天之頂，高高舉起了。我父可汗同十七人出走。在聽到他們外走的消息後，城中的人上了山，山上的則走下來，聚集起來是七十人。由於上天賦予的力量，我父可汗的軍隊像狼一樣，而其敵人像綿羊一樣。東西征戰，結果結集起來的共是七百人。當有了七百人之後，我父可汗就按照我祖先的法制，組織和教導了曾喪失國家、喪失可汗的人民，曾淪為女婢、成為奴隸的人民，曾失掉突厥法制的人民，在那裡組織了突利斯及達頭人民，並在那裡賜給了葉護及設的官號。」退守山林的叛軍處境很困難，四面被包抄，《闕特勤碑》接著說：「在右邊（南方）中國是敵人，在左邊（北方）baz可汗及九姓烏古斯是敵人，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韃靼、契丹、奚，都是敵人。」

在暾欲谷的謀划下，阿史那骨咄祿「有眾五千餘人」，[8]稱頡跌利施可汗，《暾欲谷碑》描述道：「我想舉他為可汗。我想：如果瘦公牛和肥公牛在遠處互相頂架，人們就不能區分哪個是肥公牛，哪個是瘦公牛，我這麼想了。之後，由於上天賜給我智慧，我自己敦促他為汗。英明的暾欲谷——裴羅莫賀達干同頡跌利施可汗一起，南邊把中國人，東邊把契丹人，北邊把烏古思人殺了很多。」[9]這裡所謂的肥公牛和瘦公牛之說，是因為骨咄祿的出身並非頡利可汗的直系後裔，而是疏屬，即為遠支，《舊唐書·突厥傳》記載：「骨咄祿者，頡利之疏屬，亦姓阿史那氏。祖父本單於都護府下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世襲吐屯啜，」吐屯為突厥汗國派往屬國監察收稅之官，位卑而權重。暾欲谷能審時度勢，推戴骨咄祿為可汗，確實為後東突厥汗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有了本民族可汗的突厥反叛餘眾遂以此為號召，迫使處於單於都護府管轄下的各州降戶在唐朝皇帝和突厥可汗之間做出選擇。出於多種原因，24州降戶盡叛，骨咄祿的隊伍迅速壯大。到永淳二年（683）十月，薛仁貴與阿史德元珍在雲州作戰時，元珍已有力量「入寇并州及單於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薛仁貴擊退突厥部眾後，尚「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10]可見頡跌利施可汗在突厥族中的號召力極強。

弘道元年（683）到次年，是唐朝歷史上多災多難的時期。朝內高宗病逝，中宗、睿宗先後被廢，武則天皇后於684年改元光宅，親自執政，排斥異己；在外，突厥加緊攻打唐之北境。鑒於突厥屢寇並、幽二州，朝廷有人提出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之內。豐州司馬唐休璟力阻此事，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至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力也！」[11]豐州是唐朝的西北門戶，與勝州一起，控扼黃河的東西兩岸，是唐都長安在北方的第一道防線，因而朝廷採納了唐休璟的建議，據守豐州。

與節節敗退的唐朝軍隊相比，突厥卻乘唐之亂而步步進逼漠北，其目標是佔據郁督軍山，以使頡跌利施可汗的即位符合突厥的習慣法，從而獲得部眾的認同。因此，骨咄祿和暾欲谷確定了南下侵唐和北上奪取漠北的策略。南下攻唐，皆骨咄祿和暾欲谷親自將兵，先後打敗唐將淳于處平和爨寶璧的軍隊，能夠與突厥抗衡的大將軍黑齒常之也在永昌元年（689）十月蒙冤遇害。突厥遂建南牙黑沙城，以骨咄祿的弟弟默啜為設，統兵鎮守。攻取漠北的安北都護府，則是暾欲谷利用唐與回紇、契丹三方聯軍尚未準備好之機，各個擊破的。《暾欲谷碑》記述了突厥間諜從回紇人那裡打探到三方聯軍準備殲滅突厥叛軍的消息後暾欲谷提出的各個擊破的辦法：「我對我的可汗說：『要是中國、烏古斯、契丹三者聯合起來，我們將無救，我們將腹背受敵。俗話說，把薄的東西彎起來是容易的，把細的東西折斷是容易的。要是薄的變成厚的，彎起來就難了；要是細的變成粗的，要折斷就難了。我估計會有兩三千軍隊東面來自契丹，南面來自中國，西面來自qurdan（西突厥？），北面來自烏古斯。』我這樣對他說了。我的可汗聽從了我本義——暾欲谷的話。他說：『按你想的指揮軍隊吧！』翻過k?k?ng，我領軍到於都斤山。烏古斯人帶著乳牛及馱畜從土拉河而來。其軍隊是三千，我軍是兩千，我們交了戰。上天保佑，我們擊潰了他們，他們落入河中。在潰逃的路上，據說又死了許多。之後，烏古斯人全都來了（即臣服了）。當聽突厥可汗、突厥人民住在於都斤地方，我自己——英明的暾欲谷住在於都斤地方後，南邊的人民及西邊、北邊、東邊的人民都來臣服了。」至此，失去了依靠回紇號令漠北諸部的唐王朝再也無法阻止突厥叛亂分子復國的腳步，依託於回紇部而存在的安北都護府被迫南遷。

暾欲谷的軍隊與回紇軍交戰的時間，史籍無載。考唐軍出兵攻打反叛的同羅、仆固部在垂拱二年（686）五月，而突厥軍隊在垂拱元年（685）尚寇代州，在忻州大敗淳于處平的軍隊，至垂拱三年（687），安北大都護府已南遷同城，則回紇軍與突厥叛軍交戰應在垂拱三年以前，不會如《資治通鑒》所記在垂拱元年六月，該書所記安北都護府南遷時間也是錯誤的。回紇兵敗，是安北都護府在漠北撤離的先聲，因為自突厥叛軍佔據於都斤山，漠北諸府州分化為兩派：以回紇為首的親唐派，與契苾、渾、思結等部結盟；以仆固、同羅為首的反唐派則與突厥可汗骨咄祿的復辟勢力相勾結，竭力推翻唐在漠北的統治。唐朝失去了與回紇、契丹、西突厥聯軍共破突厥的機會，只得發河西兵救回紇，《全唐文》載陳子昂說：「龍集丙戌（垂拱二年），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載。蓋署其君長，以郡縣畜之，服荒賴寧，古所莫記。是歲也，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傲，惑亂其人。天子命左豹韜衛將軍劉敬同發河西騎士，自居延海入以討之。特敕左補闕喬知之攝侍御史護其軍事。夏五月，師舍於同城，方絕大漠，以臨瀚海。」此次軍事行動還動用了西突厥地區金山都護府屬下的十姓軍隊，「遣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12]西突厥將士視後東突厥和回紇民眾均為仇敵，所以「十姓君長奉詔之日，若報私仇，莫不為國家克翦凶丑，遂數年（月）之內，自率兵馬三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這些自備糧草出征的西突厥將士，沒能與唐軍一起消滅東突厥復辟勢力，卻公報私仇，劫掠攻殺了漠北回紇等親唐部落。於是在撤軍之後，武則天「乃以其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朝。便於涼州發遣，各還蕃部」。

西突厥劫掠的結果是漠北諸部均受洗劫。叛亂部落同羅、仆固等雖皆離散，忠於唐的回紇、思結、渾、多濫葛等部落也被洗劫一空。隨軍的監察御史喬知之上書朝廷，報告漠北的情況，並建議在同城置都護府備邊：「今同城權置安北都護府……西及北皆是大磧，磧並石鹵，水草不生。突厥嘗所大入，道莫過同城。今居延海澤接張掖河，中間堪營田處數百千頃，水草畜牧，供百萬人。又甘州諸屯，犬牙相接。見所聚粟麥，積數十萬。田因水利，種無不收。運到同城，堪省功費。又居延海多有魚鹽，此所謂強兵用武之國也。」[13]由於喬知之、陳子昂等人的大力主張，武后決意放棄漠北，遷安北都護府於同城（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東南）。因此，安北都護府遷到同城是在垂拱三年（687），即漠北回紇被攻破之後。此後，安北都護府在完成了招降、安撫漠北諸部因戰亂和旱災而南遷的饑民後，一度遷到刪丹縣（今甘肅省山丹縣）南99里的西安城，[14]繼續管轄回紇等部。移居安北都護府轄境的漠北部落主要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個都督府中的親唐派。《舊唐書?回紇傳》稱：回紇瀚海都督比粟（比來栗）已在與突厥的戰爭中戰死，其子獨解支於永隆（680）中繼立。《唐會要?回紇》記載：「比來栗卒，子獨解支立，其都督、親屬及部落征戰有功者，移居甘州界。」又《資治通鑒》卷213開元十五年九月條：「初，突厥默啜之強也，迫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後因涼州都督誣陷，「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回紇等部最早遷來甘、涼間居住自獨解支開始，遷徙活動是與旱災和戰亂相關的，就像陳子昂所描述的情景一樣。這些飽受苦難的游牧民在甘、涼二州居住期間依然保全了自己的部落組織，朝廷仍封其酋長為都督、刺史，管轄漠北羈縻府州的安北都護府也隨之從同城遷到了回紇等部所在的甘州境內西安城，回紇酋長在諸部中獨稱大都督。回紇汗國滅亡後（845），漠北回紇中的一支就遷往甘州境內，或許當時的安北都護府即如在漠北時一樣，設在回紇部內，以回紇為基本軍事力量。隨著安北都護府撤出漠北，留居漠北的鐵勒諸部都臣屬於後東突厥汗國，正如《闕特勤碑》東面第15行所說：「使有國家的失去國家，使有可汗的失去可汗，征服了敵人，使有膝的屈膝，使有頭的頓首投降。」

漠南地區的單於都護府自調露元年（679）突厥叛亂以來，屢受襲擊，降戶逃散，所以到垂拱二年（686）改加鎮守大使的稱號，但府名猶存。《元和郡縣圖志?單於大都護府》載：「垂拱二年改為鎮守大使。聖曆元年改置安化（北）大都護。開元七年隸屬東受降城。八年，復置單於都護府。」《唐會要?單於都護府》載：「垂拱二年，改為鎮守使。聖曆元年五月九日改為安北都護。開元二年閏五月五日，卻置單於都護府，移安北都護府於中受降城。」據嚴耕望先生考證，此兩段文字各有正誤，正確的應是這樣：垂拱二年（686），單於大都護加鎮守大使銜，並非改稱；聖曆元年（698），改稱安北都護府，去「單於」名，以免突厥默啜以此為口實索要單於都護府地；景龍二年（708），安北都護府移治西受降城，則雲中城自此時到開元八年（720）之間沒有設都護府；開元二年（714）閏二月，不是重置單於都護府，而是安北都護府自西受降城移治中受降城；開元八年（720）六月二十日，重置單於都護府於雲中城，[15]並以親王遙領大都護，即《唐會要?安北都護府》載：「單於、安北等都護，親王遙領者，加大都護一人，准三品，總知府事。」

單於都護府內突厥降戶的叛亂，給唐朝的北部邊疆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直接導致唐朝喪失了對漠北地區的直轄權。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單於都護府管轄內24州盡叛的局面呢？中外研究唐史的學者多依據《闕特勤碑》的記述：「由於其諸官和人民的不忠，由於中國的奸詐和欺騙，由於他們的引誘，由於他們使兄弟相爭，由於他們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喪失了成為國家的國家，失去了成為可汗的可汗，高貴的男兒成為中國人的奴隸，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諸官捨棄了突厥稱號，親中國的諸官採用了中國稱號，臣屬於中國皇帝，並為他們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離可汗那裡，在西方，一直打到鐵門關，把其國家和法制交給了中國皇帝。」認為，「突厥諸部的處境悲慘」，[16]所以起而攻唐，並且把反映默啜時代的「神聖的於都斤山的人民，你們走了，你們往東去的走了，你們往西去的走了；在你們去的地方所得到的好處就是：你們的血流如水，你們骨堆如山，你們高貴的男兒成了奴隸，你們清白的女兒成了女婢。由於你們無知，由於你們無義，我叔可汗死去了」[17]這段話也當作證據來反覆使用。我國學者中甚至有人給這次起事定性為突厥人民反抗唐朝剝削和壓迫的起義。實質上，從突厥居住在漠南地區50年的歷史來看，單於都護府治下突厥起事的性質純粹是阿史那、阿史德等東突厥舊貴族復辟游牧奴隸制的一種分裂主義運動。林干先生在其著作《突厥史》中指出：「突厥自唐初歸附以來，已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大漠南北已和中原地區完全統一。骨咄祿身為唐朝政府官吏，逃棄職守，背叛朝廷，他的重建政權的活動，是一種破壞祖國統一的分裂行為，這使大漠南北重新陷於與中原脫離，與中央脫離的狀態，使突厥族與漢族的關係再次處於對立之中，這對於中原和大漠南北的社會發展、農牧業的互相調節和民族間的自然融合，都是不利的。這是一種歷史的倒退。」筆者完全贊同這種觀點，但對於單於都護府治下突厥起事的原因,尚有可補充之處。

勢單力薄的突厥叛軍之所以能成燎原之火，最終能夠從唐朝分裂出去重建游牧奴隸制帝國，與唐朝的內憂外患迭興有密切的關係。自唐平高麗之後，吐蕃崛起並向唐的西北、西南邊疆頻頻進攻，奪取了西南的安戎城，進而南下西洱河；控制安西四鎮，與西突厥聯合攻唐隴右地區，尤其是咸亨元年（670），威鎮漠北的薛仁貴兵敗大非川；儀鳳三年（678），曾任瀚海都護的劉審禮在青海之戰中被俘，後慘死吐蕃，大唐威信已失。永淳元年（682），西突厥阿史那車薄與三姓咽面等聯合反唐，威震羌胡的大將裴行儉出師未捷身先死，幸賴安西都護王方翼以智取勝。時值高宗病重，武后專權，大肆排斥關隴士族，而以銓選、科舉取東南文士入朝，勛舊失勢，以致於突厥叛軍以為薛仁貴已死。[18]這一切都給了以骨咄祿為首的突厥分裂勢力以可乘之機。所以在永淳元年，以骨咄祿為首的突厥餘眾再聚集起來時，並未受到唐的打擊，而且還有在唐為官、熟悉國情的阿史德元珍加入其中，為其出謀劃策，成為突厥復辟的第一「功臣」。

唐朝隨時徵調突厥士兵作戰，戰爭規則有悖於游牧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是唐朝中央集權制與羈縻府州的分散性相衝突之處。西征高昌、龜茲、中亞，北擊薛延陀、西南御吐蕃、東征契丹、高麗都有蕃將帶領突厥騎兵參。依突厥習俗，其人「賤老貴壯……善騎射，性殘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繞帳號呼，以刀剺面,血淚交下，七度乃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重兵死而恥病終」。[19]這樣一個能征善戰的民族為何厭惡了唐朝不斷進行的戰爭呢？其根本原因是唐朝只利用突厥能征善戰習俗中的一面，卻改變了其戰爭的遊戲規則。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戰爭中「得人以為奴婢」,「虜掠所得皆入國人」，即每個戰士都會在戰爭中獲利，所以戰爭經常被統治階級作為轉移奴隸制帝國內部貧富不均矛盾的工具，正如《闕特勤碑》所說的「奴隸成了擁有奴隸的人，奴婢成了擁有奴婢的人」。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在突厥游牧奴隸制帝國的統治之下，各部族的人都積極參戰，以獲得更多的戰利品。所以當頡利可汗大舉侵唐時，熟悉突厥國情的鄭元璹勸頡利罷兵，如此他本人獲得唐朝的金、銀、絹帛遠比戰爭中的擄獲都歸國人實惠的多。頡利可汗也因為貪圖胡人的商貿利益而受國人唾棄。西突厥的乙毗咄陸可汗在貞觀十六年（642）「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敦啜輒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斬泥孰啜以徇，眾皆憤怒」。在他的部將胡祿屋啜的襲擊下，乙毗咄陸可汗只好退守白水胡城，唐朝乘機廢之而立乙毗射匱可汗，後來乙毗咄陸又打敗了乙毗射匱可汗，派使節去招撫舊部，「故部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為眾所附，乃西奔吐火羅」。[20]由此可見傳統習俗在突厥諸部中的重要作用。但突厥騎兵作為唐朝封建帝國的軍事力量參與東征西討時，必須服從朝廷的調遣，戰利品的分配也要聽從朝廷的發落，不能大肆劫掠，尤其是在漢將作行軍大總管的情況下，所有出征的士兵們只能按軍功的大小獲得朝廷的賞賜。在玄宗朝以前，唐朝的府兵也都自備糧草、兵器出征，戰罷則歸鄉為農，其生活有田地所出作為保障。對於突厥部眾來講，居住在漠南地區，雖以畜牧業為主要生產門類，但也有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河套平原的勝、夏、豐、靈等州自漢以來就有灌溉農業生產存在。貞觀初年，張儉任朔州刺史時,「廣營屯田，歲致谷十萬斛，邊糧益饒」。[21]貞觀元年（627），張公謹任代州都督時，也曾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軍糧轉運之費。及貞觀四年（630）九月，張儉檢校代州都督，招撫思結部落遷徙到代州，「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22]可見遷居河套平原的突厥部眾也有從事農業生產的。至突厥起事時，分散在豐、勝、靈、夏等地的六胡州之所以沒有叛歸，與其居住地的農業生產發展有關，更重要的是唐朝已將六胡州之地轉為正州管理，剷除了羈縻府州的分裂性。

單於都護府所轄的24州，恰是突厥部落保持其完整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之區，唯獨沒了可汗的稱呼。各部酋長既是唐朝封建國家的官僚，以都督、刺史盡職於朝廷，又是其部落民眾的設、特勤、俟斤，其生活費用多由部落所出，朝廷並無俸祿發放，但歲時貢賜及軍功所賞，使其成為雙重受益者。作為普通民眾，所承受的突厥部落中的賦役並未減少，還要跟隨其酋長出征作戰，為朝廷效力，實質上是負擔雙重的勞役，且作戰中其傳統習俗又受唐朝法律約束，不能虜掠人口、財物，這就極大損傷了他們勇於徵戰的積極性，使他們懷戀在故土依本民族習俗而攻殺劫掠的日子。唐朝在征戰中的差別對待，更刺激了他們依靠劫掠來迅速增加財富和奴婢的慾望。當由蕃將任行軍大總管時，蕃將也曾允許部眾劫掠人口、財物，如貞觀二十二年（648）阿史那社爾領突厥兵攻破龜茲，「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龍朔二年（662），回紇比栗毒帶領鐵勒諸部反唐，唐以鄭仁泰、薛仁貴、燕然都護劉審禮、鴻臚卿蕭嗣業等將兵討伐，其部眾中有突厥、回紇兵，鄭仁泰也曾依突厥習俗「掠其家以賞軍士」。[23]這種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在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感召下追隨「自己的可汗」重返故土的情結，是單於都護府轄境內突厥起事的文化基礎。

單於都護府治下突厥的社會形態與唐朝內地社會形態的差異，也是造成24州俱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突厥游牧奴隸制社會經濟形態下，作為統治階級的各部酋長各有份地，在形式上份地由游牧群體集體使用，下層的平民和奴隸們通過為酋長「典羊馬」而換取土地的使用權，而貴族們通過控制原來屬於氏族公有的土地獲得剝削牧民的物質基礎。日本學者護雅夫指出：「就牧場而言，特別是夏營地的佔有和利用，是由『共同體』（諸匐與民眾）從根本上規定著的，即游牧活動還是採取以共同佔有和利用牧場特別是夏營地為基礎的共同游牧形式。但是在家畜方面，卻出現了較大的家畜所有者。而且當時使用俟斤、俟利發之類名號的族長的位置，都已經為這些大家畜所有者所佔有……族長本來是作為薩滿由大家根據其個人的天賦資質而推造出來的，可現在卻已經演變成由這樣一些具有經濟和社會勢力的氏族所世襲……這些族長大多都是保持著與其族人的舊有關係而進入到阿史那政權之下的。」[24]儘管阿史那泥孰、伏念、骨咄祿的叛亂活動發生在突厥歸唐統治50年後，但其社會組織仍然在羈縻府州制下得以保全。突厥貴族把起事的時間定在唐與吐蕃爭奪安西四鎮及西洱河諸部失利兵敗後的調露元年（679）是有充分準備和組織的。因此，部落酋長的意志就代表了其屬民的意志。在阿史德奉職、阿史德溫傅的領導下，一場旨在摧毀唐朝在大漠南北統治、恢復突厥游牧奴隸制帝國的分裂戰爭就有了充分的社會基礎。

自然環境的限制也是突厥部眾追隨其可汗叛歸漠北的一個重要原因。單於都護府所轄地域大致相當於今內蒙古自治區的陰山山地和丘陵區，包括了陰山山脈低山丘陵和察哈爾低山丘陵。陰山山脈包括了大青山、烏拉山、色爾騰山和狼山。草原類型有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山區盛產林木，草地適合放牧馬、牛、羊，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家園。北朝民歌《敕勒川》所歌詠的「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景就在單於都護府的轄區之內。然而，草原和山林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過量的放牧或墾耕都會造成生態環境的惡化。而人們的生活需求又呈多樣化，在畜牧業地區亦如此。牧民生活中牲畜的種類和用途也是有嚴格區別的，需要畜養不同種類的牲畜。一般來說，馬用來乘騎、牛用來拉車運輸、羊用來供給肉食和皮毛，馬、牛、羊的奶汁可以供作飲料。草甸草原適合飼養牛及肉毛兼用的細毛羊、半細毛羊，典型草原適宜養馬和山羊。在現代，草原的載畜能力較弱，通常草甸草原一個羊單位年平均需草地面積0.79—1.29公頃，典型草原需1.24—1.55公頃，荒漠草原需2.19—2.78公頃。[25]唐朝時期，中國北部的自然環境要比現在好得多，但烏蘭布和、騰格里等沙漠都早已形成，漢時在烏蘭布和沙漠以北的屯田區到唐時已成了荒漠草原。[26]所以說，單於都護府管轄下的陰山前草原也有人地關係趨於緊張的問題。從641年李思摩率眾渡河時有戶3萬、勝兵4萬、馬9萬匹的規模來看，當時至少有突厥及胡人15萬—20萬；到679年阿史德氏反叛時，24州盡叛，雖經歷了兩次失敗，而阿史那骨咄祿稱可汗後，迅速整軍出擊唐朝北部邊境和漠北回紇，可見其部眾之多；到默啜可汗強盛時，「挖弦四十萬」，[27]其兵力已是李思摩時期的10倍，儘管其中有屬部的兵源，但應以突厥族為主。可見50年間突厥諸部人口大為增加。人口增多勢必加大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但單於都護府的轄區不變，各部份地不變，黃河以南盡為唐朝的屯田區，這就不能不加劇人地關係的矛盾。這就是24州俱叛的經濟基礎。

唐朝對突厥上層人士大加籠絡，其部落酋長來朝獻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千）家」。[28]這些突厥上層人士接受唐朝的官號，取漢名，尚唐公主、郡主，學習唐朝的風俗和禮儀，竭盡臣子之能事。這一切都引起與之相對立的階級——突厥部落民眾——對於違背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諸匐的憎恨。巴托爾德先生在《中亞突厥史十二講》中指出：「在國家形成時起作用的非常重要的條件，這就是貧富之間、平民和伯克之間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在游牧民間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由於財產和身份的懸殊，完全可以引起這種尖銳化。從碑文中看到，在中國統治的年代裡，突厥的貴族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階級特權（正如文明國家的所作所為），比之普通人更輕易滿足於外國的束縛和輕易違反本民族的風俗習慣，例如波蘭統治俄國西部各省區時期所達到的那種嚴重程度，伯克之接受中國風俗還加重了人民群眾對中國風俗的憎恨，汗王朝的代表便利用這個煽動人民反對中國的統治和恢復突厥的國家。」[29]突厥分裂勢力正是利用普通民眾對於自身生活境遇與諸匐生活境遇的懸殊來煽動民眾造反的。《闕特勤碑文》東面第8—9行就是這樣煽動普通的突厥民眾的：「突厥所有普通的人民這樣說：『我曾是有國家的人民，現在我的國家在哪裡？我在為誰獲取國家？』——他們說。『我曾是有可汗的人民，現在我的可汗在哪裡？我在為哪家可汗出力？』——他們說。這樣說著，他們就成為中國皇帝的敵人。」這種由於階級矛盾而引起的思想對立是導致24州俱叛的思想基礎。

總之，單於都護府的叛亂是突厥分裂勢力利用唐朝封建專制統治與羈縻府州的分散性之間所固有的矛盾為基礎，在突厥社會內部各種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以恢復突厥傳統文化為號召所進行的，它的直接後果是破壞了唐朝大一統的局面，使唐朝在北部邊疆推行了50年的羈縻統治遭受動搖。安北、單於兩都護府由統領、安撫諸部的最高一級地方軍政機構降為普通軍鎮，此後只起到招撫和安置降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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