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寡婦是怎樣成為大仙的

文化 08-13

今年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大獎同時被一部叫作《小寡婦成仙記》的影片包攬。在這個兼具黑色幽默與魔幻氣息的標題背後，是導演蔡成傑對於中國鄉村民生現實與信仰準繩的嚴肅叩問。

在這部極具美學特色和導演風格的作品中，為找到棲身之所，一位背著克夫罵名的年輕女子二好，帶著自己不會說話的小叔子開著麵包車在村中四處奔波。他們陰差陽錯地被村民奉為「大仙」，生計問題迫在眉睫，小寡婦二好就此走上了替人祛病消災、祈福禱告的薩滿之路。而在經歷了村中一系列複雜的勾心鬥角，看透了人心險惡後，二好在人性黑洞的邊緣掙扎許久，最後迎來了自己的毀滅。

在FIRST影展的導演序列中，出生於1980年的蔡成傑算不上年輕人，但常年為電視台拍攝法制節目，為他提供了大量的機會深入中國不為人知的角落，傾聽發生在鄉野的軼事趣談。在這些或荒誕或駭人的故事中，他漸漸發覺人生命運的無常，也開始對「罪」與「罰」模糊的邊界產生了興趣。《小寡婦成仙記》便是如此這般觀察與思考的產物。

《小寡婦成仙記》始於一個固定長鏡頭，冬日的樹林大全景中，二好與丈夫大勇從遠處漫步，她一邊訴說著自己兒時不小心害死弟弟的故事，一邊向前景走來。若有若無的對話、寂靜無聲的環境、黑白二色的肅殺基調，包括4：3畫幅造成的視覺壓抑感，皆預示著影片接下來的基調與小寡婦之後凄涼的命運。緊接著，影片轉向封閉的室內空間，從二好在炕上的主觀視角出發，在極具北方日常生活情調的場景中，通過周遭人物的聊天談話，將煙花廠爆炸、大勇遇難的前情一一陳述。僅僅兩個調度簡單的場景，就將蔡成傑的美學野心表現得淋漓盡致。小成本影片常常喜歡在日常敘述中加入一些符號，比如破碎的鏡子、奄奄一息的動物、田野中的稻草人等，以表達更為抽象或形而上的理念。《小寡婦成仙記》中同樣運用到了這些元素，但導演更為可貴的創作意識在於，雖然他通過特寫等鏡頭對其進行了強調，這些物件卻沒有與故事發生的大環境脫離，它們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出現在畫面中，漫不經心地被鏡頭掃過。符號成為影片的一部分，補充也加強著故事的隱喻性。

儘管在表演中充滿著戲謔和誇張，《小寡婦成仙記》並不是一部以獵奇視角審視中國農村的黑色喜劇。相反，在蔡成傑十分節制的鏡頭中，影片緩慢地將小寡婦的身世與經歷娓娓道來，甚至有意地「逼迫」觀眾在凝固的鏡頭中審視鄉村毫無血色的冬日。二好與啞巴小叔子的遊歷，雖然帶著公路片的色彩，充滿著不期而遇和出乎意料，導演卻處處壓制著其中歡暢、順遂的一面，「居無定所」如同一把利劍懸掛於孤兒寡母的頭頂，而他們唯一生存下去的方法，就是假戲真作，四處「行醫」。

影片中，小寡婦二好的形象非常值得深究。從表面上來看，她代表著農村最典型的那一類弱勢群體，也是村中不論男女都想要佔一把便宜的對象。然而，也許是因為在雪地中救起一隻狐狸，她的命運得到了暫時的扭轉。在撞大運般地救活了癱瘓在床多年的老人後，二好成了村民心中的神仙。狐仙鬼怪等鄉間野談的加持亦使她的身份發生了疊加，游醫、大仙、薩滿、女巫……她是民間信仰充滿實用主義色彩的化身，也是一尊隨時在強勢與弱勢之間轉換的女性標本。

將其奉為大神的村民是中國腹地中仍舊愚昧無知的群體，電影對他們的刻畫也帶有調侃的色彩，但在「慢電影」美學的調和下，導演並不匆忙地妄下結論，而是更多以白描的手法給出自己的觀察，一切解讀與判斷留待觀眾自行填補。無論是冠冕堂皇的村長，還是想要在村中圍山挖礦的外鄉人，或是圍繞著二好叫囂的婦女們，都是這一大環境下扭曲的產物。儘管他們不愁吃穿，甚至有權有勢，卻無一不成為二好的病人，或是信徒。身世殘缺的二好和她身體殘疾的小叔子，反而成為醫治這場浩大信仰頑疾的醫生。影片中幾場高空俯拍的鏡頭，也頗有些「上帝之眼」的意味，攝影機帶領觀眾不動聲色地注視著這場鄉村鬧劇的起承轉合，地面上的生靈渺小如螻蟻。

在蔡成傑看來，二好的遊歷是一場「天註定」，她被尊為大神的短暫輝煌和結尾人去樓空的毀滅都是早已書寫好的命運。這也是為什麼，電影中會頻繁地出現仿效《紅樓夢》金陵十二釵判詞的「普度眾生苦，仙女下凡塵。冷雨凄涼盡，浴火塑金身」。而《小寡婦成仙記》的迷人之處也正是在於，儘管影片早在前半段就通過種種暗示告知觀眾二好最終的結果，我們仍舊好奇悲劇到來之前在這個人物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在向結尾行進的過程中，蔡成傑為觀眾提供了足夠的影像細節——夢境、幻覺、巫術與寫實的農村風景交織在一起，黑白畫面偶爾又被彩色片段的插入打破，視覺與敘事的多元性營造出亦真亦幻的混沌感，充滿仙氣，又充滿煙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