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內閣首輔，他忍辱18年受盡冷眼，卻是大明力挽狂瀾的關鍵

正德年間，劉瑾等八個太監倚仗權勢胡作非為，引起了朝臣憂慮，於是爆發了一場如火如荼的彈劾「八虎」的鬥爭，為首者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內閣大學士，他們也是受弘治遺命輔佐正德的顧命大臣。結果，昏庸的正德一心護著劉瑾等人，劉健、謝遷只好辭官而去，李東陽也多次請辭，但未被批准。從此，李東陽踏上了一段艱難的做官和為人的途程。

李東陽雖出身於行伍世家，其父卻是飽學之士，以開私塾為業，對他教育有方。他三歲就能寫一尺見方的書法，有「神童」之譽。他17歲中進士，從成化到弘治初期，入翰林院任編修、侍講學士、太常少卿近三十年，雖遠離政務，卻很關心天下大事。

弘治五年（1492年），天下大旱，朝廷徵集對策，他摘《孟子》七篇大義，並將自己對時政的意見數千言一併呈上。弘治很讚賞，將他升任禮部右侍郎、侍讀學士入內閣，專門負責誥敕之事，後又升為文淵閣大學士。在弘治朝，李東陽可謂春風得意，他在內閣與謝遷和首輔劉健同心協力輔佐弘治。弘治比較賢明，善於納諫，注意節儉，不讓宦官得勢，因此，天下比較安定，舊時史家有「弘治中興」的好評。對三位位同宰相的大學士，民間也有「李公謀，劉公斷，謝公獨侃侃」的稱讚。

李東陽關心民間疾苦，直言敢諫。弘治十七年，山東的闕里廟重建，他奉命前往祭祀，一路考察民情政情，回京後將所見災患、時政弊端如實上奏，痛切地指出：「我自已若非經過其地，只在官府中看看公文，尚且不知詳情，何況是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呢？」他最後說，過去皇上因災異徵求意見，群臣盡言無諱，但屢次下的詔旨因涉及內廷權貴，常常不了了之，這次他的上奏可不能再重蹈覆轍。弘治並未因李東陽觸犯自己而憤怒，而是將他的建議付諸實施。

李東陽還極力幫扶後輩，舉薦才品兼優者，他推薦的士大夫學有所成者不在少數。他還是文章大家，朝廷的大著作多出自他的手筆，天下傳誦。他又擅長詩詞、書法、篆刻，是文學上「茶陵派」的領軍人物。這個流派力圖擺脫明初「台閣體」的一味仿古，對以後的明代詩風有相當影響。史書稱讚：「自明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世奇後東陽而已。」

這樣看來，李東陽的官場生涯也算順風順水，唯一憋屈的是，正德期間，李東陽獨留內閣，居於首輔之位，卻須仰劉瑾鼻息，「悒悒不得志」。

正德由於年幼即位，只知玩耍，因此朝中大權都落到了掌管機要的司禮監太監劉瑾身上，正德只負責簽字，對內容並不感興趣。對此，劉瑾採取了特殊手段，所有奏章都要先呈送給他，稱「紅本」；劉瑾沒多少文化，便帶回家中，由其妹夫禮部司務等人篡改，心腹焦芳潤色，稱「白本」，再上呈皇帝。劉瑾下達的皇帝敕旨真假混淆，難以辨別。於是，這時期出現了許多迫害百姓和正直官員的暴政。

對於內閣首輔李東陽，劉瑾表面尊敬，稱他「先生」，實則將他當作可以任意處置的下屬。焦芳被劉瑾安排入內閣後，因李東陽位在己上，便常向劉瑾說他的壞話。因此，李東陽主持編寫的《通鑒纂要》完成後，劉瑾派人挑出一些文字筆畫上的小毛病，就革除了幾名謄錄官，並欲株連李東陽。李東陽「大窘」，趕緊降身屈尊，請焦芳向劉瑾求情，這才免了災禍。

閣臣中還有個正直的大臣王鏊，為削弱焦芳的力量，李東陽又緩引王鏊入閣，可是，王鏊忍受不了劉瑾的凶暴，辭官而去，劉瑾立即又安排其他親信入閣，所以李東陽在內閣始終勢單力薄。

但他沒有像王鏊那樣一走了之，而是小心翼翼地「委蛇避禍」，對劉瑾炮製的那些上奏的「白本」，他常不置一詞；劉瑾在京城修造玄真觀，他為之撰寫碑文。這些有污他昔日清名的窩囊表現也為氣節之士詬病。他的一個門生寫信給他，說他如不辭官，就請他削去自己的門生籍；有人還向他投寄匿名詩，譏諷他是「伴食中書」，並以鷓鴣和子規兩種鳥的啼聲為喻，勸他不如歸去。他忍受了這些誤解，默默地堅持他當初獨留內閣的打算，如他後來所說的：之所以委屈自己，就是希望能對朝廷起到一定的好作用。

他畢竟有很高的聲望，正德也信任他，所以劉瑾有時也不得不有所忌憚。如劉瑾實行對犯法者的連坐法，株連無辜的人，經李東陽努力求情，無辜者才得以倖免；劉瑾對被貶斥的官員實行罰米實邊（將米搬到偏遠地方，以充實邊境），經李東陽周旋，改為在其原籍交付，免去了他們長途搬運之苦；還有幾位官員因得罪劉瑾，「皆荷重校（枷刑）幾死」，經李東陽出手相助，改為謫戍或貶為百姓。

正德三年（1508年），御道上發現一封曆數劉瑾罪惡的匿名書，劉瑾竟罰百官在烈日下跪在奉天門外，接著又將五品以下的三百多人關進了監獄。經李東陽力救，劉瑾也聽說匿名書是太監所為，眾官才得以赦免，可是仍有幾人已被曬死和賜死於獄中。

劉瑾劇照

劉瑾對當初彈劾他的劉健、謝遷恨之入骨，他們辭官後不久，劉瑾就將他們列為奸黨，後來又捏造「循私援引」的罪名，準備抄他們的家。也是多虧李東陽努力解救，他們最後以被削職為民了事。

得到李東陽解救的賢臣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一清，他是後來誅除劉瑾的關鍵人物。此人文武兼備，曾總制西北三鎮軍務並任右都御史，因不依附劉瑾，被誣為「冒破邊費」下獄，後經李東陽力救，去職還鄉。後來，陝西的安化王反叛，據說經李東陽推薦，楊一清被重新起用當總制軍務討伐叛亂。平叛後，楊一清以安化王反劉瑾的檄文為引，與監軍太監密謀，告發了劉瑾的大罪，劉瑾因此被處死。

當初若沒有李東陽的解救，楊一清就不可能復出；他不復出，劉瑾還會猖狂下去。後來，楊一清曾對人說：「賓翁（指李東陽）補天捧日無跡。」

劉瑾被除後，正德開始繼續寵信太監、遊樂無度，荒於朝政，李東陽屢上諫言均不聽。李東陽於65歲時以老病退休。《明史》說他：「立朝五十年，柄國十八載，清節不渝。」可見他是廉潔自奉的，也沒置什麼產業，致仕還家後生活並不寬裕。由於他精於詩文書篆，名滿天下，前來購買書畫者「填塞戶限」，直到他69歲辭世。

李東陽獨留內閣，忍辱蒙詬，與劉瑾之輩相周旋，是源於他對為臣者的價值判斷。他在所寫的文章中曾將唐代的褚遂良同狄仁傑作比較，認為褚遂良死武則天之立，狄仁傑不死武則天之篡，是「死者難而易，生者易而難」。劉瑾亂政時，李東陽選擇的是效法狄仁傑。對於狄仁傑，明末的思想家李贄有很高評價：「梁公（狄仁傑）……同塵合污，與世委蛇……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這評語基本也可用在李東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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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古淮

文章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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