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名下的酷刑

古代的刑事案件，地方官是可以用刑的。因為，所有案子，結案都需要口供，只要人犯不招，就得上刑。通常是打板子，即把人犯的褲子褪下，由皂吏拿著大杖一五一十地打，重一點的，用夾棍，夾在腿骨上，一用力，痛入骨髓。如果是女犯，則用拶子，夾手指。

這樣的刑具，對付一般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有些老江湖，或者硬漢，死活不招，這些刑具就無能為力了。所以，地方官和胥吏們，就會發明一些新的刑具，使得用刑更具有酷刑的意味。各個朝代，朝廷法定的刑具之外，額外加刑的刑具，五花八門，從傳統的炮烙，到武周時代酷吏周興燒紅的大瓮，不一而足。明代則有滾釘板，剝皮，滾水澆身，清代有匣床和腦箍。

顯然，由於審案的地方官的水平不一，偵查手段的簡單，好多疑犯不肯招供，其實本身就是冤枉的。更何況，有些人，根本就可能是地方官或者吏役有意製造的冤案的受害者。然而，法外施法，施用法定刑具之外的酷刑，三木之下，屈打成招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但是為了增加結案率，免得考核不合格，地方官施用法外重刑的積極性，還是相當高的。

當然，這種酷刑，多少還是有點限制的。酷刑有被發現的可能，而且也有人犯熬刑不過死的可能。這樣的事兒，皇帝和上司知道了，都是麻煩，遮掩不好，就可能丟官。但是，在皇帝名下的詔獄，這樣的事兒，卻稀鬆平常，無論怎麼折騰，都沒有事兒。換言之，皇帝名下的酷刑，就不算酷刑。

不能不說，這樣的爛事，除去武周時期周興來俊臣得志的一個短時間之外，明朝最多。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後，猜忌心大盛，對以往打天下的夥伴，一個都信不過。如果你不自己趕快死掉，那麼，就會被捲入詔獄被折磨死。僅僅一個胡惟庸案，一個藍玉案，就殺了五六萬人，朝中為之一空。這樣的詔獄，朱元璋不用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這三法司，直接用他的錦衣衛來辦。使得原本一個禁衛軍，變成了特務機關。這樣的案子，根本不需要什麼證據，懷疑哪個，就直接抓，抓了就上刑，除了日常刑具之外，什麼剝皮，抽腸，刺腦，一一都來。逼你招出同黨，然後再抓來同黨照樣用刑，自然是越抓越多。你的口供，同時成為你有罪的最好證明。直到朱元璋覺得差不多了，才會收手。

這樣的特務機關，到了朱元璋的兒子朱棣那兒，進一步演變成了太監主掌的東廠，而後，又陸續添了西廠，內行廠，但以東廠最為常見，與錦衣衛合稱廠衛。有明一朝，廠衛一直存在，凡是皇帝比較昏的時候，廠衛就囂張。雖說像朱元璋時代那種運動似的詔獄是沒有了，但中等規模的掃蕩，卻也時有所見。魏忠賢當家的時候，打擊東林黨人，一抓也是一串串的。其酷刑，是愈出愈奇。無論怎麼折騰，朝廷法律管不了，司法機關不能過問，再怎麼慘無人道，都是以皇帝之名乾的，誰也管不了。

特務機關跟司法機關不一樣，有眾多的耳目，而且鼓勵告密，哪怕告密者犯了十惡的天條，比如兒子告發老子，奴婢告發主人，都沒有事兒。被告的人，照樣被治罪。北京最為恐怖，哪怕是街頭耳語，被人聽到，照樣剝你的皮。據《明史·魏忠賢傳》，一次四人在密室飲酒，一人醉酒，大罵魏忠賢，其他三人不敢應聲。突然有番役（東廠的臨時工）突入，抓四人去見魏忠賢，魏忠賢當場把罵他的那個人剝了皮，剩下三人放了，嚇得那三人差點瘋了。

東西廠不僅有正式的太監員工，還有大批的臨時工番役，這些人，大權在握，到處巧取豪奪，敲詐勒索。京師的商戶，只要敢不給他們進貢的，或者進貢令他們不滿意的，就以詔獄名義抓人刑人。到了魏忠賢時代，東廠的觸覺，伸向了全國，所到之處，不惟雞飛狗跳，而且最終是一片焦土。皇帝名義下的權力濫用，暗無天日，無法無天。最終呢，皇帝的天下，也跟著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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