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死亡行軍戰俘能活著回家，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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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 ）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 ：（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

本文接上一篇《原子彈是我的恩人：美軍戰俘四十三年後重回日本，心中百感交集！》，上一篇主要講述了坦尼接受曾經接待過的日本留學生邀請，前往日本參加婚禮。本篇講述坦尼回國後在家鄉的所見所聞，以及自己為什麼能活著回來的思考。

又到了下一個禮拜六，我的家人租了一個大禮堂，為巴尼和我舉行了歡迎舞會。周末醫院准許我回家。當我進入大廳時，發現裡面高朋滿座：我父母的朋友們、兄弟的朋友們、鄰居們都來了，甚至以前和我約會過的幾個女朋友也來了，不過她們大都身懷六甲。我的死黨來了一些，他們大都是因為身體原因而無法參軍，所以留在家裡。身體健康的老友還有一些在海外服役，所以我想找人玩，沒過去那麼方便了。聚會非常成功，沒有人問起我的戰爭經歷。如果有人問起的話，在這種場合，我不知道該如何措辭。

我們和每一個客人合影。我們還拍了全家福。喬和費伊帶著雪莉、哈里特和馬丁從底特律趕來。盧和伊迪絲、比爾和伊夫林兩家都住在芝加哥，他們都來了。我最好的朋友盧·布里坦也從醫院趕來。自從在菲律賓分手後，我們一直在想念對方，我們相知相惜，保持了一生的友誼。

回到希克氏綜合醫院的第一周，醫生們就建議我接受兩次手術，一個是肩部手術，一個是臀部手術。同時，軍方要求我提交一份清單，列舉我在戰爭中所受的各項損失。這當然包括我到菲律賓服役至戰爭爆發之前所擁有的財產，美國政府應該為我因戰爭而導致的所有財產損失負責。

日軍對克拉克機場的轟炸摧毀了我放在床頭櫃和軍用行李袋裡的所有東西，其中最讓我關心的是結婚證。不過我轉念一想，它是永遠找不回來的了，再尋找也只是徒增煩惱罷了。我不想傷害勞拉，如果我把它找回來，我不敢保證不會說一些或做一些讓我後悔的事情。

我在整理清單的時候，所有的朋友都提醒我，負責的軍官會把清單上的損失數目打對摺，我應該考慮到這一點。出於他們的建議，我按照目前的美元比價來統計自己的財產損失。因此當長官問我損失了多少的時候，我不假思索地答道：「700美元，長官。」長官盯著我看看，掃了一眼清單，笑道：「很好。請簽字吧。」

受日軍「照料」的美軍戰俘

難以置信，我獲得的補償，超過了損失的價值，還賺到一些。在我去菲律賓的時候，700美元可以買一輛1940年款的別克兩用車。在被俘期間，我做夢都想得到這款車。我決定利用這筆政府的補償金，圓自己多年的夢。我很快就會有一輛1940年款的別克兩用車了。

在我到醫院的第二個周末之前，軍需官通知我來領支票，包括我參軍4年以來的所有工資、津貼，以及政府給我的損失補償。軍需官只用了10分鐘就核實了數額，並同意我立即領取。他準備給我開一張支票，我問他能否給我現金。他同意了，我總共獲得了4 700美元，不過他這裡只有10元、20元的零鈔。我們一起數錢，由於張數太多，我不得不跑到商店，買了一隻手提箱。拎著滿箱錢，我感覺自己是一個百萬富翁。

我環顧整個芝加哥，發現變化不大，城市的面貌和我離開時差不多。畢竟，這個國家把所有的資源都用於戰爭，用到市政建設方面的並不多。變化是非常微妙的。我第一次回家的時候，母親問我想吃點什麼，我想要一塊大大的、厚厚的美味牛排。母親立即拿出錢包，從裡面抽出一個小本子，對我說：「我先看看，我們這個月的肉票夠不夠了。」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解釋道，政府對一些特需商品實行配給制，比如牙膏、肉類、糖、鞋子、罐頭食品、汽油，等等。四年前這些東西，是沒有購買限額的。

我發現的另外一個變化，是關於婦女的。女孩子們的髮型已經和我離開之前不一樣了。她們已經不燙捲髮，而是梳著維羅妮卡·萊克那樣的長長的垂順的直發。她們的裙子也比以前短了，她們告訴我這樣是為了節省布料。我想這是實話，她們沒有蒙我。我喜歡這種新款式的裙子，因為它讓女孩們優美的腿部線條得到了更多的展示。我也喜歡年輕人貼在牆上的貝蒂·格拉布爾的海報。電影文化也發生了變化，戰爭成了電影的主題，美軍總是打勝仗。這種持續不斷關於勝利的宣傳讓我感到憤怒，因為只有膽怯的敵人才會選擇投降。

最讓我震驚的是「鉚工羅西」這首流行歌曲。我從來沒有想過，女性可以從事那麼危險的工作。事實上，我回家之後，發現很多女性干著以前只有男性能幹的工種，比如說製圖員、車床工、機器操作員、加油站工作人員等。很多女性穿著陸軍和海軍的制服，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打擊。

鉚工羅西

最讓我感興趣的事情，是國會通過的有關退伍軍人安置的議案。美國政府已經制定了一筆預算，如果我們這些老兵願意上大學的話，政府為我們支付學費，每個月還給我們津貼。還是議員們想得周到。

長時間地躺在病床上，我有充足的時間來思考。巴丹死亡行軍的陰影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一直在想自己為什麼能活了下來。那麼多的同伴都葬身異域，而我活著回家，僅僅是因為運氣嗎？既然我撿回了一條命，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更加宏大的計劃，好好地安排下半生？我很嚴肅地思考著這個問題。如果我得出了倖存的原因，我就應該從中提煉出生活的哲學，讓我的餘生更加有價值。我突然意識到，倖存下來的夥伴，大都有著積極的人生態度。他們和我一樣，相信能活著回家，他們不懈地努力，讓夢想變為現實。

我找到了一個根本原因：我的人生態度總是很積極。這種積極的人生態度，支持我走過了慘無人道的68英里之遙的巴丹死亡行軍，支持我在暗無天日的日本戰俘營和礦井中生存了下來。我一直說：「如果你沒有夢想，就不會實現夢想。」儘管希望渺茫，看不見，摸不著，可是要有變不可能為可能的信念。直到現在，我仍然有夢想，仍然為自己設立新的目標。我正按部就班地順著目標的指引前進。

我在不知不覺中踐行著五個原則。

第一，回首那段歲月，我發現僅僅有積極的人生態度是不夠的。儘管積極的人生態度是最重要的，但是還需要不畏逆境的堅強決心。我強迫自己拋棄了所有消極的想法，不容許悲觀主義情緒在我身上滋長。我從來不問自己能不能活下去，而是問自己怎樣能活下去。我不斷地告誡自己：「我一定能活下去！」

第二，我總給自己制定長期的目標，比如回家，和自己心愛的人團聚。我需要在每一場災難中活下來，就給自己制定短期的目標，比如說在死亡行軍途中遇到野生水牛群能彎腰躲開。短期目標很實際，也容易實現，長期目標就是我的夢想。我時刻都有最壞的打算，我要確保自己在最惡劣的條件下生存。死亡行軍的倖存者都是一些意志堅定的普通人。

第三，我要盡量讓自己保持健康。我知道食物是生存的第一要素。我眼睜睜地看著很多兄弟活活餓死，他們說自己吃不下另一碗米飯，因為他們無法吞咽。有些人把自己的米飯換成了香煙，或者把米飯倒掉，不出幾天也餓死了。

歸國戰俘

當我對戰俘生涯進行深入思考的時候，想起了一件趣事，我笑了。有一次，17號戰俘營里運來了一卡車的狗，這些可憐的狗一刻不停地吠叫和哀鳴。日本看守告訴我們，它們將成為我們的下一餐。但是當天的湯裡面，我找不到一片狗肉。我當湯是狗肉湯，喝了下去。我還吃過肥膩的、堅韌得像橡膠的、鯨魚的胃。這種「肉」太難消化，可能還變質了，第二天有一半的兄弟上吐下瀉。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照常上班，日本人不准許我們「偷懶」。進到礦井裡面，腸鳴不斷，我強忍著鏟煤。只有吃東西才能活下去，不管面前擺的是什麼，我都吃。

另一種保持健康的方式是多動腦子。我和很多健談的人成為朋友，我們分享彼此的經歷。加入別人的談話，有些時候需要放棄一些休息時間。我那一組，最願意討論的話題是早中晚三餐的食譜，主要討論的是主菜。在戰爭結束之前，我們已經設計了350天的食譜。生活態度積極的人願意動腦子，消極的人拒絕動腦子，他們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不想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和精力。

第四點，生存技巧，主要靠自己的悟性。不單單是察言觀色，而是對自己身邊的環境能夠做出精確的評估。我要時刻提防各種各樣的是非，還要提防潛伏在身邊的可能向日本人告密的走狗，我要確定在各種環境之下自己扮演何種角色。比如說，站隊的時候，什麼時候該站第一個，什麼時候該站最後一個。站第一個的好處，是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日本看守的指令，避免犯大錯；壞處是，日本看守喜歡拿隊首的人出氣，挨打的概率較高。站在隊尾也不安全，看守會認為你故意拖延時間而毆打你。

最後一點，最重要：我必須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正確地實踐上面四個原則。

希克氏綜合醫院的醫生和護士為我制定了詳細的治療計劃。我輾轉於醫院的各個科室之間，比如從X光室到檢驗室，再到手術室。他們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我今後不受經常性的疼痛折磨，讓我手臂和腿的功能更加健全。

治療持續了三個月，我思考了三個月。我終於向負責人事的長官詢問，我什麼時候可以退伍。我想回家，接受正常的教育，然後過正常人的生活。長官看著我說：「你想退伍？你怎麼不早說？明天怎麼樣？」我笑了，明天退伍真好！

1946年6月30日，我光榮地退伍了，準備開始過平民的生活。我的生活目標和我「鼓吹」的一樣：享受每一天，期待明天，確立優勢，像上層社會那樣享受幸福。

編輯：張玲瑜 軍官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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