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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南北狀元PK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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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舉的場面。科舉所考八股文代聖人立言,形式固定。科舉使讀書人把全部心力用在其上以獲取功名利祿。

文|王月

科舉考試,是古代絕大多數讀書人出官入仕的唯一途徑。站在金字塔尖的狀元,更是萬眾仰慕的佼佼者。而狀元們籍貫的變化,也反應了我國經濟地理格局巨大變遷。

以前狀元主要出身於北方,伴隨著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向江南地區轉移,南方籍狀元數額逐漸增加,至明清時期形成絕對優勢。

拼才華,更要拼關係

隋文帝開科舉,隋煬帝設進士科,但由於歷史湮沒,隋煬帝時的開科情況今已不詳。一般認為,中國科舉史上有名可查的第一位狀元(文科狀元)是唐武德五年(622年)的孫伏伽,但這一說法也有爭議。

受限於史料,歷代科舉考試所產生的有名可考的狀元人數,也沒有一個權威的數據,一般認為在700人左右。

「狀元」一詞始於唐代。凡舉人進京會試,須先到禮部投狀報到,故時人稱進士第一名為狀元,又稱狀頭。唐代一般不舉行殿試,會試就是最後一次考試,所以狀元就是會試第一名。

但唐代狀元並沒有高出一般進士之上的特殊榮耀,也不為史書所特別記錄。如王維、柳公權等人,史書中只稱「中進士」,並不強調其狀元頭銜。

唐代狀元含金量低,究其原因就是唐代的試卷不僅不糊名,考官還會根據考生的推薦人遞上來的「行卷」決定錄不錄取。

所謂「行卷」,就是考生們把平時寫的一些最得意的詩賦文章加以編輯,寫成捲軸,呈送給朝廷權貴或者社會名流,請求他們向主考官推薦。

最有名的典故,就是王維為了考中狀元而博取太平公主的推薦,便在宴會上給愛好音樂的太平公主彈琵琶,藉機送上自己的行卷。

所以,想成為唐代狀元,不僅要拼才華,更要拼關係。像王維這樣的名門子弟,優勢相當明顯。在唐代,名門望族有「五姓七望」之說——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王維即是出身太原王氏。

這些名門望族無一不在北方,這也是唐代狀元以北方士子為主的原因之一。相比北方,那時的南方雖然有八王之亂後南遷的世家大族,水稻生產也漸成規模,但論狀元數,還是被北方碾壓。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安史之亂。北方生靈塗炭,人口南遷,南方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超越北方。南方狀元的人數佔比,也從安史之亂前的一成多,上升到三成以上。

宋代的狀元很值錢

到了宋代,南方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中心。宋初的時候,通過大運河、汴河運達開封的南方漕糧為400萬石,幾十年後這一數字就增加至700萬石。而整個北方黃河流域運抵京城的漕糧只有200萬石,由此可見南方的富足。

百姓生活富足,就要開始增加教育上的投入。這直接的後果就是,整個北宋時期,南方籍的狀元人數,已能與北方並駕齊驅。

但北方還是領先一點,箇中原因,就是北宋初年的皇帝和宰相都是北方人,他們對南方士子多少還是有些偏見。最偏激的是宋太祖趙匡胤,相傳他的遺訓之一就是「南方人不許當宰相」,十足的「地域黑」。

同樣不靠譜的還有他選狀元的方法——參加殿試的舉子,都要完成三個題目,誰最先交卷即為狀元。但在開寶八年(975年)乙亥科的殿試中,王嗣宗和陳識兩人同時完成,同時交卷,這下趙匡胤就犯了難,沉吟許久,他下令讓兩人在朝堂上摔跤,誰贏誰為狀元。

最後,因為王嗣宗有點禿頭,陳識則頭髮茂密,陳識被王嗣宗揪住頭髮摔倒在地。王嗣宗就這麼中了狀元,因而被人戲稱「手搏狀元」。

趙匡胤這麼玩,跟他行伍出身、性情粗豪有關,但趙匡胤一介武夫,卻十分鐘情於「文治」。在唐代科舉制度的基礎上,趙匡胤作了兩大改革。

一是廢止了唐代以來的「公薦」制。考生再也不能從達官貴人以及主考官處獲得推薦。二是開啟了殿試,進士們都成了「天子門生」。這兩大改革,都能減少營私舞弊現象的發生。為了防止主考官在評選時作弊,後來又有了「糊名彌封」和「謄錄法」。

這些舉措,都大大增加了進士乃至狀元的含金量。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後還要經過培訓考試合格,才有資格擔任官職。而到了宋代,只要是進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遷的速度和級別之高也是其他途徑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

據統計,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前後共任用宰相七十一人,其中進士出身六十四人,非進士出身僅七人。

至於狀元,及第後一般都只在地方大州當三年通判,待下科狀元產生即調回朝中任職,並迅速提升。北宋狀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參知政事)而政績為史家所稱道者,有呂蒙正、王曾、李迪、蘇易簡、蔡齊等。

狀元及第之榮耀,有人甚至讚歎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凱歌而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

地域歧視再也不管用了

狀元如此重要,同樣是「地域黑」的寇準必然要爭一爭。宋真宗年間科舉考試完畢,成績最好的是山東人蔡齊和江西人蕭貫,寇準是陝西人,自然站蔡齊這一邊。他對真宗說:「南方下國人,不宜多冠士。」意思就是說那些南方小地方的人不適宜當狀元。

最後真宗果然點了蔡齊當狀元,寇準十分高興,逢人便誇口:又為中原爭得一狀元。還有江西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試入朝,真宗對他讚賞有佳,賜以同進士出身。

寇準又站出來反對:「殊,江外人。」所謂「江外」,即是江南。這次就連真宗也看不下去了,反駁了一句,「張九齡(唐代開元名相)不也是江外人嗎?」

地域歧視不限於士子,有時就連官員也要被連累。宋真宗想要起用王欽若當宰相,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為理由大加阻撓。但不用南方人當宰相這個祖訓,實在不合時宜了,因為那時的科舉考試,南方人錄取的人數已遠超北方。所以後來宋真宗還是起用王欽若為相。

這時,南北兩派的攻守之勢,已經徹底改變了。北方人的主張,變成了爭取保障北方士子的進士名額,這就有了司馬光、歐陽修之間「分路取人」與「憑才取人」的爭議。

來自山西的司馬光代表北方的觀點,主張分路取人,各路(省份)按照舉人錄取名額十分之一的比例錄取進士,這樣就能保證北方士子的「基本盤」。

但對於士子質量更高的南方而言,這就沒法接受。所以來自江西的歐陽修的觀點是憑才取人,公平競爭,不搞「配額制」。宋英宗聽取了歐陽修的意見,繼續憑才取人。

宋朝科舉考中名單,名單記錄了考中狀元的文天祥。

南人和北人鬥爭的最後,就是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是江西人,他的新黨核心,如呂慧卿、章惇、曾布等都是南方人,而反對派舊黨的核心如司馬光、文彥博、富弼、韓琦等人,都是北方人。

新舊黨的鬥爭,當然是利益集團的鬥爭,但地域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但王安石一心為國,在科舉這件事上,他認為現在進士科所考的詩詞歌賦毫無用處,所以規定進士科不考詩賦,專考經義和時務策等。

這個改革看上去有利於恪守傳統經學、不尚浮華的北方士子,但萬萬沒想到,南方人擅長的不僅是詩詞歌賦,經義和時務策也不遜色,南方士子依舊在進士及第人數上佔據了壓倒性優勢。

據學者統計,現在有據可考的北宋進士有9630人,其中南方所佔為9164人,北方僅有466人。

朱元璋炮製了「南北榜糊塗案」

到了南宋,北方淪為故國,狀元榜漸漸也被南方人獨佔。南方免於戰亂,社會安寧,無論是狀元數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區,還是其他省份,其州學和縣學的普及率都在90%以上。而一個地區重學之風一旦形成,便會延續下去。

然而到了元代,南方士子的才學卻無從發揮。朝廷78年不開科舉,後來雖開了科舉,但其制度設計在各方面對南方人都不公平。即便僥倖中了進士,也只能做小官。絕大部分文人入仕無門,便加入到元雜劇的創作隊伍,倒是促成了元曲的空前繁榮。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南方士子這才又成碾壓北方之態。最誇張的一次是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春榜,該科開榜後,錄取的52名進士全部為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這便引起了落第的北方士子不滿,他們聯名上書控告考官閱卷不公,偏私南方人。

朱元璋為此大為震怒,命複閱試卷,增錄北方籍優秀人才入仕。但讓人尷尬的是,他們選出的北方考生試卷,不僅文理不佳,還有犯禁忌之語,一份合格的考卷都沒有,可見北方考生水平相當一般。

但朱元璋更願意相信,是這些南方人串通一氣,把北方考生最差的卷子選出來給他看。於是下令,涉事人等要麼凌遲處死,要麼發配戍邊,受牽連者不下千人。

為平息風波,當年六月,朱元璋親自策問,開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驚訝的錄取名單:61名進士全部都是北方人,所以該榜又稱「北榜」。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南北榜案」。因為前榜全為南方人,而後榜又全是北方人,所以老百姓又稱之為「南北榜糊塗案」。

但與其說這是一場科舉舞弊和反舞弊事件,還不如說是朱元璋在搞平衡,藉此案來籠絡北方知識分子。

此後的第二年,朱元璋死去,沒來得及將按地域調配進士名額的想法定為制度。直到明仁宗洪熙二年(1425年),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才制定辦法,卷子照樣彌封謄錄,但註明「南」、「北」字樣,分配名額是「南六十,北四十」。

南北分卷取士遂成定製。到了宣德年間,又從南北卷中分出中卷,規定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

南北分卷,顯然有利於北人。但南人的優勢太明顯,所以在實際錄取時,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還是會略高於規定,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則略低一點。但這隻限於會試錄取,到了確定進士排名的殿試,就不存在人數限額問題了,完全是自由競爭。

明朝276年期間共出了89個狀元,其中南方78人,北方11人。這個比例,大概就是南北方士子水平的真實差距。

只要入復社,就能中科舉

在明代,分榜制度有提高落後地區考生的學習積極性,乃至維護國家統一的功效,但缺點也很明顯。

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間的親疏尤其明顯。這就形成了「鄉黨」,以其首領的籍貫命名,如浙黨、楚黨,齊黨,合稱齊楚浙黨,後來他們投靠魏忠賢門下,形成閹黨,興起黨獄,企圖將東林黨人一網打盡。

魏忠賢死後,東林黨開始反擊。這其中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崇禎三年的南京鄉試。應試的三十餘名復社成員全部中舉,楊廷樞中第一名解元,同時中舉的復社人士有張溥、吳偉業、吳昌時、陳子龍。

復社能取得如此驕人的業績,究其原因,多半是因為主考官姜曰廣正好是東林黨人。到了第二年會試、殿試,復社諸人也是成績驕人,吳偉業為榜眼,夏曰瑚為探花,加上同為東林黨人的陳於泰拿下狀元,三甲已被江蘇人壟斷,而有趣的是,主考官、首輔周延儒也是江蘇人。

周延儒能當上首輔,其實就是張溥、吳昌時等人的功勞。他們採取「眾籌」的方式集資,合力把周延儒推上首輔之位。周延儒回報的方式,就是幫助復社諸人進入政壇。自此,復社其實就是科舉利益聯盟了。

當時的讀書人認為,只要入復社,就能中科舉。然而復社的墮落也自此開始,明亡後,不少復社中人不能保氣節,與在科考中長期營私或也有不小干係。

1900年,北京貢院明遠樓後的考棚。

清承明制,科舉也不例外,只是在南北分卷制度的基礎上,發展為分省定額取中制,區域配額越分越細。相比明朝,清朝狀元的南北分布基本沒變化。

在114名狀元(其中2個滿人狀元,1個蒙古狀元)中,南方佔了100人,其中經濟發達的傳統考生大省江蘇、浙江佔了七成。北方只有11人,排名前列的是山東和直隸,這與明代基本一致。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狀元劉春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名狀元。相傳這個狀元是慈禧太后「改」出來的,原本確定的狀元是朱汝珍,榜眼是劉春霖。

但名單呈上去,慈善太后發現朱汝珍的名字中有「珍」字,聯想起珍妃。而朱汝珍又是廣東人,跟康有為、梁啟超是同鄉。慈禧心中不快,又看到劉春霖的名字吉利,加之劉春霖的籍貫是直隸肅寧人,「肅寧」二字也吉利得很。於是慈禧便點了劉春霖為狀元。

但這個故事,顯然跟很多其他關於狀元的傳說一樣,是人為編造出來的。按清朝殿試的制度,能點狀元的只能是皇帝,而皇帝在圈定「狀元」之後,才能拆開彌封,才知道這個狀元名叫「劉春霖」。

本文主要參考《宋代科舉》(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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