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今天全中國都想幫這部片說話

（本文由Sir電影原創：dushetv）

今天是8月14日。

這個普通的日子，太容易被忽略了。

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今天是世界第五個「慰安婦」紀念日。

可能很多人會錯過，一部正在娛樂大片們的夾縫中悄悄上映的紀錄片。

Sir必須再說一次——

《二十二》

馮小剛導演發微博力挺，張歆藝、何炅、舒淇等明星轉發接力。

能幫上的忙還是……很少。

上映首日，《二十二》上座率遙遙領先，比大熱的《戰狼2》都高出近兩倍。

然而它的排片只有1.5%。

評價一部電影，我們最關心的通常是：拍得怎樣？

但對於《二十二》，Sir想先談談：拍什麼？

這首先是一部沉重的電影。

在二戰期間，中國有20萬婦女被日軍強迫充當性奴隸，還給了她們一個抹不去的稱呼，「慰安婦」。

2012年，導演郭柯拍攝韋紹蘭老人的紀錄片，當時中國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只剩32人，於是他將紀錄片命名為《三十二》。

2014年，郭柯啟動新片，從2014年1月拍到7月，攝製團隊30多人，跨越五個省，拍全了22位倖存者。

《三十二》變成了《二十二》。

這又是一部平淡得出人意料的電影。

開場，「慰安婦」標籤被隱去。

好像只是一個普通老人的，普通葬禮。

電影沒有直接透視歷史，而是為我們展示了老人們的生活日常——

病床上的輸液管、窗台上排列整齊的藥瓶、房間里陳舊的器物……

生命在一點一滴地流逝。

這些生老病死，是她們無從迴避的現實境遇。

她們有的隨養女生活，還算安享晚年。

有的老人獨居，趁著身體硬朗還能勉強自理。

電影的拍攝，就是一場與死神的賽跑。

毛銀梅老人，原名朴車順，韓裔。

那段悲慘的經歷，她很少對人說起，就連養女也是在韓國志願者到家裡拜訪後，才略有耳聞。

隱忍多年，老人對外公開身份後，安寧生活起了波動。

「報紙電視登了她的情況，（外人）議論啊，說她是韓國人啊，被日本人欺負啊。」

她被日本人騙到中國，說是去工廠做工，卻被關進了武漢的慰安所。

時至今日，毛銀梅老人還會用日語說「歡迎光臨」「請進」「請坐」，都是在慰安所被強迫說過無數次的話。

湖北積慶里，現存規模最大最完整的慰安所遺址

時間抹去了表面的血跡，但身心的傷口，無論結疤多少年，仍然會痛。

《二十二》沒有一味發掘血污，而是選擇記錄下，一張張被慰安婦的刻板形象所遮蔽的真實面孔。

她們的生命里有痛，更有愛。

毛銀梅老人忘不了家鄉的韓國歌謠。

她唱起《桔梗謠》和《阿里郎》，好像在這歌聲里，她才能找回對童年和親人的依稀記憶。

李愛連老人，兩次被抓進慰安所。

年邁的她喜歡喂院子里的野貓，本來就一隻，後來是一群。

家人說，好東西她自己捨不得吃，竟先餵給貓吃。

經歷過那麼多苦難，她還是對生命那麼溫柔。

林愛蘭老人，她還有另一個特殊的身份——抗日英雄。

14歲就參加了海南的抗日游擊隊，偷過日本部隊的彈藥，殺過兩個日本兵。

很難想像她是一個多麼剛烈的女子——

右腿殘疾，是因為當年被關進慰安所後，繼續反抗，被挑斷了腿筋。

到老了，這個脾氣都沒有變，屋子裡放著各種刀，她說，「用來砍小偷」。

她最擔心被偷走的，是一枚2005年政府頒發給她的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章。

這是昔日戰鬥過的榮光，所以她格外珍惜。

在這部《二十二》中，涵蓋的不只是歷史的親歷者，還有那些長久以來，善待歷史的人。

在他們與歷史的交互中，又各自有不同的心路歷程。

張雙兵，鄉村教師，更是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

從1982年起，整理受害者口述歷史，走訪過127名倖存者，出版過紀實文學《「慰安婦」調查實錄》。

他說——

這些老人受過的苦和難，很想說，很想把肚子里的苦水倒出來，很想跟人分擔這份苦，說出來就輕鬆些。

但是在這個環境面前，她承受的壓力非常重，她有子女，她不敢說。

他想為受害者伸張。

當初一腔熱血，要為這些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這麼多年過去，張雙兵目睹了太多倖存者一個個離世，訴訟卻毫無結果。

他說，後悔了。

米田麻衣，日本留學生。

她志願探訪海南慰安婦倖存者，有5年的時間了。

劇組隨她去一位阿婆家，才知道阿婆已經過世。

米田麻衣最初對這些「慰安婦」老人充滿同情和愧疚，但後來又被她們樂觀生活的態度打動。

她提到有次拿來日本老兵的回憶錄給阿婆看，阿婆看見照片沒有怨氣，反而笑了，說：「日本人老了，鬍子也沒了。」

蘇智良，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1993年，他開始研究「慰安婦」問題，此後，他還參與幫助慰安婦倖存者起訴日本政府、尋找慰安所遺址、做口述史等工作。

得知林愛蘭老人的墳沒有墓碑，蘇教授找人為她刻了一塊碑，終於在去年，碑被立了起來。

作為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竭盡所能，讓那些被歷史綁架的人，和主動肩負起歷史的人，同時站到台前。

這樣的電影出現在院線，就已經是勝利。

說完了「拍什麼」，我們不可迴避地還要談及——拍得怎樣？

或許會令人失望，必須誠實地說，《二十二》並不是一部出色的紀錄片。

它所拍攝的素材太稀薄，無法支撐起它沉重的主題。

蘇智良教授也嚮導演坦誠，片中對老人的採訪，沒有提供什麼文獻意義。

剪輯師廖慶松看完素材，表示「這個很難打動我」。

《二十二》記錄了很多人，但普遍流於表面；它想觸動苦難的歷史，又總是淺嘗輒止。

以至於有人說它「消費受害者」。

那麼，該如何評價《二十二》呢？

Sir的態度很明確——

它不夠好，但值得我們起立鼓掌。

首先，導演承諾：

如果有盈利，我個人的盈利將全部捐給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

我們不能因為個人的好惡，就說出「消費受害者」的誅心之論。

再者，我們真正應該追問的是——

電影沒拍好，錯在誰？

導演？

Sir記得片中不止一次出現過「斷片」。

毛銀梅老人在回憶過去時，越到深處，她的言語越含混。

最後她直嘆氣——

不說了，不說了，我說了不舒服

李愛連老人，從來不願向人訴說。

之前記者、志願者問她，她就隨意糊弄。

劇組取得她的信任後，她願意打開那段封存的記憶，可是一旦打開，切身之痛就會再襲心頭。

不講了，不講了

導演郭柯在創作初期困惑過：他跟這些老人是什麼樣的人物關係？

是導演？是記錄者？是觀察者？

最後，他決定回到初衷。

拍攝《三十二》結束時，正是春節期間，郭柯離開韋紹蘭老人的家，給她留下500元的生活費。可是道別時，她把他叫進房裡，拿出四個紅包，分別裝著100元錢。

「回去給你們父母買糖吃。」

這是在拍攝過程中，給郭柯觸動最大的一件事，因為他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過世的奶奶。

他決定，把《二十二》的拍攝對象，就當成自己奶奶，陪她們聊天，逗她們開心。

所以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部以成品為導向的電影。

因為導演不忍心去挖得更深。

有次一位阿婆說著自己被折磨的經歷，哭得泣不成聲，導演馬上叫停。

或許有人期待看到這些，但導演不能拍，不要拍。

這個片子毫無疑問應該把老人放在第一位，她們不是你表達的工具，或者用來感動觀眾的道具，這是我覺得最起碼的。會感動的人，自然會被感動。（騰訊娛樂採訪）

而不可言說、不願言說的，只是「慰安婦」受害者本人。

我們的熒幕上，從不缺少抗日劇。

同樣是戰爭的創傷，南京大屠殺爆發的12月13號被定為國家公祭日，諸多影視作品如《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用不同形式、不同視角回望。

但「慰安婦」呢？

今天面對「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題材紀錄片」，我們是應該自豪地歡呼，還是應該責問——為何70多年過去，絕大部分倖存者已經不在了，我們才迎來了「首部」？

說出歷史的真相，不是受害者自己的事，也不是一個導演能夠完成的任務。

同樣關於慰安婦題材的韓國電影《鬼鄉》，去年引發了國民觀影浪潮，《鬼鄉》的導演趙正萊，這次也專門為中國的《二十二》鼓氣。

注意看《鬼鄉》的一個情節，1991年，韓國政府鼓勵受害者出面舉報。

老人來到舉報中心，面對工作人員，強作鎮定，但又羞於啟齒。

當時的社會由於偏見，認為誰要是主動說出「那樣的過去」，肯定是瘋了。

老人聽到別人的議論，瞬間崩潰，近乎嘶吼地質問——

「我就是，那個瘋女人，怎麼樣？」

「慰安婦」們不是不願意說，問題是，有人去聽過她們的委屈嗎？

在全社會異樣的眼光下，什麼也說不出來。

導演郭柯曾經帶著《三十二》到韓國參展，被邀請參加了一個集會。

韓國民眾聚在日本大使館前，高聲喊出受害老人的名字，要求道歉，為老人表演。

在他們臉上，表現出來的是對要求正義的理直氣壯，是對老人全心全意的接納和關懷。

這已經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習慣的一部分。

可是這樣的畫面，為什麼在我們看來如此陌生？

為什麼《二十二》終於願意為她們開口了，卻只能等來一個又一個的欲言又止？

因為，我們來晚了啊。

今天說「欠**一張電影票」，那是一種道德綁架。

但對於她們，你別說，我們還真欠了。

就在前天，90歲的黃友良老人離開了我們，「二十二」現在已經變成了8。

她是當年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之一。

黃友良老人特別勇敢，她站出來堅定地說：

「我願意到日本，當他們的面，控訴他們。要他們賠禮道歉。我不怕。」

她沒有等到那個道歉。

本文圖片來自網路

編輯助理：吃下水的美人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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