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從二十萬到《二十二》：不終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2012年，一個叫郭柯的年輕人拍了部記錄短片，叫《三十二》。

2017年8月14日，一部叫《二十二》的紀錄片悄悄在院線上映了。

沒有聲勢浩大的宣發，沒有鋪天蓋地的排片，上映第一天，影院的座位空空蕩蕩。

據不完全統計，日軍侵華戰爭中超過二十萬中國大陸女性被充當日軍性奴隸，真實的數據當遠不止此。

從二十萬，到三十二，再到二十二，聽說影片上映的時候，只剩下八了。

這些數字的後面，是她們正在離去。

這些人，有一個不太光彩的稱呼：慰安婦。

坦白而言，如果不是張歆藝這個名字，咩咩不會注意到這部電影。

很慶幸，中國大陸終於能有一部電影把目光投向這個話題了——在她們當中還有人活著的時候。

去年韓國的那部電影《鬼鄉》賺掉了咩咩不少眼淚，那部電影講述了日本佔領朝鮮時期，朝鮮14歲的少女被日軍強行帶走後成為慰安婦的故事，在二戰的冰冷戰場中，女孩們就像被遺棄的玩具，在那裡她們被日軍糟蹋成為發泄工具，陷入了無盡的苦難中。

電影《鬼鄉》劇照

同類型的電影，咩咩還看過一部很老的片子：《望鄉》，這是一部日本人在1974年拍攝的電影，講的是日本貧苦婦女下南洋當妓女的故事，日本政府販賣「南洋姐」賺取外匯，鼓勵婦女「為國獻身」。

電影《望鄉》劇照

也許，這幾部片子不應該被放在一起比較。

生在不好的年代，不幸被迫走上了一條註定苦難的道路，中、日、韓，無論哪國的婦女都只是犧牲者。

《二十二》上映的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婦受害者紀念日，而就在那之前的兩天，8月12日，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黃有良含恨離世，終年90歲，老人最終沒有等到正義來臨的那一天。

從2001年7月開始，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等8名海南「慰安婦」倖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以恢復她們的名譽。然而，長達十幾年的訴訟之路，倖存者們在反覆上訴與被駁回之間掙扎，最終均以敗訴告終。

黃有良與陳亞扁

日本政府承認當年的侵害事實，卻以「個人無權起訴國家」為由，駁回上訴，至今，仍然歉我們一個道歉。

直到今天，「慰安婦」三個字，像一道恥辱的宣判令打在她們的頭上，無法抬起頭，無法直視陽光，旁人永遠帶著有色眼睛望著她們。

在搜索引擎里輸入「慰安婦」三個字，相關搜索一欄儘是不堪的字眼。

咩咩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惡意使得人們對這個群體仍然懷有如此大的曲解，她們的苦難與屈辱沒有因戰爭的終結而結束。

「坦率地說，20多年過去了，民眾在『慰安婦』問題上沒有太大進步。」做了二十年慰安婦研究的蘇智良教授說。

《三十二》的主人公韋紹蘭老人說，鄰居始終對她投來異樣的眼光，丈夫恨她、罵她，她生下的孩子，被人罵作日本人，自小備受歧視和侮辱，終身未娶，和母親相依為命。

韋紹蘭說，沒有哪個能過得比我更苦。

幼遭大難，家亡國破，忍辱負重，受眾人唾罵，萬人嫌棄，她們沒有放棄維護自己的權益，也沒有放棄生活。

慰安婦不應該是她們的名字，苦難也不是她們的代名詞，也許，歷史可以有另一種方式。導演郭柯給我們展現了這樣一種方式。

這部影片不講述她們當年的經歷，只是默默地記錄她們現在的生活。

滄桑風雨，她們選擇了用另一種心態去面對生活。

老人說，這世界這麼好，現在我都沒想死。

對她們來說，歷史已經過去，她們沒有終日怨恨，而是選擇了活在當下。慰安婦不是她們的名字，她們活生生地存在過。

郭柯說：「這是她們真實的狀態，我們沒有刻意地去塑造她們。從我來說，我看到她們都是比較平靜，甚至於快樂的。」

和韓國的那部《鬼鄉》不同，《鬼鄉》從名字開始，就註定了影片的絕望和不堪回首，一條遙不可及的回鄉之路，一段地獄般的時空回憶。女主角說：「回來的那天開始到現在，我也是留在那裡了。」

在《鬼鄉》里，時間是靜止的，人們紀念著那段刻骨銘心的歷史，緬懷著那些再也活不過來的人們。

而在《二十二》里，二十二個倖存者，這部片子的立足點，在那些活著的人們。影片緩緩記錄的是人們現在的生活，刻意地隱藏鏡頭的存在，只抒寫現世的人生，記錄著當下的點滴。

老人的生活大都很平靜，愛笑、愛熱鬧，每天挑水、做飯，日子過得與旁人沒有半分區別。

郭柯說「我只能選擇平靜，機器擺在門口，遠遠的深情的看她們一眼，我覺得這就足夠了。」

這不是一部催淚的電影，影片也不是要挖掘她們的苦難，既然遭遇無法抹去，一次一次揭開她們的傷疤，也有些過於殘忍。

林愛蘭老人15歲加入抗日游擊獨立隊，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娘子軍」，16歲那年不幸被俘，被扔進了慰安所。那段難以啟齒的烙印，讓她日復一日地遭受非人的折磨。

對於過去，她愛講自己光榮的事迹，拿出珍藏的兩塊抗日戰爭紀念章，那是2005年由中央政府頒發給抗戰老兵的。曾經有記者問她是否後悔當初參加游擊隊的決定時，林愛蘭撇了撇掉光了牙而凹癟的嘴，輕輕地搖頭，渾濁晦澀的眼睛過了許久才遲鈍地泛出淚花。

有一位老人說，她從不跟記者說真話。

那些記憶，都已經過去了，日日將其翻出來咀嚼，痛苦的是她們，滿足的是看客。

「那些事說不說已經不重要了，不要再從她們身上去壓榨什麼了。」郭柯說，拍攝這部紀錄片是為了不忘記，但不忘記的方式有很多種，「就像數數，不告訴你大家知道的一二三四，我就講五六七八，講她們的現在時。」

郭柯說，一開始要拍《三十二》的時候，他想探究老人的內心深處：「受過那麼大傷害，現在心裡是怎麼樣的？」

為了「技術」上的拍攝，郭柯會請韋紹蘭挑水，去市場，給丈夫上墳，「各種走來走去擺拍」，而拍了幾天以後，郭柯發現，一切都跟自己想的不一樣。在老人的家裡，「日本」並非敏感辭彙，窗台上放著日本友人送來的飲料，老人身上還有志願者給她貼的日本膏藥。

提起過去，老人不但沒有咬牙切齒地恨，反而能夠即興唱起山歌，帶著笑意。

這不是她的冷漠和麻木，也不是對過去的和解，而是用她的樂觀和堅韌稀釋了苦難。

韋紹蘭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吃野東西也要留著這條命來看。」

正是因為這一句話，才有了《二十二》的拍攝方式，「劇組的主要工作就是陪老人玩」，拍攝完全按照老人自己的生活節奏，每天只拍攝兩小時。

通過《三十二》，郭柯已經對老人們有了新的看法，歲月滄桑，她們並沒有陷在自己的悲慘回憶里，而是與記憶和解了，「陷在裡面的是我們，總想挖掘她們的苦難。」

她們才不是需要同情和憐憫的弱者，「苦難」二字絲毫不能讓她們的生活劃地為牢。她們正用著無比的堅毅和韌性，書寫著整個民族的強大和勇氣。

「我不想講曾經人們如何死去，」郭柯說，他想聊聊「後來人們是怎麼活下來了」。

這苦難不是她們的，而是我們整個民族的，而她們，是那段苦難歷史僅存的見證者。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苦難往事要消化，始終活著的中國人，不終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當終於有人把目光聚焦在這個題材上的時候，或許幸運，或許不幸。那些最終「活下來」的人們，也抵不過歲月侵蝕，正在一個一個地離開我們，但幸好，在還有人活著的時候，有這樣一群人，用這部讓大眾記得了她們。

我們來得太晚，她們走得太快。

咩咩的同事說，影片最後，3萬人的眾籌名單緩緩滾過，沒有一個觀眾提前離場。

銘記不是為了仇恨，正因為知道苦難有多苦，才懂得珍惜現世安穩。

我們不一定要對過去和解，但願都能夠心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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