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二十二》之前，你應該知道的一些背景

大家好，昨天我去看了《二十二》。

影片節奏緩慢、鬆散，但是這種風格正是我喜歡的紀錄片的感覺。儘管片中沒有勾畫出任何的情節起伏，但在播映過程中，還是能不斷聽到影廳中傳來啜泣的聲音。

實話說，這部影片氣氛很沉重。

但是在看片的過程中，我會時不時地走神，開始從自己之前了解到的「慰安婦問題」相關的知識里，嘗試著理解一個問題：

「這些慰安婦問題的受害者們，到底在追求什麼？等待什麼？」

或者說，如果我們把她們的行為理解為一種鬥爭的話，那麼，她們在為何而戰呢？

所以這就是我寫下這一篇的目的所在。我希望能通過我的整理，讓有心去影院支持這部影片的讀者們，或是想要大致弄清「慰安婦問題」的來龍去脈的朋友們，對「慰安婦問題」的前因後果，都能有一定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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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慰安婦制度」是如何產生的？

慰安婦的出現，其實來源於日本在戰前的「公娼制度」。

日本近代的公娼制度，源於1900年頒布的《娼妓取締規則》。在這部法案中，日本政府原則上同意了「政府註冊娼妓」的存在。從事賣淫活動的娼妓，需要在所在地警察局進行登記，獲得營業許可後方可營業。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首先開始於策動「偽滿洲國」的建立（1932年），以及在九一八事變（1931年）之後，關東軍對東北三省的佔領。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軍又在上海的國際租界里策動了一二八事變，與十九路軍在閘北首先展開激戰。1932年3月20日，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開始停戰談判，之後簽訂《淞滬停戰協定》。而日本也就此獲得了在上海駐軍的借口，將大批海軍及海軍陸戰隊送入上海。

隨著日本在華駐軍數量的增多，為了安撫軍心，解決在中國駐紮的軍官們的性需求，日本軍方便仿照在日治朝鮮半島上的做法，於中國的上海、長春、瀋陽等地設立了「慰安所」，並且在東北（包括偽滿洲國）開始推行與日本本土類似的「公娼制度」。

這一時期的慰安所中的「慰安婦」，絕大部分來自於自日本本土和朝鮮半島上募集來的年輕女性，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來自於婦女拐賣等等犯罪行為。

但是，在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開始之後，日本在華作戰的軍隊迅速擴充到了接近300萬人的規模。隨著戰事的不斷深入，在中國各地駐軍的日軍也逐漸分散。在這樣的情況下，日軍大本營許可了各地駐軍自行設立「慰安所」的要求。於是，中國各地的慰安所就開始大規模地出現。

在所有的慰安所中，位於武漢積慶里的慰安所，是日本佔領區內最大規模的一處。1938年武漢會戰之後，日軍多隻軍隊將軍部設置於武漢，因此在此地配屬的軍官數量劇增，也就催生了這個最大的慰安所的出現。在鼎盛時期，積慶里慰安所中來自日本的慰安婦多達130名，來自朝鮮的慰安婦為150名。

然而在一些交通偏遠的地區，日軍駐紮軍隊是無法建立起這樣規模的慰安所的。為了解決性需求，大部分連級以上的作戰部隊，都分別在駐紮地附近設立了大大小小的臨時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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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慰安婦制度」建立的目的何在？

在1932-1938年的這一階段里，慰安婦制度的設定，主要目的是為高級軍官服務。由於高級軍官人數不多，而且普遍受過一定教育，所以在慰安婦的人選上，日軍傾向於選擇通曉日語的日本籍和朝鮮籍女子。

但是在進入1939年之後，隨著侵華戰爭的加劇，日軍的衛生防疫部門發現有一些士兵在與私娼的交易中，染上了性病。性病一旦在軍隊中蔓延開，將嚴重影響部隊的作戰能力。對軍隊士兵的性行為進行管理，對日本軍部來說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同時，侵華日軍士兵這一時期里，也頻頻出現對佔領區平民的搶劫、強姦、殺害的犯罪行為。而隨著這樣的行為增多，在日軍佔領區內老百姓對日軍的仇恨也與日俱增，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地下抵抗運動和游擊隊組織。為了籠絡佔領區的民心，減少游擊隊的活動，日本佔領軍也提出應當對士兵的強姦等行為進行管束。

就這樣，在大本營的授意之下，慰安婦制度在日本的陸軍、海軍中得到了徹底的執行。日本軍方希望通過設立部隊慰安所，能夠對士兵和軍官的性行為進行集中的管理；同時，軍方也希望慰安所的設立，可以解決軍隊的性需求問題，減少軍隊在佔領區進行的強姦等行為的出現。

但是，這一切僅僅是軍部的一廂情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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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慰安婦」的來源

自1932年起，日本開始在本土和朝鮮半島，招募自願前往中國大陸的慰安所「工作」的公娼。由於提出的條件較為優厚，在最初的時候，很多在日本註冊的公娼紛紛主動來到上海、武漢、長春等地的慰安所。

然而，日本本土的公娼數量畢竟有限。隨著在華需求的不斷上升，軍方開出的募集條件越來越豐厚，一些「人口販子」便開始打起了主意。

1937年，日本警察逮捕了一名試圖誘拐17歲少女的一名人販子，並以拐賣人口的罪名對其判刑。這一事件發生的背景，正是慰安所大幅擴容的階段。為了獲得足夠數量的慰安婦，設立於上海楊家宅的一所慰安所，竟然促使軍方參謀從上海返回東京，向警察廳總長要求對「向軍隊提供慰安婦的人口販賣行為予以方便」。

自此之後，在軍方的壓力之下，警察廳選擇了妥協，不但對人口販賣行為睜一眼閉一眼，更是通過警察系統，將「動員、協助軍方籌集慰安婦」的命令，傳達到了各個地區的警察署中。

而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來的慰安婦的成本很高，許多規模較小，或是資金不足的慰安所，是拿不出資金來獲取這些日本慰安婦的。例如武漢的積慶里慰安所，為了降低開支，他們僱傭了大量的朝鮮人販，用哄騙「介紹工廠的工作」的方式，從朝鮮半島拐賣來了大量的朝鮮少女，強制她們在慰安所工作，接受日軍士兵的侮辱。

在1937年之後，一些日軍作戰單位深入到了中國大陸的腹地，在這裡他們不僅沒有條件建立有一定規模的慰安所，而且由於部隊的高度運動性，甚至無法在一個地區長久駐紮。為了解決性需求，這些軍隊往往與駐紮地當地的漢奸串通後，要求當地居民按照人口比例提供相應數量的年輕女性充當慰安婦。例如在武漢會戰期間，日軍對從武漢三鎮逃出之後，被日軍俘虜的數萬名難民曾提出，每100名難民中要選出一名年輕女性充當慰安婦。

漢奸組織也會對當地參加抗日武裝，或是家人中有有游擊隊員的女性進行報復，將她們抓獲後投入慰安所。在日軍佔領區內，先後有上千名游擊隊家屬遭到這樣的侮辱。

而那些在黃土高原、崇山峻岭、海南島上作戰的日軍，由於當地人口稀少，更是採取了更為令人髮指的方式：他們在佔領一處村落後，會將當地居民強制集中起來，挑選合適的年輕女性，在一處民房進行監禁，以「慰安」的名義進行輪姦。

這三種不同的「慰安所」形式，被分別命名為：

「軍部直營慰安所」：設立於各大城市，以服務中上級軍官為目的；經營業務由軍部直接指導，有軍醫定期進行性病檢查和衛生消毒。

「軍隊專用慰安所」：由漢奸組織與日軍聯合建立，由漢奸組織負責運營，同樣有軍醫進行性病檢查，並由憲兵管理紀律。

「臨時慰安所」：由各作戰部隊臨時設立，沒有運營，性病檢查、紀律管理一律沒有。雖然被冠名為「慰安所」，但其實與軍隊輪姦沒有區別。

在《二十二》這部電影中，大家可以看到分別屬於這三種不同級別慰安所的受害女性們：

被拐賣至武漢，最終在孝感定居的毛銀梅（朴車順），就是來自第一種「直營慰安所」中的漢口日軍慰安所。

在海南島參加紅色娘子軍，最終被不幸抓獲的林愛蘭，來自第二種「專用慰安所」。

而片中出現人數最多的，來自山西盂縣的多位受害女性，大多來自第三種「臨時慰安所」。

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對慰安所進行區別呢？

這是因為，在戰後對日本戰犯進行戰爭犯罪審判時，由於慰安所組成方式不同，是否被列為「戰爭犯罪」的標準也不相同。

對軍部直營慰安所來說，因為其組織運營都由軍部直接進行，因此毫無疑問，它被列為日本戰爭犯罪的證據。

對軍隊專用慰安所來說，日本軍方辯稱這是由中國的親日（漢奸）組織發起的慰安所，與日軍沒有直接關係，所以在是否能夠成為證據上具有爭議。

對臨時慰安所來說，其數量和形式在軍方記錄上都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甚至連數量和受害人數都無法弄清，因此也無法作為證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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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慰安婦權益保護組織的推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本陸軍、海軍強制或半強制徵集的慰安婦數量為 5-20 萬人。這其中有來自日本、朝鮮徵召的女性，也有用拐賣、誘騙方式，或是俘虜、扣押、強擄等等手段，強制進行慰安，被日軍當做性奴隸對待的中國、朝鮮、馬來亞、菲律賓、印尼、緬甸、越南、印度、荷蘭等國女性。

從年齡上來看，日本本土來到中國的慰安婦，大致上為20-28歲左右；而從朝鮮半島被誘拐來的女性，普遍為17-19歲，而且沒有性經驗的女孩占多數；但日軍在中國大陸進行強擄、輪姦的受害女性，年齡分布從14-40歲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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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慰安婦制度」是否真的達到了軍方的目的？

根據日本政府的調查，戰爭期間在日軍的佔領區內，總共設立了約400個慰安所（僅包括軍隊直營和軍隊專用慰安所）。其中，中國北部100個，中國中部140個，中國南部40個，東南亞100個，庫頁島地區10個，幾內亞地區10個。

在第二部分中，我為大家解釋了日本軍部設立「慰安婦制度」的原因。然而在實際執行上，慰安婦制度絲毫沒能改變日軍的野獸本性。

首先，在直營和專用慰安所中，每次與慰安婦發生性行為，軍人都需要交納一定數量的「軍票」。

「軍票」，可以理解為流通於軍隊系統和軍隊佔領區之內的一種貨幣，由軍方發行，按月如同工資的形式發放給作戰軍隊。但是在這些直營和專用的慰安所中，由於獲得慰安婦的成本較高，所以收費相當昂貴，並不是普通士兵可以負擔得起的。

另外，隨著中國大陸的戰事逐漸膠著化，大部分日軍部隊的駐外作戰時間拉長，而且頻繁要對游擊隊活躍地區進行清繳作戰。在這樣的情況下，士兵們前往大中城市的慰安所的機會更加稀少。

一方面缺乏足夠的資金，另一方面也沒有寬裕的時間，於是「慰安婦制度」根本無法滿足大多數下層士兵的需求。直接的證明是，儘管慰安婦制度在1941年之後完全確立，但日軍在中國大陸進行強姦、輪姦數量並未因此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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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慰安婦與慰安婦，也有著本質的區別

如果我們把在中國的慰安婦進行一下區分的話，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來自日本本土，之前是公娼，大部分為自願加入的慰安婦；

第二類：來自朝鮮半島，大部分沒有性經驗，年輕；

第三類：從中國各地強擄而來，大部分在小規模慰安所或臨時慰安所。

對於第一類慰安婦來說，她們在來到中國的慰安所前就已經是娼婦，而且與軍方簽訂有「勞動合同」。所以基本上在1-2年的合同期滿後，她們就會被軍方送回日本本土。

而這類慰安婦，也往往被日本右翼拿來「以點概面」地宣稱「慰安婦都是自願加入的」。事實上，自願成為慰安婦的女性，只是日本慰安婦中的一部分 —— 即使在日本慰安婦中，也有一些是人口販子拐賣來的女孩。

對於第二類慰安婦來說，她們中大部分完全沒有被釋放的可能：她們原本就是被人販子拐賣給軍隊的。事實上，這些來自朝鮮半島的慰安婦，除了一小部分在戰後回到了朝鮮半島之外，還有若干名朝鮮慰安婦選擇了在中國安家，其餘大部分都死在了慰安所中。

對於第三類慰安婦，她們的遭遇相當複雜。一些具有抗日游擊隊背景的女性，往往具有同時被嚴刑拷打和強制慰安的經歷，其中大多數都受盡折磨死在了慰安所中；而在大中城市的慰安所中的中國女性，會以數月為單位進行「更換」，釋放先前的慰安婦，再強制徵召一批進入慰安所；至於那些在「臨時慰安所」受辱的女性，由於日軍運動作戰的原因，大多會在幾天或幾周之內遭受非人的性虐，之後日軍便直接轉移，將她們還留在原來的村裡。

而深受「慰安婦制度」折磨之苦的受害者們，幾乎全部來自於第二類和第三類慰安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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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本政府是否向慰安婦進行過謝罪？

答案是肯定的。但這條路是非常艱辛的。

在日本宣布投降後，以美軍為首的佔領軍迅速展開了對日本軍隊戰爭犯罪的調查。然而，在這段時間裡，日本以「日本公娼制度」為擋箭牌，宣稱這些慰安所的設立，都是符合本國法律的合法經營行為。同時，在戰後大多數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不具有足夠的勇氣站出來進行指證，所以日軍的慰安婦問題，被長久地隱藏在了水面之下。

1970年，日本的女權運動家田中美津，首先在她的著述中提到了「從軍慰安婦」一詞。

1973年，出生於中國大連的日本作家千田夏光，發表了《從軍慰安婦》一書，並在書中提出日本曾在戰爭中強行擄走了20萬朝鮮女性，其中有5-7萬被充當慰安婦。然而，此書被日本右翼大肆抵制，宣稱書中的數據沒有根據。

1977年，作家吉田清治開始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一系列關於慰安婦的證言，涉及到了對朝鮮女性的綁架等等細節。但是他的這些證詞，之後同樣遭到了右翼的猛烈質疑，甚至對他的身份都提出了質疑。於是朝日新聞只得將關於慰安婦的報道擱置起來。

1989年，吉田清治關於慰安婦的書籍在韓國出版，之後在「向朝鮮及朝鮮人民公開謝罪促進會」的撮合下，吉田情治前往韓國，協助建立「慰安婦事件謝罪碑」。同時，韓國的幾個民間團體開始積極準備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謝罪和賠償。

到這時為止，日本右翼的「否認慰安婦」主張，在日本國內仍然佔有絕對的優勢。打破這一優勢的，是一名韓國慰安婦的出現。

1991年8月，67歲的金學順，作為第一名實名站出來作證的慰安婦，在朝日新聞上公開發聲，說：「請停止你們的謊話，我就是作為慰安婦，被綁架到戰場的活生生的例子。」

在金學順公開作證之後，日本右翼陷入了啞口無言的狀態。他們企圖將金學順的經歷污衊為「其實是被父母主動賣給人販」，但無論如何，她被強製成為一名慰安婦的事實，是無法改變的。

在金學順公開聲明之後，韓國與日本的關係迅速陷入了僵局，韓國國內掀起了反日高潮。1991年10月，韓國MBC趁熱打鐵，拍攝了電視連續劇「黎明的眼睛」，描寫了一名被日軍擄走成為慰安婦的女性的經歷。該片創下了58.4%的收視率。

1991年12月初，NHK電視台將金學順請到了演播間，與福島瑞穗（現任社民黨副黨首，參議院議員）和高木健一（日本人權律師）進行了訪談。

1991年12月6日，福島瑞穗和高木健一等律師聯合，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向總共9名韓國籍慰安婦受害者進行賠償。

1992年初，韓國的「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挺身隊是戰時日軍對慰安婦的另一種稱呼），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7項要求：

1. 在法律上對日軍的「慰安婦」進行認定；

2. 徹底查明慰安婦問題的真相；

3. 由國會通過後，向被害者謝罪；

4. 基於法律進行賠償；

5. 在歷史教科書上增加相關內容；

6. 在日本和韓國建立慰靈碑和慰安婦資料館；

7. 對相關責任者進行懲罰。

然而，如果究其原因的話，所有與慰安所設立相關的命令均出自日本軍大本營。而大本營的最高責任者，就是在2年多前剛剛去世的昭和天皇。

由於這一系列要求相當苛刻，日本政府的反應也很是謹慎，但民間組織卻並未因此停止活動。

1992年1月，日本律師聯合會委派了戶塚悅朗律師，成立了海外調查特別委員會，對戰爭中「綁架朝鮮人充當慰安婦」一事進行了調查。

1992年2月，戶塚悅朗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了相關問題的備忘錄，自此，「日本從軍慰安婦」的話題開始被國際社會所知曉。

1992年8月，在日韓關係急劇冷卻的背景下，中國與韓國發表了共同聲明，宣布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1993年8月4日，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相當於副總理+國務院發言人）的河野洋平，發表了著名的「河野談話」。內容摘錄如下：

「...... いずれにしても、本件は、當時の軍の関與の下に、多數の女性の名譽と尊厳を深く傷つけた問題である。政府は、この機會に、改めて、その出身地のいかんを問わず、いわゆる従軍慰安婦として數多の苦痛を経験され、心身にわたり癒しがたい傷を負われたすべての方々に対し心からお詫びと反省の気持ちを申し上げる。また、そのような気持ちを我が國としてどのように表す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有識者のご意見なども徴しつつ、今後とも真剣に検討すべきものと考える。 われわれはこのような歴史の真実を迴避することなく、むしろこれを歴史の教訓として直視していきたい。われわれは、歴史研究、歴史教育を通じて、このような問題を永く記憶にとどめ、同じ過ちを決して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固い決意を改めて表明する。 .....」

譯文：

「......無論如何，這件事情在當時的軍方的參與之下，是一起令多數女性的名譽和尊嚴受到了嚴重損害的問題。無論她們的出身地是哪裡，日本政府會利用這個機會，再次向這些作為從軍慰安婦，經歷了無數的痛苦，身心都負擔上難以治癒的傷痕的人們，從心底表示歉意，並對此做出深深的反省。作為我國對此事表示出的誠意，我們會多方聽取有識之士的意見，在今後認真地做出檢討。我們不會迴避這段真實的歷史，而是要將其作為歷史帶給我們的教訓，直視它的意義。我們會通過歷史研究、歷史教育的方式，永遠地將這一問題銘記在心。並且決心永不重複這樣的錯誤。......」

儘管河野洋平在發表這篇著名的《河野談話》時，並未經過內閣的討論，但作為日本的內閣官房長官，他的這一發言肯定不會是自己一時衝動之舉，很可能在背後有首相宮澤喜一的支持。宮澤喜一這個人就是這樣，說話又毒又損，所以這樣的場合就把河野洋平搬出來。

《河野談話》的效力，直到現在也沒有作廢。並且自2013年起，日本政府曾經多次聲明過「河野談話仍然有效，日本政府不會修改河野談話。」

自然，日本右翼非常不喜歡《河野談話》，曾經多次要求日本政府撤回它。另一方面，《河野談話》作為日本政府公認的發言，已經成為了中國、韓國對慰安婦問題進行探究的基準。

（河野洋平是日本政治家中左翼人物的代表之一，曾強烈抗議過李登輝訪日，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表示無fuck可說，反對修改憲法，而且多次表示安倍政權不應往右翼方向發展等等。另外，他對南京大屠殺的意見是：「大屠殺確實存在，但是數字上我們兩國之間有所出入。」）

（宮澤喜一在64歲時，被一名假冒的記者在採訪時用刀子頂住胸口，還被用煙灰缸打得頭破血流，但最後他單槍匹馬把這個35歲的記者制服了...）

1994年4月，剛剛當上法務大臣的永野茂門，在每日新聞的採訪中說了兩句話：

「慰安婦其實都是公娼，是合法的妓女。」

「我在事件之後不久就去過南京（永野是陸軍軍人出身），我覺得南京大屠殺根本是編造的。」（永野雖然是軍人出身，但1937年南京大屠殺時，他才15歲，尚未從陸軍學校畢業。）

11天之後，永野茂門被免除公職。

1995年8月15日，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村山談話》，也被稱為《戰後50周年談話》。在這個談話中，他再次複述了《河野談話》的內容，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向慰安婦受害者們正式進行了道歉。

從1970年起，到1995年為止，慰安婦受害者們用了25年時間，獲得了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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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何慰安婦受害者們無法得到賠償？

之前談到過，在福島瑞穗等人的牽頭下，金學順等在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以戰爭被害者為身份，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賠償訴訟。這一訴訟案件，被稱為《亞洲太平洋戰爭韓國人犧牲者補償請求案》。

1991年12月6日，這一案件首次被提交給東京地方法院。

1992年4月13日，案件的原告追加了6名慰安婦受害者，總原告數達到了41人。

訴訟代理人為以高木健一、福島瑞穗為首的律師團共11人。

2001年3月26日，東京地方法院駁回了賠償請求，原告方上訴。

2003年7月22日，東京高級法院駁回上訴，原告方提出繼續上訴。

2004年11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原告方確定敗訴。

在這連訴連敗的過程中，致使原告的慰安婦受害者一方接連敗訴的原因是1965年簽訂的《日韓基本條約》中，已經在第三條中寫下了：

「此條約簽訂生效後，日本承認韓國是朝鮮國家的唯一合法政府，國交正常化。除日本的附加援助之外，兩國間的財產、請求權一切視為得到了最終解決。」

也即是說，在日韓於1965年簽訂了這一條約之後，日本政府將不再具有向韓國及韓國的任何團體、個人進行賠償的義務。

但是，儘管日本政府根據這一條約，拒絕了向慰安婦受害者進行官方賠償，但作為部分由日本政府出資的民間組織，以「亞洲婦女基金會」為首的一些基金會，從1995年開始向亞洲一些地區的慰安婦受害者們發放補償金。

1997年，「亞洲婦女基金會」提出向韓國、台灣、荷蘭、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慰安婦受害者總計285人，每人支付200萬日元的賠償金。

但是，這一提案遭到了韓國、台灣等地的慰安婦受害者組織的強烈抗議。因為他們的宗旨在於「促使日本對慰安婦行為立法，通過國家賠償的形式進行補償」。來自民間基金會的補償並不是他們想要的結果。

1999年6月，韓國政府提出，「拒絕接受民間基金會賠償的慰安婦受害者，政府將向她們發放等額的資金，以表達對日本政府態度進行對抗的鼓勵」。簡單來說，韓國政府告訴所有的慰安婦受害者：「只要你們不接受日本民間組織的資金，他們答應給你多少，我就會給你多少。」

韓國的全部慰安婦受害者都接受了政府的提議。

2007年，由於「亞洲婦女基金會」的提議長期得不到回應，該基金會不得不宣布解散。

2015年，為了打破慰安婦問題的僵局，日本向韓國派出了外務大臣岸田文雄進行商議。在會談中，岸田文雄提出：「為了解決眼下的僵局，日本政府願意向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支援團體支付10億日元，作為他們的活動經費。」

因為這筆款項是以日本政府的名義，支付給慰安婦支援團體，而不再是民間基金會的「收買」，因此這一提案被韓國方接受。

至此，韓國的慰安婦問題得到了最終解決。

一些市民團體在首爾的日本大使館門前設立了「慰安婦少女銅像」，以紀念這一歷史性結果的達成。這一銅像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她平靜的表情下，攥得緊緊的雙拳。

從1991年提出訴訟，到2015年的最終解決方案，韓國民眾、各種組織和政府齊心協力，彼此扶持，用了24年時間，終於為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們贏得了公理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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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應該怎樣爭取這樣的結果？

我們又能為我國的慰安婦受害者做些什麼？

如何在她們所剩無幾的有生之年，給她們的靈魂以安慰？

而不是讓她們這樣忍氣吞聲地帶著遺憾走向孤寂的死亡？

這是我想請每一位想要去看，或是已經看過《二十二》這部紀錄片的人進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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