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姓埋名、洗白過往：731部隊殺人科學家的戰後高尚生活

天下 08-16

文 |南香紅

戰後，他們回歸日本的庸常生活，換上了一副溫和有禮的面孔，對過去隻字不提，他們成了好丈夫和好父親，漸漸老去而佝僂的身軀讓人們認為他們是那種即使是交通事故傷害他人都會感到極度痛苦的人，更不要說殺人。

戰後細菌戰的科學家們幾乎毫無例外，都過上了上等的、受人尊重的生活，他們不是在政府重要部門任職，如文部省，就是在軍事部門，如自衛隊、防衛大學任職，或在日本的大學、學界成為大學者，還有在大的醫藥企業如武田藥品任要職，最差的也是自由行醫，衣食無憂。甚至整個日本的戰後生物醫藥化學科學的起飛都緣於這些應該站到戰犯審判法庭上的人們。日本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戰後八任所長，七任中有前日本細菌戰部隊和機構成員的背景，其中一位副所長曾經在南京的1644細菌部隊負責秘密鼠疫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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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NHK播放關於731部隊進行活人實驗的紀錄片，出現了一大批日本科學家名字，他們大多出於日本帝國的最高學府——京都帝國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雖然有人也曾出現過內心的掙扎，但他們最後都積极參与了那場「科學的狂歡」，當戰爭結束，美國和日本完成了那樁醜陋的交易之後，他們大都沒有受到審判和懲罰，安然開始了他們的戰後生活……

▍一

1994年開始進行細菌戰受害者對日訴訟後，作為原告團團長的王選，開始關心一個問題：戰後，那些曾經在731工廠進行人體實驗，生產細菌的科學家都幹什麼去了？

王選開始一點點搜尋戰後未受任何懲處的日本細菌戰研究、開發和使用者的蹤跡，發現得越多，王選越感到震驚：「這些應受嚴厲懲處的戰犯在戰後日本事業上的風調雨順，擔任了日本政府機構、研究機構、大學學府的要職，成為日本新一代的精英分子！」

「這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戰後日本的社會構成，也說明日本的『歷史問題』源遠流長和根深蒂固。實際上，未受到追究的醫學犯罪，在戰後日本社會中繼續產生影響，造成現實危害。」

這種歷史問題造成社會危害的典型例子，是王選在日本遇到的眾議員川田悅子，她的兒子川田龍平就是受害者之一。731部隊細菌戰骨幹，石井四郞的左右手內藤良一戰後成立的綠十字公司，為牟取暴利出售帶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製品，致使日本國內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血友病人感染上艾滋病毒。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綠十字公司藥物致害醜聞不斷。根據最近發現，綠十字公司所售藥物還使成千上萬日本人感染C型肝炎，可能感染者人數據說達200萬。2000年2月，幾位綠十字公司負責人被判刑，綠十字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收買，成百上千控告前綠十字和它的繼承公司的訴訟在日本法庭懸而未決。

綠十字醜聞事件下的抗議活動

1989年東京出版的雜誌《Days Japan》第六期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這是一篇表揚戰後創造日本經濟奇蹟的精英的長達15頁的文章，題目是《黑色血液和白色基因》，數十名科技人員的照片登載在上面，此外還有日本著名的防疫藥品研究所的9位前任所長的照片，這些人大都出身「高貴」，不是東京帝國大學，就是京都帝國大學，但細細考察，他們與731部隊的關係就暴露無餘。內藤良一創立了綠十字公司，731部隊第二任部隊長北野政次為綠十字公司最高顧問、東京分社社長，731部隊結核課課長二木秀雄為綠十字公司創立者之一、股東，9420部隊的大田黑豬一郎是綠十字公司京都分社社長。

還不只一家綠十字公司，戰後很多日本大型正規製藥公司都僱傭了前731部隊成員，並將他們放在關鍵性的崗位上，它們包括武田製藥公司、早川醫藥公司和S.J有限公司等。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金澤大學、昭和藥科大學、名古屋市立大學等都有731部隊的成員，或當校領導或是學科帶頭人。731部隊的成員在戰後大都混得不錯。

731部隊病理課課長岡本耕造戰後是京都大學醫學部部長、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後來爬上了第59屆日本病理學會總會會長的位置；731部隊的田宮猛雄為東京大學醫學部部長、國立癌中心總長、日本醫學會會長；731部隊霍亂課課長湊正男、傷寒課課長田部井戰後是京都大學醫學部教授；那個以解剖活人著稱的石川太刀雄丸，號稱731部隊「快刀手」的病理班班長，成了金澤大學的校長。

而731部隊研究骨幹金子順一等一干人馬，則進了日本防衛廳、防衛大學和自衛隊，成了軍方人士，其中731部隊大連支部中黑秀外之是自衛隊衛生學校校長；園口忠雄，731部隊寧波細菌作戰運輸指揮官，成了陸上自衛隊衛生學校副校長；731部隊航空班班長，駕駛飛機向中國常德、寧波等地撒細菌的增田美保，成了防衛大學陸上防衛學教授。

在政界，731部隊氣性壞疽、炭疽班班長植村肇是文部省教科書主任調查官，這種背景可以想見他對731部隊和細菌戰寫入教科書會是什麼樣的態度。

吉村壽人，731部隊凍傷課課長，戰後成了日本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校長，出自他手下的學生成千上萬，不知道他會如何教給學生醫學倫理和對生命的尊重。

當年日本為了實現征服西伯利亞的野心，凍瘡研究便成為當務之急。吉村壽人被從日本調往東北。在NHK的紀錄片里引用了他日記里的記述，講到自己被從火熱的研究里調入731部隊，感到「身體被撕裂般的痛苦」，並受到導師不接受調遣就會被逐出師門的威脅，但片子里沒說的是，他到了平房731部隊，就得到一大筆基金，在平房給自己搭建一棟兩層建築，其中包括一個室內的人類冰凍實驗室，這樣他就可以在一年四季里隨時進行冰凍實驗。在實驗室里，醫生們可以隨意控制實驗對象暴露的環境溫度，甚至可以讓他們遭遇零下70攝氏度的極冷環境。

實驗都是在活人身上進行的，一層層的水澆在他們的胳膊和手上，等皮膚表面結了冰，技術人員會有刨削工具鑿掉，然後再澆上冰水，反覆多次後，拿一根棍子敲打他們的手臂，當發出敲擊木板才會有的響聲時，表明人體組織已經凍結實了。

經過反覆的冰凍與結凍實驗，他們最終確定讓冰凍的組織重回健康狀態的最佳方法是在流動的熱水裡解凍，而且水溫精確到37.7攝氏度。而如果水溫達到50度，就會適得其反。

這個科學數據背後，是大量的活人飽受冷凍與解凍的折磨，他們的四肢或者因為凍瘡而產生壞疽，或者被截去四肢，或者因為壞疽而死去。

戰後的吉村一直隱瞞著自己的過往，當日本記者近藤昭二90年代找到吉村壽人，問他是不是731部隊凍傷課課長時，這個大學校長奪路而逃。

「你是不是731部隊凍傷實驗班班長？」近藤問。

「有這樣的事嗎？雖然同名同姓，但我不是。」

這是近藤對吉村壽人的第一次採訪。

10多年後，近藤用證據證實了這個人就是731部隊凍傷實驗班的班長，他們將人脫光鞋子露出手，綁在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戶外，直到手和腳敲擊時發出「梆、梆」的響聲為止，然後再將人拉到熱屋子裡進行解凍，解凍之後，再到室外進行冷凍，以此找到人體冷凍之後最佳的解凍溫度和方式，目的是為日本的攻佔西伯利亞計劃找到應對寒冷天氣的方法。

王選根據對70年代末以來在日本、英國、美國、加拿大發表的有關研究和專著檢索發現，在戰後，當年拿人體所做的實驗，竟然成為細菌戰科學家們佔領政府、醫學、教育、科學領域要職的敲門磚，一個規律顯示出來，當年越是研究深入、殺人多的科學家，戰後佔據的地位就越高。而這樣做的時候，沒有人表現應該有的反省和心理矛盾。

金子順一在東京審判一結束就把他在中國所做的研究論文，提交到東京大學申請博士學位。金子順一在戰後接受美軍調查時，曾經對於731部隊的人體實驗及細菌戰攻擊極力隱瞞，後來在免於起訴的許諾下才講出真情。他是日本細菌戰研究和實戰中關於鼠疫細菌武器的核心研究專家，為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他將自己戰時在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工作期間，從1940年6月至1944年7月所撰寫的8篇細菌戰研究論文收集整理成《金子順一論文集》，這份論文在1949年獲得了東京大學的審查，金子順一順利得到了醫學博士學位，這8篇論文一看就是細菌武器鼠疫殺人的詳細研究，就算這樣的內容，東京大學校長也在上面簽上了自己的大名。

如此行事的還有笠原四郎，731部隊病毒、力克次體課課長。在平房進行秘密研究的同時，他就擔任北里大學的教職，是日本社會頂級生物學家之一。

1941年他成功分離出了出血熱的致病病毒，1943年4月2日，作為日本主流報紙的《朝日新聞》刊登題目為《軍醫的又一聲吶喊：可怕的出血熱病原體今已查出》的文章。出血熱是一種東北的地方性流行疾病，病毒是由老鼠身上的扁虱所攜帶和傳播的，當時，731部隊的673分隊駐紮在東北小鎮孫吳，在那裡治療蘇聯邊境上得病的鐵道工兵，笠原發現了出血熱的致病源——一種寄生在扁虱體內的細菌，當時科學界曾普遍懷疑，出血熱致病的微生物是力克次體，這次發現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成就，這種死亡率10%的疾病被命名為孫吳熱，其後，笠原發表於《日本生理學刊》（日本頂級醫學期刊）上的論文，都是以虛假的數據形式來發表，因為需要掩蓋背後用活人做實驗的事實，其中描述了一隻實驗室的猴子發燒時的體溫達到了40.2攝氏度，破綻就出在這裡：任何各類的猴子都不可能有如此高的體溫，只有人類可以。

直到1985年，笠原在接受英國研究人員的採訪時才承認，論文中的種種病變，並不發生在猴子身上，而是發生在人身上。戰後回到日本，他繼續在北里研究所做研究，並出任副所長。

▍二

1931年9月18日，瀋陽奉天郊外發生了柳條湖事件，日本關東軍自己爆破了南滿洲鐵路，製造了並挑起了戰爭，這就是「9.18事變」。

而在日本本土，日本軍醫學校緊急完成了戰時體制，軍醫學校防疫部動員大批臨時僱員，生產傷寒、鼠疫、霍亂等各種疫苗，應對日本軍隊在戰場上的防疫問題。當時對霍亂既不能預防也無法治療，還有傷寒等，成為日本軍隊減員的一個重要因為，日俄戰爭中，有報告說日軍死於戰場死亡的只佔死亡總數的22.8%，多數死亡是因為軍中疫病的流行。

一個人冒了出來，發明並生產了個人專利產品，一種能大量培養細菌的培養罐：「石井式培養罐「，可以大量生產預防痢疾的藥片。

就在這一年，這個叫石井四郞的人，給日軍高層指揮官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現在是時候開始我們的實驗了。我們請求前往滿洲開發新武器」。

日本的細菌戰理論，早已在1940年之前成熟，除了石井四郞是這方面的「大專家」外，還有一位就是增田知貞。他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細菌學博士，石井四郞的校友，《陸軍學校五十年史》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所出的一部校慶書籍，其中記載，增田知貞發表論文18篇，比他的學長石井四郞的理論文章要多得多，石井也不過有有5篇而已，因此增田知貞是公認的日本著名的細菌戰理論家。

1947年11月，增田將他完成於1942年的《細菌戰》一文交給了美國底特里克基地的調查官愛德華.希爾博士。希爾將之譯成18頁的英文，附在《希爾報告》之後，並在《細菌戰》的末頁親手手書「Incredible」（難以置信），以表達了他的對於增田的細菌戰理論的驚訝。

美國檔案解密後，近藤昭二找到了該文，並把它編入《731.細菌戰資料集成》CD-ROM版出版，至此，中外學者才了解到日本當年細菌戰理論的成熟、慎密與殘酷。美國檔案解密後，近藤昭二找到了該文，並把它編入《731.細菌戰資料集成》CD-ROM版出版，至此，中外學者才了解到日本當年細菌戰理論的成熟、慎密與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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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細菌戰】

「我方為了獲取更有利的（戰略）位置而對敵方使用致病性細菌以破壞敵方有生目標的行為稱作細菌戰。」

【細菌戰的特點】

「由於疫病的自然流行和人為爆發是很難區別的，因此細菌戰具有隱蔽性，我們要以利用細菌戰去隱蔽地達到戰爭目的。」

【細菌戰的功效】

「細菌戰不僅能用來殺死敵方軍人，而且能用來破壞敵方領土內的人口、牲畜、家禽、穀物和蔬菜，還能用來針對敵方的同盟國家。」

【細菌武器的種類】

「可以用於細菌戰的致病微生物有如下種類：鼠疫、霍亂、傷寒、痢疾、肺結核、馬鼻疽、炭疽、地中海熱、兔子熱、破傷風、氣壞疽、肉毒桿菌毒素、白喉、葡萄球菌、鏈球菌；螺旋體和病原蟲：急性傳染性黃疸、回歸熱、性病、瘧疾、黑熱病；立克次氏體：斑疹傷寒、爆發性斑疹傷寒、恙蟲病、洛磯山斑疹熱；病毒：登革熱、黃熱、天花、口蹄疫、狂犬病、流行性腦炎、流行性貧血」。

【細菌戰的攻擊目標】

「細菌戰的攻擊目標通常可有如下選擇：（1）人口集中的戰區）；（2）重要的軍政人物（3）軍隊集中的城市；（4）位於交通沿線的城鎮、鄉村；（5）首都和重要城市；（6）軍工廠；（7）航運和交通系統；（8）學校、劇院和人群集中地；（9）水源地；（10）內河與沿海的重要目標；（11）軍馬等軍用動物；（12）大範圍供應的糧食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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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完美清晰的細菌戰理念出現於1940年代的日本，使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科學手段來管理細菌戰爭的現代國家。

在這之前，用微生物來充當戰爭武器從來沒有被人們認真地考慮過。當年的人們可沒現在的醫生那樣掌握著種類繁多的抗生素。在日本細菌戰研究的科學不斷找到更強大的鼠疫、炭疽、霍亂傷寒等細菌武器的時候，當時就算是最先進的國家，人們用來抵抗細菌感染的藥物也只是磺醯胺化合物。直到1940年，美國才找到了大規模生產青黴素的方法。也就是說，在當時如果被生物武器攻擊，基本上等於沒有有效的藥物來救治。

1940年天皇下達密令，增加秘密部隊的研究人員、實驗室和武裝人員的配備，731部隊增加到3000人。近藤找到的1941年的《滿洲駐屯陸軍部隊的編製及編製改正完成之件》等文件顯示，正是基於天皇編製權的軍令，確定了這支部隊的編製和擴編。

「關東軍給水部」處於關東軍司令官統轄之下，分別隸屬於關東軍司令部第一（作戰）部和該司令部軍醫部，實際上石井四郎可以越過關東軍，直接與東京的參謀本部聯絡，尋求指示，而且他也常常這樣做。外表上這隻部隊是為軍隊提供「防疫」、「供水」，實際上是開發細菌武器並將其實推向戰爭運用。在極秘密的情況下這隻部隊每年會得到1000萬日元的經費（1940年數額），經費是在對國會議員也保密的情況下支出的。

實施細菌戰的四個條件，一是需要大量經過專業培養的科學人員，基礎科學研究要達到一定的水準，並形成一定的研究高度；二，科學研究和生產能夠支撐其進行細菌戰的細菌武器，並能找到具體的施放方式，而這種施放方式能夠保障細菌和微生物能夠始終處於活躍狀態，並能感染到人，而且更重要的一條是，感染到人後，還能形成更大範圍的流行；三是攻擊方能夠找到避免自己同樣受到感染的的方法；四是政治方面國家的領導人和細菌戰的執行者喪失人類倫理的底線。

而快速取得數據的最好辦法就是直接在人體上進行實驗。

石井四郞把平房打造成了這樣一個地方：在這裡不用區分對與錯，這裡是研究尖端科學的地方，不應受倫理制約。1938年，石井四郞從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帶來7名教員來擔任平房主要項目的主任，就算是到了平房不願意參加殘酷的實驗的人，也會被德高望重的前輩老師們以「你不按我的去做，就把你逐出師門」相威脅。

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更浸透了對科學成就的追求，使這些研究者認為用人體做實驗與植物或動物做實驗毫無二致，而日本人又是人類中的「神選民族」，是「天照大御神的子孫」，天皇就是活著的神，用劣等的中國人進行實驗，是讓這些人沒有價值的人為一個更高的事業而犧牲，反而成全了他們。

▍三

1936年秋，「關東軍防疫部」圍起哈爾濱郊外平房六平方公里，開始建造設施。

為了保守「國內不能做的事情」的秘密，平房設施內被隔離的特設牢房7號、8號樓，石井四郎不放心交給別人來管理，只有自己的二哥石井剛男。剛男在平房不使用石井這個姓氏，而是使用了假名，叫「細谷剛男」，他擔任班長進行現場指揮。而他的三哥，石井三男，則在731部隊擔任動物班的班長。每天出入7、8棟的人員要向保密班作業人數，作業人身份證明及接受身體檢查等。

7號、8號樓是一個特設的監獄，它被圍在3、4、5、6號樓中間，從外面完全看不到。而且，入口處還有一扇沉重的鐵門。這個特設的監獄有20多個房間，最多可收容400名犯人，裡面關押著中國人、蘇聯人、朝鮮人、蒙古人。這些人被取消了姓名，全部以圓木代稱，以一根、兩根來計算。圍著7號、8號樓的3、4、5、6號樓形成一個巨大的口號型，因此被稱作「口號樓」或「四方樓」，它們是三層的巨大堅固建築，大小約100米×100米見方，1940年建成時，這裡冷暖氣設備完備，它是731部隊的第一部細菌研究部與第四部細菌製造部所在地，這裡可以直接從被圍困在中間的7、8號監獄樓里提取活人進行鼠疫、霍亂、傷寒、炭疽菌等細菌武器的研究和製造。

1938年6月根據「關東軍參謀部命令第1539號設定了「特別軍事區」。到1939平房的設施完成時它的規模令人驚異。從平的藍圖上看，營內至少建有76棟建築，包括巨大的本部樓房，研究室，文職人員宿舍，兵營，彈藥庫，實驗動物用的小屋，馬廄，還有解剖房，可全年使用的凍傷實驗室，監獄、專用飛機場，發電站，處理人體和動物死骸的3個焚屍爐等。除些之外，平房還有日本上流社會所具的從精神到物質的所有東西：一座神道教廟宇，幾間飯店，一所酒吧，一間為731隊員子弟提供小學和初中教育的學校，一座可以放電影的大禮堂，一個游泳池，幾座花園，一座圖書館，以及為部隊栽培果樹和蔬菜用的大農場，農場里還配備了幾個植物細菌武器實驗用的溫室。還有一些小型娛樂場所。

日本的科學家白天殺人做實驗，晚上則享受著有聲有色的生活。

基地的覆蓋面積達6平方公里，規模可與奧斯威辛集中營匹敵。

1952年1月的《每日新聞》發表了一個飽受良心譴責的當事人（真實身份至今不明）以「前日軍上校板木千葉」為筆名的文章，披露了平房建成時石井四郞發表講話的情景：

1936年秋，在平房的新建的大型行政辦公樓的會議室，石井向60多從日本彙集而來的科學家發表演說，這間會議室有著日式的空曠和簡潔。會議室中間一塊正方形的地毯上，擺放著一盆怒放的菊花，它是這間房子里的唯一裝飾物。石井面對這些日本一流的生物、醫學家說：「作為醫生，我們的天職就是去挑戰由微生物所造成的各種疾病，去阻斷所有入侵人類身體的道路，去戰勝我們身體內的所有不速之客。去創造一套最有效的治療方案。儘管，我們現在所從事的研究工作與這些原則相背，並可能使作為醫生的我們感到有些許的痛苦，但是，我懇求你們進行這項研究，因為，它將給你們帶來雙重的激動。一是作為科學家，可以盡你所能地去探尋自然科學的真理，研究與發現那個未知的世界；二是作為軍人，可以成功地研製出一種制敵的有力武器。」

「而平房預備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豐富資源和自由處置權，除了在座的各位，其他任何人，就算在他最瘋狂的夢境里，他能想到在這樣的曠野中，竟有一間如此先進、傑出且有文化的實驗室嗎？」

柄澤十三夫就是用這樣的理論來說服自己的，這個原本立志要做一名仁醫的清貧農家子弟，在「勉勉強強地參加到細菌戰的準備工作後」改變了想法，而改為篤信、崇敬和為做大的事業而獻身的高亢情緒，「我清楚地確信石井在那裡打開了一項偉大的科學實驗」。在短暫的心理不安之後他很快就說服了自己，毫無負擔地投入到細菌製造中。

「人體實驗明明白白是件壞事。但是在「731」等地正是那些有思想、有辨別能力的醫生們在干。在通常的社會中，這些人決不會去殺人。他們是那種即使是因交通事：故傷害他人都會感到痛苦的人。」日本細菌戰研究者常石敬一在他的細菌戰部隊和兩名自殺的醫學一書中寫道。

他們或者是兒子，或者是父親，平常都是善良的人，但進入平房的體系里，便毫無良心不安地殺人。

沒有懺悔，更不要說公開承認自己所做的惡行，或許在他們看來那只是再正常不過的「科學研究」，或者可以把責任推到「戰爭狀態」上去，正如石井的女兒評價父親：「如果沒有戰爭，沒有選擇醫學這一條路，以父親的天分也會在醫學以外的領域，或許就是在政治方面有所成就，會成為一個獨特的政治家。父親作為帝國陸軍的軍醫和軍人，在職期間做的事情或是被迫的一切事情，以任何道德標準來衡量，都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即使這樣，不能忘了這都是在極其異常的狀況下發生的。當時是戰爭中」。

這種說法不無其合理之處，這些日本的精英科學家們，如果在和平狀態，很可能都是對人類健康事業卓有貢獻的人物，但他們如何從日常的自我，安然轉向了殺人的他者？在731部隊，所有關於人性的認知都不見了，置換成可以若無其事的作惡的「731部隊模式」。因為是在特殊狀態下，那個原本的自我，如何應該為他者的那個我承擔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