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闆到導演，拍出《打工老闆》《喜禾》……他把鏡頭對準邊緣群體

張唯 電影導演 代表作《打工老闆》、《喜禾》

原標題：張唯：把鏡頭對準邊緣群體

《喜禾》拍完三年之後，片中主角喜禾和媽媽田琳遇到的難題，現實中政府給出了回應。

2017年5月1日，國務院頒布的《殘疾人教育條例》修訂案在全國正式施行。修訂案提出，「殘疾人教育應當提高教育質量，積極推進融合教育，優先採取普通教育方式。」

這是電影《喜禾》中，田琳做夢都希望實現的事情。

《喜禾》是導演張唯拍攝的一部關於自閉症兒童求學的電影。9歲自閉症孩子喜禾在媽媽的堅持下，努力想要回到普通學校上學，卻受到其他家長的聯合抵制。

融合教育作為解決方案，片里片外都是自閉症家庭一直想要推動的事情，《喜禾》展現了這其中的無奈。在片尾，張唯設置了一個多方討論的情景：造成喜禾被學校趕出來的局面，到底應該由誰來負起責任?是強硬的普通孩子家長，是最終向多數派妥協的學校，還是缺位的社會保障制度?

如今政府終於拿出態度，《殘疾人教育條例》修訂案規定：保障殘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禁止任何基於殘疾的教育歧視。

張唯與《喜禾》演員

張唯不覺得自己的電影從中起到了什麼作用，「這是一個社會變化的過程，當時社會那個狀態，我看到問題了，我拍了部電影，但是社會不斷在進步，政府看到問題了，發現社會體制的問題，政府就頒布法律了。不是我影響它，是這個社會發展必然的結果。」

《喜禾》的工作人員和張唯開起玩笑，「是時代趕上你了。」

沒有市場

《喜禾》的故事是有社會原型的。

《喜禾》劇照

2012年9月，一則新聞在網路傳開，深圳一位自閉症兒童被19名家長聯名「趕出」學校。新聞中的媽媽想讓孩子在普通學校就讀，和正常孩子一起成長，融入正常社會生活。在跟班試讀兩個月之後，班主任拿出班上19位家長的聯名信表示，由於孩子的行為無法自律，難以遵守課堂紀律，已影響到其他孩子正常學習，要求孩子退學。

校長的表態顯得無奈：迫於家長和班主任的壓力，學校實在沒辦法再接收這個孩子。

張唯看到新聞，立即決定據此調整手中的劇本。

彼時，他的手裡已有一個關於自閉症的劇本。他想拍攝一部反應自閉症患兒上學難、生活難的電影，已經為此採訪、準備了近兩年時間，但是劇本圍繞三個自閉症孩子的故事展開，而他一條故事線都不想放棄，創作陷入瓶頸。

對於自閉症家庭所面臨的問題，新聞中的故事具有一定代表性，媽媽堅持和命運抗爭的精神讓張唯感到動人。他決定把整個新聞事件還原於電影中，再加上一些此前調研中採訪得來的故事，「我就是想盡量還原它，讓這部電影具有真實性、合理性，然後在技術上體現作品的戲劇性。」

在《喜禾》拍攝之前，每一位主演都與深圳元平特校以及紫飛語特殊兒童康復中心的師生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張唯希望他們能真實感受這個群體的生活，以確保表演貼近事實。

現實題材、沒有明星、非大製作，張唯明白這樣的電影不會有市場，他只希望能夠在小部分人中引起共鳴，給社會帶來一些思考。

這樣的電影往往在電影節上很受歡迎，《喜禾》獲得了美國紐約SR社會性電影節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獎、印度班加羅爾國際電影節特別貢獻獎。在義大利遠東電影節，張唯回憶，「一千多人觀看，結束之後現場響起三次掌聲。」

2017年6月7日，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為《喜禾》舉辦華東地區首映禮，場面讓張唯感到意外，「省教育廳、市教育局領導，學校領導、黨委書記，記者全來了，幾千人一起看，我們平時哪有這麼大的場面?」和義大利電影節不同，這一次的現場，張唯說，觀眾更有共鳴，「因為他們就是專門做特殊教育的，從眼神里可以看到他們在哭，很多人熱淚盈眶。」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還為此舉辦了一場「關注殘障人群」主題研討活動，作家畢飛宇在嘉賓之列。畢飛宇關注殘疾人特殊群體，曾經寫過一部反映盲人工作和生活狀態的小說《推拿》，獲得茅盾文學獎。有感於《喜禾》展現出的社會現實，畢飛宇說，「我渴望這部電影能夠到社會上公映，讓更多人看到，我這個願望特彆強烈。」

《喜禾》已經拿到龍標(電影公映許可證)，張唯對票房不敢做太多期待。如果有票房收入，他打算捐給自閉症孩子做福利，「這個故事本身來源於這個群體，如果可以幫著做些事情，這是一個循環。」

不定調子

曾經有外媒說，如果想要了解中國的現狀，可以去看看張唯的電影。

「真實」「合理」是張唯給自己電影貼的標籤，他的作品都取材於現實，並且建立在長時間的採訪調研基礎之上。

《打工老闆》是張唯的代表作。民營玩具廠老闆林大林在玩具廠紛紛倒閉的行業背景下，試圖以外企「唯愛樂」的訂單扭轉經營困境，「唯愛樂」藉機壓價，加上原材料漲價、工人勞動力成本增加、記者卧底等一系列事件的壓力，工廠最終倒閉，林大林走投無路。

《打工老闆》的故事源頭是富士康跳樓事件。張唯當時正在深圳，被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震撼，他決定研究背後的原因，以此拍一部電影。在收集富士康事件資料期間，東莞一位老闆因經營不善付不出供應商貨款和工人工資，自殺身亡。兩件事情聯繫起來，張唯開始思考，在「中國製造」的大旗下，到底是誰剝削了誰，誰養活了誰?

為了儘可能平衡各方關係，張唯設定了老闆、工人、卧底記者、外商多個視角，和編劇走訪了廣東數十家工廠、行業協會，甚至採訪了當年富士康事件的卧底記者，力求把故事做得合理。劇本幾易其稿，前後8名編劇參與創作。張唯借林大林之口提出讓人深思的問題：是誰撐起了「中國製造」的大旗?「中國製造」還能走多遠?

《打工老闆》男主姚安濂(左一)憑此角獲得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

電影在蒙特利爾上映時，有華人老闆走過來抱住林大林扮演者姚安濂哭著說，「你演的就是我。」姚安濂憑此角獲得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

但也有部分西方媒體質疑該片將中國製造業的困境「歸咎於西方資本的壓榨」，這是張唯不願意看到的解讀，「我不是針對美國，更不是針對美國人，我說的是處於經濟鏈條上游的跨國企業。」張唯解釋，造成中國代加工業困境的因素很多元，中國的企業只能接到很低的價錢來做，也是真實的情況，「我希望全世界的觀眾有這樣的勇氣來面對這個現狀。」

張唯坦陳，自己受西方政論片風格影響很大，不會在作品中設置價值判斷和引導，只會儘可能把事情真相還原，「政論片都是揭露社會黑暗、社會體制的問題，但是他們都不定調子，不做評判，好壞全由觀眾來評判。」

張唯也多次拿桑德爾作比。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的《公正》一書講述了很多道德悖論：剎車失靈的列車開到岔路口，一邊路上是五個人，一邊路上是一個人，你該怎麼選?失聯的小船漂泊在大海，如果必須殺死一個人作為食物讓剩下幾個人活命，是否可以這麼做?桑德爾並沒有給出所謂的正確答案。「他是教授，面對幾千人聽課，他都沒有定論，只是提出好多問題，讓你自己想，自己找合理的理由。」

張唯說，這是他崇尚的做電影的態度。

「我只是一個導演，我這只是一部電影。」張唯以此回應別人對其電影背後深意的揣測。

別太功利

張唯曾經也是一位老闆。他很早去深圳創業，製作可視對講門鈴系統，完成了財富積累。

他喜歡電影，2000年開始涉足電影投資，後來乾脆賣掉公司，系統學習電影。從2006年至2010年，他先後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文學系進修班和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文化學及電影學專業進修班學習，從此走上電影導演的道路。

張唯身上依然有老闆的痕迹，他把日子過得講究。在他北京別墅的後院，有人替他種植有機蔬菜，飼養各種家禽。他用一面長長的牆做酒窖，幾十個柜子放滿各種酒。

對於過去「做老闆」的日子，張唯不願多提，他更喜歡自己讀書人和導演的身份。他愛跟人聊一些有深度的東西，把社會學、人類學、倫理學、宗教學相關理論常掛嘴邊，他以此作為自己電影的基礎，「用社會學視角去看待題材，用人類學精神來挖掘題材。」

張唯的工作室在別墅二樓。幾面整牆書架擱滿了書，碟和報紙隨處可見。除了看書看碟，他喜歡看報紙上的深度報道和社論，「這些都是我的故事來源。」

《天籟夢想》講述四個西藏盲童從珠穆朗瑪峰山腳出發，歷經艱險去上電視節目的故事。

除了《打工老闆》和《喜禾》，張唯完成的電影還有《北京草原》《一個人的皮影戲》《天籟夢想》。《北京草原》講述一個非洲男孩在北京發展事業，努力想要融入北京生活的故事;《一個人的皮影戲》反映中國傳統文化走向沒落;《天籟夢想》講述的是四個西藏盲童從珠穆朗瑪峰山腳出發，歷經艱險去上電視節目的故事。新近拍攝的《肋骨》正在製作後期，反映的是LGBT群體在國內的生存困境。

張唯拍攝的《肋骨》正在製作後期，反映的是LGBT群體在國內的生存困境。

這些電影無一例外聚焦於社會邊緣群體的生存狀態，張唯覺得，這和他的宗教信仰有一定關係，「我們家是六代基督徒，其實信仰說穿了就是人文關懷，關注別人，愛護別人。」

張唯的電影沒有投資人，他自己既做導演又做製片人。他的經濟來源是他所從事的投資和收藏。他明白自己電影的題材和風格註定沒有市場和票房，目前已經完成的幾部電影「全都虧損，成本最多收回來四分之一」。

他也曾想過通過發行和宣傳的渠道，為自己的電影打開更大的市場，但是和幾家發行公司合作之後，他發現「要跟著跑(宣傳)，很累，還要我自己掏錢」。他曾經為一部電影掏過100多萬，在深圳做了10天宣傳，最後「搞得亂七八糟」。

張唯決定不再想發行的事，「有那時間和錢還不如多拍兩部作品。」他告訴自己不要太功利，只要能夠讓一部分人思考，就說明電影是好的。他相信好的東西總會被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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