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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日報融媒體記者萬旭明

以為會哭、會恨、會怒，卻在《二十二》里看到老人們最平淡無奇的生活，連哭訴都只有寥寥兩次。但在一首朝鮮族兒歌里，在幾句忘不掉的日語里，歷史的痛就能刺到觀眾。導演郭柯以一個孫輩的視角，紀錄下這些倖存老人們平靜的晚年生活，他希望撕掉「慰安婦」的標籤，溫柔地陪伴老人們走完這一生。

像奶奶一樣，怎會忍心尖銳地挖掘？

看《二十二》之前，很多人覺得害怕，怕看到的是血淚、痛苦、傷疤，怕自己會哭成狗，會被仇恨淹沒。但在影片里，老人們逗著貓、打著牌、陪孫輩看電視，即便孤單地獨居著，也都在平靜、平淡地生活。片中紀錄了另外一位記者的採訪，追問倖存老人的「日本兒子」，「為什麼你哥哥想殺了你？」這樣的問題不會出現在郭柯的畫面里，講到那一段回憶時，每當老人們揮手「不說了」、「不記得了」，鏡頭就會切走，不再糾纏。有人認為「浪費了題材」，但她們不是題材，而是活生生的人。

郭柯說：「我不是學者，不是要去調查研究歷史，也不是為了挖掘她們的故事。就像拍自己的奶奶一樣，如果有人來問她尖銳的問題，你是不是會請人出去？她們都八九十歲了，正在一個個地離開，為什麼不在離開之前溫柔地對待她們呢？」在拍攝孝感的毛銀梅時，老人每天都會摘一桶梔子花，送給劇組的每一個人。山西老人李愛連每天都會炸一盆饅頭片，等著劇組去吃。「有些老人不願意說出來，我就會選擇關機，哪怕她在關機後願意再發泄地說出來，我也不能拍，不能辜負她們的信任，那不道德。」所以更多的時候，郭柯和夥伴們只是陪著老人聊天、陪她們玩，攝影機則架在很遠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你們和老人相處久了，選擇會跟我一樣。」

她們是受害者，不是恥辱

見面會末尾，郭柯特意囑咐觀眾，「如果大家要在網上發評論，請記得在『慰安婦』三個字上打引號。」在他看來，「慰安婦」只是一個標籤，老人們是被迫成為日軍「性奴隸」的受害者。

上海曾計劃拆掉一座位於學校內的「慰安所」遺址，媒體採訪時，中學生認為「慰安婦是國家的恥辱」。郭柯覺得：「問題出在傳播者身上，為什麼我們把這樣的信息傳遞給了中學生？她們不是恥辱，不是妓女，而是受害者。」他說：「『慰安婦』的標籤在她們身上很多年了，每年到一個時間節點就搬出來。但大家看到的都是符號化的苦難，不知道她們叫什麼、住在哪裡、家人如何。我希望《二十二》能讓大家看到她們生活中的樣子，這些老人就跟我們的外婆、奶奶沒有區別，甚至她們比很多人更善良、更愛這個世界。一直停留在標籤上，對她們是不公平的。」

也因為這樣，《二十二》的海報都選擇了手繪的少女頭像，「希望她們能記住美好的花季，希望小朋友們不害怕看到這些奶奶。」

不猜觀眾想什麼，《二十二》回歸平淡

在《二十二》之前，郭柯曾拍攝短片紀錄片《三十二》，以韋紹蘭老人和她的「日本兒子」為主角。當時的拍攝中，郭柯只有短短几天時間，會讓老人擺拍一些鏡頭。

但在《二十二》里，這些都沒有了，只剩緩慢地、安靜地紀錄，甚至有些太過平淡。「我特別不喜歡在這個題材上跟我談創作、談風格、談技巧，我沒把自己當導演，也沒把這當創作。在這個題材上，我不能考慮觀眾和市場的感受，只能以一個晚輩的角度來對待。」

他自嘲說：「我拍過太多爛片了，每天16個小時不停地表達，拿到劇本就先揣摩觀眾會怎麼反應，哪裡要丟出一個包袱。到《二十二》的時候，已經有逆反心理了，每天就拍6小時，老人們生活平淡，我就拍得平平淡淡沒有劇情。」

如今證明，他的逆反竟成了打動觀眾的地方。郭柯才醒悟：「所謂的專業人士不要去猜想觀眾的心理，猜不到的。我們就認認真真地拍戲，把真情實感放進去，觀眾是能感受到的。」

【編輯：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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