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生活拮据，去世前所有欠條付之一炬，告誡後人不得討債

自1904年在上海創立，中國紅十字會已走過百年歷史，在歷任正副會長中有一個名字十分醒目，那就是解放前上海最大的黑幫幫主杜月笙。截止到1949年，杜月笙一共擔任了15年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

杜月笙的職務之多在古今中外的名人中也屬罕見。有人統計過，20世紀40年代中期，他任董事長、常務董事的職務約計32家，其它掛名的各行業機構也達到95家，還有一些無法悉數。1947年，杜月笙親自審定自己的履歷表，「職務」一欄上共開列了38個頭銜，第三個便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可見對其之看重。

黑幫頭子當上紅十字會副會長，放眼全球大概也算是絕無僅有了。在此之前他已被推選為常務理事，因為上海每次賑災募款均由杜月笙領銜，在所有的社會名流中，杜月笙捐款賑濟也是最多的。每月杜月笙都要個人散發「濟貧月折」，貧民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兩日，均可憑摺領取救濟金。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抗戰。身為紅十字會副會長的杜月笙把慈善重心轉向了戰時救護，聯合各團體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成立多支救護隊；創立24所臨時救護醫院，徵集救護汽車98輛，並特約16所公、私醫院收容受傷軍民。據資料統計，杜月笙所領導的救護醫療機構，共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44398人。他堅持在上海參加抗敵後援會工作，直至11月上海淪陷，才秘密撤退。此外，他還應潘漢年的要求，從國外進口了1000套防毒面具，專門送給八路軍使用。

南京淪陷之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各地工作人員大多撤退到漢口，杜月笙也乘飛機趕到漢口部署救護工作。他在漢口成立臨時救護委員會，設置的醫療隊後來發展到178隊，共有工作人員近3000人。至抗戰結束，紅十字會所救護的軍民總數統計達260萬人。杜月笙在其中起到的領導作用不容忽視，救護工作所需的物資、車輛，許多都出自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他還曾動員旗下幫會組織捐助抗戰。

除捐款外，杜月笙也直接創辦了一些慈善公益機構，如醫院、學校。1931年，杜月笙和金廷蓀各捐資10000餘元在浙江創辦了寧波市時疫醫院、仁濟醫院。1933年5月，他又與虞洽卿等人創設虹口平民時疫醫院。當時如有重症病人留院醫治，一概免費，並免費為百姓注射防疫針。除了在家鄉浦東辦學，1931年7月，杜月笙又在上海法租界創辦了私立正始中學，自任董事長，常年贊助學校經費，直到1935年學校完成最後一次招生。數額較大的是1933年6月他一次就捐給學校20000大洋。

1935年，國民政府統計杜月笙等人歷次災賑，「或自捐款在五萬元以上，或奔走勸募在二十萬元以上」，下令頒給杜月笙等人「三等采玉章」——這種榮譽勳章常頒給對國民政府有突出貢獻的人士。蔣介石、汪精衛都曾親筆題詞稱頌他，蔣的題詞是「樂善好施」，汪的題詞是「仁民愛物」。

杜月笙與孟小冬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設立總辦事處，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資，並同時籌措救護事業的經費。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設有中央賑濟委員會，「八·一三」抗戰後，蔣介石安排杜月笙為該會常委，負責粵、桂、閩三省救濟區的事務。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將辦公室設在自家寓所，並在香港最大的飯店辟出房間，便於與各方接觸。當時，海外僑胞對抗戰捐助的物資及對難民的救濟品，都由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名義接收並轉運往漢口、重慶。

1941年，香港淪陷後，紅十字會總會移設重慶，杜月笙也撤往重慶主持會務工作，協辦前方救護和後方的空襲救護、醫療。1942年，杜月笙在當地籌建了重慶醫院，有床位300張，各科設備齊全，是當時最先進的戰時後方醫院，受到輿論普贊。抗戰勝利後，他重返上海，協助恢復和鞏固了上海紅十字會分會的組織，為該會推進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前夕，杜月笙並未追隨蔣介石去台灣，而是選擇遠離政治漩渦，攜全家避居香港。不過他的產業大部分留在大陸，轉移出來的是出售一處房產所得的30萬美元，供應著幾十號人在香港的龐大開支，漸漸力不從心。中共上海領導人之一的潘漢年曾請杜月笙之子杜約翰說服其父歸來。杜因內地鎮反，心有餘悸，他回復：「我身體有病，不能回上海，但一定不再進行反對共產黨的活動。」他還要其子向上海青幫門徒傳達「旨意」，服從人民政府，不得生非滋事。

1952年，杜月笙彌留前把多年來別人寫給他的各種欠條付之一炬，告誡後人不得追討余債，他對妻子說：「把我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由於台灣當局阻撓，其遺願終未實現，而是被移葬台北。杜月笙一生掙錢無數，捐款無數，去世時只留給家人10萬美元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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