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天皇差一點「換臉」

文化 08-17

「俺才是南朝正統的後胤」

二戰結束，日本被置於美軍的單獨佔領之下。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對日本的大政方針是所謂「3D」政策：Demilitarization（非軍事化）、Democratization（民主化）和Decentralization（直譯為財富和權力的分散化，即解散財閥）。其中，一和三是明確的，但圍繞如何推進民主化的路線圖問題，GHQ內部存在分歧。而最主要的分歧點，就是天皇制的存廢。在新憲法的骨架成形之前，革新派與保守派在水面下的角力一刻也未停止。而在角力的不同階段，充滿了種種不確定性，也包括天皇從日本消失的可能性。

昭和二十年（1945），聖誕節當天，以GHQ民間情報局（CIE）局長、戴克·肯尼斯（Dyke Kenneth Reed）准將為首的GHQ官員和美國記者一行六人，從東京搭乘軍用列車到達名古屋。從名古屋車站換乘一輛軍用吉普，穿過空襲後的廢墟，在瓦礫間迂迴蛇行，最後停在了名古屋市千種區今池町的一間雜貨屋的門前。雜貨屋的主人叫熊澤寬道（Hiromichi Kumazawa），正是一行要訪問的對象。

據一行中的《星條旗報》記者凱利描繪：「寬道其人個子很高，橄欖色的皮膚，有種威嚴感。與其說是日本人，倒有些像朝鮮人。」在玄關脫鞋進屋，一家人跪坐在帷幔前，寬道逐一把妻子和三個孩子介紹給客人。長子尊信在滿洲被俘，後被蘇軍押送至西伯利亞戰俘收容所，彼時的情況是「去向不明」。在代表統治者的異國客人面前，寬道像被邪靈附體了似的，喋喋不休地講了近五小時，反覆強調南朝後龜山天皇的繼承者是他，延續了北朝血脈的裕仁天皇，實際上是距今六百年前，憑藉陰謀與暗殺篡奪皇位的仇人的子孫。邊說邊展示相關資料，無非是摹寫的家系圖、某寺廟的記事帳一類。最後，寬道手捧乃父的骨灰盒，邊垂淚邊說道：「1915年父親去世。生前曾留下遺言，在夙願達成之前，不起謚號，不建墓地……」其演技顯然感動了在場的記者，表示「會儘力，但對能否恢復皇位，則沒有信心」。但對寬道所擔心受到日本警察騷擾的問題，美國記者則安慰他說：「只要被海外，特別是日本的報紙廣為報道，料警察也會有所忌憚，不至於輕易出手。」

果不其然，一行人離去後，警察聞風而至，把熊澤夫婦帶走問話。

GHQ方面得到線報後，當即照會外務省，「如熊澤家族發生任何不測事態的話，佔領軍將感到非常為難」，有效地牽制了日本警方的作為。

熊澤寬道一家，背景為日本皇室象徵——十六瓣八重菊花紋章。

一個月後，此次採訪的報道，配以身穿和式禮服的寬道攜家人在十六瓣菊花紋章（日本皇室的象徵）帷幔前的合影，陸續見諸報端：《星條旗報》和Life均大篇幅報道了「Another Emperor」（另一個天皇）的消息，歐美各大媒體爭相轉載，「標題黨」們極盡炒作之能事，諸如「五十六歲的商店主，向裕仁要求皇位」「光復被竊取的皇位，已經等了五百五十四年！」「裕仁天皇是頭號戰犯」「國民被裕仁騙了」「麥帥是上天派來的使者」，等等，吸睛無數。煽情的同時，也微妙地傳遞了佔領軍方面的立場——顯然，這一時期，GHQ是「挺」熊澤「天皇」的。海外媒體一報，日本報紙迅速跟進，熊澤「天皇」支持團體（如「南朝奉戴國民同盟」）紛紛成立，一時間，「熊澤天皇騷動」甚囂塵上。

這場騷動的直接起因，是幾個月前，熊澤寬道致麥克阿瑟的一紙請願書。在信中，熊澤陳情道：「俺才是南朝正統的皇胤，俺有權繼承皇位。理應讓北朝系的天皇裕仁退位，儘快把皇位讓給寡人才是。」對這份陳情書，在GHQ內部，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有人當成是精神異常者的囈語，也有人看作天皇家族的醜聞，懷疑代代相傳的天皇歷史「有詐」。但彼時，通過打倒天皇制建立民主制度的意見佔主流，熊澤「天皇」的訴求剛好提供了一個動搖天皇制的絕好機會，GHQ豈有不利用的道理？一向被看成是「不可侵」之神聖存在的天皇出現了兩個，這對「不言自明」的天皇權威的消解作用也是「不言自明」的。

但利用歸利用，究竟利用到何種程度，達到何種目的，GHQ方面一邊觀察動靜，一邊操縱著手中的提線，同時並未放鬆對熊澤「天皇」的暗中監控。據GHQ的《情報日誌》（Daily Intelligence Summary）1946年9月21日記載：（熊澤「天皇」）「大約是由於頌揚佔領，批判現天皇的緣故，受到共產黨的追捧。他有一些偏執狂的特徵，並未構成對現天皇的實質性威脅。但惟其目的是『革命』，務須予以持續監視。」

GHQ對熊澤「天皇」所謂「偏執狂」的評價，雖說言中卻有失全面。事實上，寬道既執拗，而又懂得審時度勢，智商和情商都很了得。眼瞅著第一波美、日媒體曝光潮退溫後，寬道又展開了對GHQ的新一輪公關。1947年8月，寬道對麥帥發出了第二通請願書：「竊以為，我南朝再興之宏願終於迎來了最後的階段——此即近來日益增幅的裕仁天皇退位說。」顯然把美佔領軍主導的天皇退位輿論當成了自己的機遇。他甚至質疑裕仁天皇的出身：「現天皇是邪統的偽主，素有足利氏的私生子之嫌疑。」在請願書中，他還附上了一紙《對世界宣言》，並把請願書同時寄送杜魯門總統和盟國對日工作的兩個重要機構——對日理事會和遠東委員會，其認為易位時機已到，急於收官的焦慮溢於言表。

請願書的措辭，也充分說明寬道絕非一介鄉野粗人。如他開宗明義，率先引用佔領軍關於保護公民信仰和言論自由的指令，然後再巧妙地切入其對於現天皇制的議論。在行文中，對近六個世紀前南北朝亂的歷史，也多以諸如「足利軍閥」「北朝軍閥」等新時代的表述，刻意迎合主流意識形態、「借力擊球」的意圖相當露骨。不過，就事論事地看，寬道之皇位繼承的要求也並非毫無道理，甚至還很有說服力：

1392年，在皇位由大覺寺統（南朝）和持明院統（北朝）「兩統迭立」的約束下，南朝的末代皇帝後龜山天皇親赴京都，將作為皇室象徵的三種神器（八尺鏡、八尺瓊勾玉和草雉劍）連同皇位讓渡給北朝的後小松天皇，南北朝實現統合（明德和約）。史書記載，由於北朝天皇未履行「皇帝輪流做」的約定，大覺寺統的皇胤被徹底消滅，繼而，長祿之變，南朝的皇統又被根絕……可是別忘了，還有熊野宮信雅王。

接著，端出了自己與信雅親王「血脈相連」的「證據」：「『熊澤』的『熊』字，正源於熊野宮，『澤』則取自奧州地名澤邑。俺雖然是養子，但在族譜上，與養父熊澤大然同屬後龜山天皇的直系子孫……」

熊澤家族的皇位繼承權請求運動，確非自寬道始。早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寬道的養父熊澤大然（Hiroshika Kumazawa）便從名古屋上京，訪問內大臣府，向內大臣德大寺實則侯爵遞交了「執奏願」。其主旨為，「擬於尾州時之島玄曾舊延命寺遺址上的八幡神社，正式合祀信雅親王」。鑒於親王系後龜山天皇的曾孫，而「自己雖忝為信雅親王的後裔，但熊澤家在親王以降的四個世紀中，已混同民伍」的事實，「吾等自己總不該隨意合祀，由皇室之手來實施才順理成章」。因此，「速請皇室調查認定為盼」。與此同時，國內各地的南朝彰顯運動也所在多有，旨在強調自己及家族的南朝血統，以躋身華族，享受特殊待遇。

但對明治官府來說，熊澤大然的訴求不可與各地的彰顯運動等量齊觀。因為，如果調查結果證明信雅親王的出身與熊澤家族有任何關聯性的話，事態便有可能直接轉化為皇位請求權問題——事兒可就大了去了。於是，只好按兵不動，消極以待。可大然哪裡肯消停，一再造訪內大臣府，催問調查結果和合祀問題，儼然成了一「纏訪」戶。後在其百般逼問之下，內大臣府一位叫宮本的屬官不觸及信雅親王合祀的原則問題，而以其個人「私見」的口吻，透露了「可把大然氏追加為皇族一員」的解決方案。大然表示：「若追加為皇族的話，希望把俺列在序列的首位。」對此，宮本很警惕，因為明治天皇只有一位皇子（即後來的大正天皇），搞不好，皇統偏移到熊澤家，可不是鬧著玩的，當即拒絕了大然的要求。至此，朝廷與熊澤大然的正面接觸全面中止。大然開始走入地下，一面募集同情者，伺機再起。

據1945年秋，熊澤寬道對麥克阿瑟的請願書中所附的資料目錄，熊澤家族上奏內大臣府和宮內廳的請願，戰前就有七次之多。從權傾一時的軍政首腦、國之重臣，到擁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實力派人物，如近衛文麿、牧野伸顯、中野正剛、頭山滿、德富蘇峰、東條英機、荒木貞夫等，均曾收到過寄自熊澤家族的願書。據寬道自己記述，大然死前曾對他親口說，「明治天皇本人聽說了奏摺的事，曾命德大寺內大臣酌處」，但真偽不知。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從大正八年（1919）起，家族名義代表人換成了養子寬道。其實大正四年（1915）1月，因大然病歿，關於熊澤家族名義人繼承的問題，宮內廳就曾得到過照會。可除了熊澤寬道之外，同族中，還有熊澤忠三郎等四人也發來過繼承家族名義人的願書，宮內廳雖未做任何回應，靜觀其變，但顯然默認了寬道一系的繼承權。繼承了大然衣缽的寬道，從大正八年到昭和十六年（1941），五次上奏，但均遭無視，只吸引了一些狂熱的南朝研究者和右翼思想家的關注。

不過，一些自認為是南朝後裔者的歷史悲情不斷升溫，加上部分南朝粉學者和民眾的共同加持，人們對熊澤家族的不懈維權，雖不盡信，卻也多少有種「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傾向，乃至形成了一種所謂「南朝意識形態」的輿論。如明治四十三年（1910）12月，在「大逆事件」的庭審中，審判長勸誘主犯幸德秋水認罪，說「你謀弒聖德至高的今上陛下，犯了天人難赦之大罪」。秋水不屑地反問道：「今天的天皇不就是那個殺了南朝的天子，奪走了三種神器的北朝天子的子孫嗎？既弒如此不堪之君，何至於罪愆至此呢？」審判長竟被問得張口結舌，語無倫次，致庭上大亂。這種輿論，在戰前雖然也沒少被利用，甚至在策動「2·26」事件的陸軍皇道派青年將校中間，亦曾出現過「熊澤天皇擁立論」的聲音，但基本被置於「特高」警察和軍部的監控之下，寬道其人也很懂見風使舵，該低調時則低調，「南朝意識形態」始終未發酵。直到GHQ介入，狀況才為之一變。

1964年，Life雜誌刊登的熊澤「天皇」一家合影。

自從上書麥克阿瑟，被美國媒體曝光之後，熊澤寬道的生活節奏便失去了往日的平靜。對美國來說，從最初關於天皇制存廢的檢討，到「文化天皇」方針的確立，熊澤「天皇」是絕好的道具，對現天皇從神格天皇「降格」到人間天皇的過程中，妥妥地起到了一種「製冷劑」的作用。因此，熊澤寬道——這位名古屋出身的小業主開始馬不停蹄地奔走於南朝彰顯運動，在全國巡迴演講。且無論走到哪兒，都有美軍MP（憲兵）的「保護」。寬道也深知自己在美軍方面的「身價」，不惜對GHQ提出各種要求。當然，GHQ不會照單全收，但面子會給足，對「Emperor Kumazawa」的一些獅子大張口式的要求，則假裝沒聽見。如1983年，早已退休的戴克·肯尼斯准將在與日本歷史學家秦郁彥的通信中坦陳：

對於熊澤所要求的從佔領軍包租數架飛機和數輛汽車，組成日美混成的調查團」，然後「由GHQ總司令官（即麥克阿瑟）發布新天皇大政奉還的命令」等一些異想天開的條件，「我們基本只作為幽默的範疇來理解，從未付諸過正經的討論。

但諸如此類的後台布景，寬道自然不可能了解。他哪裡會想到，當自己在美軍護衛和大群粉絲的前呼後擁下，候鳥似的在各地飛來飛去，享受著新聞媒體的曝光和南朝擁護者們追捧時候，GHQ正密切關注著民眾對天皇制的態度，一邊統計著支持率。而與此同時，「人間天皇」裕仁為了強化自身的存在感，也踏上了全國巡幸的征途，所到之處，受到民眾狂熱的擁戴——在GHQ的精心策划下，有意無意地，「兩個天皇」形成了一種PK局面。裕仁天皇巡幸至名古屋時，一行從熊澤寬道的雜貨屋門前經過，侍從指著店幌對天皇說：「這兒就是熊澤天皇的家。」而熊澤「天皇」在遊說途中，也曾與裕仁天皇大駕不期而遇。熊澤請求會見裕仁，但被宮內廳的侍從擋駕，未能實現。當然，GHQ也絕不容許發生那樣的事態。

熊澤「天皇」與GHQ的蜜月期並不長。首先，出於「冷戰」的現實需要，日本必須成為遠東反共的「橋頭堡」。為此，美國的對日佔領方針經過最初的搖擺，很快便實現了戰略轉型——從廢除天皇制，到維持天皇制前提下的民主化。其次，當美軍看到裕仁天皇的支持率逾90%，巡幸所到之處的狂歡場面之後，深知取而代不僅幾無可能，反而會帶來負面效果。加上裕仁天皇本人相當配合，在美軍的授意下，發表《人間宣言》，走下神壇，與皇太子一起讀《星條旗報》的照片刊登在《朝日新聞》上，已無需再節外生枝。而相形之下，熊澤「天皇」的支持者除了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學者和南朝狂粉之外，多是純粹出於好奇心、熱愛八卦的吃瓜群眾，滿足了一時的好奇心之後，覺得熊澤「天皇」無非是一個「誇大妄想狂」而已，遂四散而去。而且，熊澤「天皇」被新聞媒體曝光，走上前台之後，短時間內，又冒出多位「天皇」，無不否認熊澤寬道的皇統，強調自己才是如假包換的南朝正統的皇胤。如此野心勃勃的「候補天皇」，僅寬道的宗家，就出了四五位。甚至有人還借菊花紋章的威光，招搖撞騙，偷稅漏稅，作姦犯科。據歷史學者保阪正康統計，從昭和二十年（1945）秋到二十五年（1950），包括熊澤寬道的宗家在內，日本各地共出現過南朝「天皇」十九人，其況之夥堪用「雨後春筍」來形容。在這種情況下，GHQ看破了熊道「天皇」的利用價值，並迅速切割。

而一朝被GHQ拋棄，粉絲紛紛作鳥獸散，昔日前呼後擁的熊澤「天皇」，幾乎頃刻間重回孤家寡人境地，只有一位重臣——被寬道任命為「北畠親房役」的南朝深度腦殘粉、民間歷史學者吉田長藏留在了「天皇」的身邊。他曾一度組織「南朝奉戴國民同盟」，試圖挽回失地，卻已無力回天。然而，困獸猶鬥，吉田所能想到、且只有在戰後民主化了的法治國家才有可能實現的一招制敵的最後戰術，是與熊澤寬道聯名起訴「現天皇不適格」。昭和二十六年（1951）1月，在東京地方裁判所立案時，訴狀的原告人是吉田長藏和熊澤寬道，而被告人欄中則赫然寫著：「東京都千代田區丸之內宮城內天皇事裕仁」，這在日本司法史上是破天荒的事件。但起訴四十五天後，原告二人收到了一紙由東京地方法院民事第一部裁判官安武東一郎署名的書面司法通知書：「天皇不服裁判權」，起訴被駁回。至此，天皇夢破碎，熊澤終未能東山再起。

晚年的寬道生活潦倒。昭和二十九年（1954）秋，與家人別居，獨自一人上京，在位於池袋車站前人生橫町的一位女推拿師的家中棲身，在玄關旁邊只有兩張榻榻米大的隔間里起居。後來，竟連這個蝸居也不保，被板橋區蓮根町法華經道場的女主人收留。昭和四十一年（1966）6月，孤獨地死在志村橋外科病院的一間病室中。死因是胰腺癌。得年七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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