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生意：商人康有為的艱難歲月

一本自費印製出版的小書，席捲了1909年初春的世界各地華埠。

這本引發了全球華人圍觀的書，書名是乾巴巴的毫無文採的《徵信錄》，作者是名不見經傳的旅美華人譚張孝(譚良)。書的內容，既不是宮闈秘聞不雅照，也不是文學名篇詩詞賦，而是賬本以及與賬本有關的很多來往信函——這居然就是一本資料集。

但是，這本資料集卻將矛頭直接指向一位當時知名度最高的旅居海外的華人，他就是時年51周歲的康有為，保皇黨「帝國憲政會」的領袖、導師以及——董事長兼總經理。

作為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學生，譚張孝卻在這本書中，用大量詳實的原始數據和來往信函，掀開了保皇黨的最大黨營生意、芝加哥「瓊彩樓」的老底，也揭開了老師康有為那燦爛的「聖人」長袍下的滿目瘡疤。在這本書的自序中，譚張孝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場經濟醜聞的實質，就是「金錢主義最涉嫌疑」。

保皇黨下海

1899年7月，康有為開始 「建黨」。

在加拿大，他成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英文名為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簡稱「中國保皇會」，又稱「中國維新會」。名為公司，實為政黨，而且是用企業方式運轉的政黨。

保皇黨在海外的發展十分迅猛，數年後，號稱在全球擁有百餘萬黨員(「會員」)，並建立了從中央(「總局」)到地方(不同國家的「總會」)、直到基層(一埠或多埠聯合的「分會」)的組織架構，而在中央一級，還成立了「聯衛部、商務部、學校部、勸工部、殖民部」等一系列中央機關。1905年保皇黨高峰時期，共在160 多個城市建立了分會。其組織規模之大、架構之精、管控之嚴，都大大超過了同一時期的革命黨。

從創辦的那一刻起，康有為就將如何推動黨的可持續發展——確切是說，是黨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放在了工作的首位。

加入保皇黨，不光要認可黨的宗旨和綱領，還需要繳納「入會費」，這其實就是黨費兼投資款。

最初的「入會費」標準，是1美元，由各地分會自行收取、自行開具發票，而後匯總到「總局」。以保皇黨的人氣之旺，這筆「入會費」並非小數目，而全黨缺乏合理的財務制度監控，各地分會自收自支，貪污浪費現象很嚴重。譚張孝就曾指出，美國有數十家分會，每年真正匯攏到「總局」的「入會費」，「不過數千，或乃全年無一文者」。

為此，康有為在1905年推出了黨費改革，除了將黨費兼投資款的標準提高到了5美元。明確要求所有的黨費必須開具「總局」統一印製和分發的發票，「入會者收執憑票，以總局憑票為入會之據……各小埠公款不匯總局者而發以憑票者，則與總局無干，與不入會同，且總局無從稽查、招待、保衛。」

加入保皇黨，對於海外華人來說，在某種程度上等於加入了一個「驢友」俱樂部。到外埠時，可以憑黨員證(即總局出具的會費「憑票」)享受到房費和餐費的減免優惠，很有些類似於如今一些企業為VIP客戶提供的機場貴賓服務。以康有為為核心的保皇黨中央，如果抓住了黨證的發放，讓那些沒有總會「憑票」的人「不能受各埠聯待之權利」，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堵住分會少繳甚至不繳黨費的漏洞。

對於這筆黨費兼投資款，康有為的期望值很大，他的算盤是：

「若海外五百萬人，扯算計之，每人能以煙酒之餘，人捐美洲銀五圓，合中國銀十圓，則有五千萬矣。先開銀行，印銀紙行之，可得一萬萬零二千五百萬矣。以三千萬辦輪船，以三千萬辦鐵路，以三千萬開礦，以五百萬辦雜業。他日礦路輪船有股份者分利無窮。以三千萬辦一切救國事，以養才能之士、忠義之人，立國體以行之，則中國立可救矣。」

這個黨畢竟不是執政黨，又只能在唐人街活動，光靠黨費顯然是不夠的，好在畢竟也稱公司，還可以把保皇黨的政治資源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將巨額黨費投入資本運作和企業經營，以實現黨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保皇黨開始了一系列的商業舉動，掀開了一輪轟轟烈烈的「全黨經商」運動，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幾乎完全轉移到了扒分賺錢上。從1903年開始，保皇黨在美國開設華美銀行、瓊彩樓飯店等；在墨西哥投資地產、電車、鐵路、輪船公司，開設華墨銀行；在香港開設中國商務公司、中華酒店、華益公司；在內地開設廣智書局、插手振華公司……林林總總，非常活躍。

通過收黨費和做生意，保皇黨「兩條腿走路」，迅速成為一個資產雄厚的「公司」，而康有為本人也從一個流亡者躋身先富起來的一批人行列。1908 年9 月30 日，日本外務省收到其駐瑞典大使的報告：「據說康在美國及墨西哥募捐的金額達100萬美元，將其作為資產在墨西哥設立銀行。」如果這還是個「公司」投資的話，報告中也提到了康有為的奢華生活，說康有為買下了瑞典境內某小島的一半土地和房屋，並進行了豪華裝修，「傢具及裝飾等極其豪華，似乎頗為富裕。」顯然，遙遠瑞典的豪宅，對於保皇黨的事業以及絕大多數普通黨員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保皇黨的資深黨員、美洲華僑富商葉恩，後來就痛責康有為「妄自驕貴」，生活奢侈，「擬於歐美帝王」，甚至「吞併公款、私圖生意」。

「南長街五十四號藏梁氏檔案」。康有為 1908 年 3 月寫給梁啟勛的信，痛責「譚賊」。從 信箋紙可看出，康當時居住在瑞士最美的城市之一琉森(Lucerne)的最豪華的五星賓 館內，該賓館至今奢華如故。「南長街五十四號藏梁氏檔案」。康有為 1908 年 3 月寫給梁啟勛的信，痛責「譚賊」。從 信箋紙可看出，康當時居住在瑞士最美的城市之一琉森(Lucerne)的最豪華的五星賓 館內，該賓館至今奢華如故。瓊彩樓的資金案

康有為雖然高舉商業救國的大旗，但在他的率先垂範下，保皇黨的黨營生意完全以長官意志為轉移，不按市場規律和契約精神辦事，缺乏必要的規章制度建設，全黨上下一起吃大鍋飯，在企業中隨意提款，大肆揮霍，賬目混亂。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芝加哥的黨營飯店瓊彩樓。

瓊彩樓開設於1906年6月，由譚張孝一手籌備。上一年，譚張孝陪同康有為周遊美國，康交給譚一個任務：選拔和資助保皇黨的子弟們留學歐美，以便將來為黨、國兩邊都能提供信得過的人才。譚就建議，應該開設一個飯店，用贏利來辦這件工作，這樣就能做到可持續發展。康對此很讚賞，同意將已經寄托在譚張孝那裡的7200美元黨費，當做飯店的啟動資金。

當時，康有為對譚張孝相當信任。在「南長街五十四號藏梁氏檔案」中，有一封康有為於1906年3月10日寫給梁啟勛的信，提到：「九月後斷學費，可向張孝支取……吾與張孝共事久，見其縝密，精細周到，甚欲以財權託付之。惟其輩小而僻，匯兌還港及各處未便，汝謂如何？」

譚張孝在洛杉磯等地開始選址籌備，但都未能找到合適的鋪面，最後選定了芝加哥，並定名為瓊彩樓，向華人華僑公開招股。康有為雖然對這個店名很不滿意，也並未堅決反對。

其實，兩人之間的危機，在瓊彩樓開業前就已經有了徵兆。在康有為看來，雖然7200美元成了啟動資金，但依然是保皇黨的公款，而作為保皇黨的領袖，「率黨之濱莫非黨產」，他當然可以任意調用。還在選址階段(1905年11月)，康有為就直接指令譚張孝，將其中的5000美元借給了另一保皇黨成員李美近，原因不詳。手頭僅有2000多美元的譚張孝，加上招股並不順利，這大大影響了飯店的籌備和之後的運行。這筆5000美元的借款，到開業前3個月(1906年3月)，僅僅歸還了4000美元，還欠1000美元。譚張孝催促康有為，康有為卻只是以私人名義為李美近充當擔保，並要求譚張孝不必繼續過問此事。

為了彌補啟動資金的缺口，康有為又動用行政命令，要求保皇黨的其他機構，比如香港華益公司紐約分公司等，撥款支持飯店的建設。這樣，美國和香港的諸多黨內實業，都實際捲入了瓊彩樓的資金籌措和往來。但是，日理萬機的康有為，卻從來沒有指定由誰負責此事，都由他自己在其中越俎代庖，因此把賬目搞得相當混亂，包括他自己在內，到後來都是一筆糊塗賬，沒人能真正說清楚其中複雜的資金往來。

瓊彩樓吸納的資金，十分龐大，僅股本金就超過7萬元(銀元)。根據康有為的弟弟康有霈透露，僅由他經手注入瓊彩樓的資金，就多達31600元(銀元)。但是，瓊彩樓的經營似乎問題很大，股本金的分紅派息不僅少、而且很不及時，因此，不少人開始懷疑譚張孝挪用甚至貪污瓊彩樓的利潤。

雪上加霜的是，此時康有為本人在墨西哥淘金，大舉出擊，涉足房地產、電車、銀行等資金密集型企業，資金鏈崩得很緊，因此，向黨內各企業頻繁催款調集資金，其中包括投資巨大的瓊彩樓。

瓊彩樓未能如期地成為保皇黨的現金奶牛，康有為十分失望，甚至憤怒，他給譚張孝寫了多封措辭嚴厲的催款信，但是，毫無結果。不久，在墨西哥四面出擊的康有為，遭遇了資金和市場的雙重困境，極為狼狽。在「南長街五十四號藏梁氏檔案」中收藏的一封1907年的信中，康有為對梁啟勛坦承：「籌款無術，四面交迫。」

康有為把失敗都遷怒於負責瓊彩樓日常經營的譚張孝，他派出了專案組，對瓊彩樓進行查賬，懷疑譚張孝私吞公款。

1908年3月，鬱悶中的康有為終於爆發。他在寫給梁啟超的信里，痛罵譚張孝私吞公款，表示要把他逐出門牆，並訴諸法律，最好是能對譚抄家。自此，「譚賊」、「譚盜」就成了康有為書信中對譚張孝的標準稱謂。

康的舉動，終於激怒了譚張孝。他在寫給康的信中，痛陳自己不顧家庭生意而忙於黨的生意，沒有功勞也該有苦勞，最後卻落得如此下場，深為悲憤，直斥康「言不由衷」，對自己施行「唾罵之慣技」，要康「勿輕聽讒人之言，認叛離其親眾而失知人之哲」。

為了自證清白，譚張孝最終決定將瓊彩樓的賬目、及他與康有為之間的相關來信，一併結集為《徵信集》，公開發表。至此，師生徹底翻臉，保皇黨內則一片混亂。

振華銀礦人命案

就在譚張孝的《徵信集》捅開了保皇黨傷疤的同時，這家黨企合一的機構，卻被捲入了一場更大的風波，而這不僅依然牽涉到黨的生意，更牽涉到了康有為都有重大嫌疑的兇殺案中。

1907年12月，美洲華商葉恩、歐榘甲等人，經廣西省政府邀請回國考察，決定投資設立「振華公司」，開採廣西貴縣的銀礦。葉恩等人，曾是保皇黨的主要金主，給了康有為極大的經濟支持。而此時為了招商引資，帝國政府對這些海外異見人士已經不再防範了。何況，這些人的身份首先是生意人，他們對保皇黨的資助也無非是分散風險的一種政治投資而已。

清政府對於「振華公司」寄予了厚望，《據清實錄》記載，政府希望藉此樹立「內地實業模範」。廣西巡撫張鳴岐明確承諾，對振華公司給予三年免稅等優惠政策。

葉恩等人考察後，十分滿意，決定趕回美洲招股集資。張鳴岐便委派廣西補用道劉士驥同行，代表政府前往美洲招商。

劉士驥是康有為的同年(同年中舉者)，兩人一度還關係不錯。但顯然，政府派他去美國，並非要和康有為交朋友，而是要從保皇黨的勢力底下募集股份。也有種可能，劉或許也擔負著「招商搭台、政治唱戲」的使命，在這個保皇黨的艱難時刻，給它再下點猛葯。畢竟，創設「振華公司」的葉恩、歐榘甲等人，早已經對康有為的獨斷專行，及保皇黨對華埠經濟的控制大大不滿，爆發了多次衝突。從他們這裡、以及別的情報渠道，帝國政府完全可能洞悉了保皇黨此刻的外強中乾，而正式在經濟乃至政治上「收復」海外唐人街良機。

康有為與葉恩等人的矛盾，早在保皇黨下海經商初期就存在了。在創立保皇黨最主要的實業平台「中國商務公司」時，旅美華僑多舉推舉葉恩掌舵，他不僅是成功的商人，而且在華埠很有人緣，但康有為和梁啟超都各有不同的人選，康有為最為親信的弟子徐勤則給康獻策：無論何人擔任總理，商會財權「必當夫子自操之，或派一二至親信可靠之人為此乃可」。這種對華商要利用卻不信任的姿態，令葉恩等人當然感覺很受傷。

1908 年7 月，劉士驥隨同葉恩等人抵達美國，開始招商，得到了華人華僑的積極響應，募集股本200多萬元(銀元)，實收100多萬元。在招商過程中，葉恩等人公開聲稱，振華公司是純粹的企業，與保皇黨毫無關係，這令早已不滿於保皇黨黨營企業的華商們耳目一新，甚至連「黨營企業」的很多股東，也紛紛抽資撤離，改投振華公司。康有為得到的情報極不樂觀：「自振華人來後，則局面大變，人心大解，風潮四起，各事皆已發表(被揭發)，雖欲極力瞞掩，萬無善策，楚歌四面，實難彌縫」，「人心九成盡歸振華」。

但是，康有為並不想與時俱進，而是照舊想把振華公司納入保皇黨的掌控之中。此前，對付「不聽話」的華僑，保皇黨慣用高壓手段，只要沒經過黨的認可，任何人回國投資就成了「叛逆」，而不給保皇黨上貢，則會被當做「入寇」。在一個政黨政治與黑幫政治沒有區別的唐人街上，保皇黨的威脅是沒有人敢於忽視的。此時的康有為，「視美洲之地為其國土，美洲華僑為其人民，華僑身家為其私產」(葉恩的公開信)，儼然成了穿著保皇外衣的黑道。

但是，保皇黨在1905~1907年的大辯論中，輸給了革命黨。加上其黨營生意的腐敗和失敗，威望大損、人心盡失，康有為能動用的手段並不很多了。他宣布「未人黨不準招股」，公然置美、加法律於不顧，試圖用黑道的暴力手段阻止振華公司招商。但是，這種威脅，也無人理睬了。

一計不成，再施一計，康有為隨後發布公告，宣稱「劉士驥陰招葉恩等搜括全黨之財」，儼然將海外華人及其資產都等同於黨人和黨產。葉恩等人則針鋒相對：「全美華僑今日多出一錢加人振華股份，異日即少卻一錢以供康梁揮霍。」

最後，康有為等又向美國警方舉報，指控劉士驥「招股行騙」，劉士驥一度被警方拘留，但在清廷外交干預和解釋後無罪釋放。

在這個鬥法過程中，雙方互相攻擊，中文報刊上的對罵都充滿了火藥味。葉恩等人畢竟多年資助康有為，對其所作所為十分熟悉，此時一不做二不休，將康本人及黨營企業中的種種腐敗現象，揭了個底朝天。這一發難，與譚張孝揭發瓊彩樓幾乎同時，保皇黨聲譽大跌，遭遇了其建黨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

康有為並沒有放棄努力。根據日本情報機關的報告，在劉士驥攜款回國經過香港時，「本地保皇黨卻要求劉抽出其募集資金之一半，充入保皇黨之財政機關萃益公司資金中。其中徐勤之態度極為強烈，然而劉卻未答應此要求。」

這一慘敗，終於摧毀了保皇黨最後的理智，高層下達了暗殺令。

1909年5月15日，劉士驥從香港回到廣州永安里的家。12天後，8名壯漢闖入其家，用刀斧將其活活砍死。

大清警方抓獲的行兇者供認，幕後具體策劃者就是康最信任的弟子徐勤。日本駐香港領事向東京發出秘密報告，說案發後「真正教唆徐勤逃往爪哇(夏威夷)」。劉士驥的兒子劉作揖前往北京，向中央都察院提交了康有為親筆寫給劉士驥的恐嚇信及電報。葉恩、歐榘甲等要求大清官方追究康有為、梁啟超「謀財害命」的刑事責任。廣西巡撫張鳴岐立即發布通緝令，並移文港英政府，要求協助緝拿康、梁等七人。

對於康有為及其保皇黨來說，1908~1909年集中爆發的經濟醜聞，其最為致命的地方在於：他們在不久前(1905~1907年)剛剛輸掉了與革命党進行的大論戰。

先是在政治論戰中，丟失了號令華人華僑、籌糧籌款的旗幟；接著在黨營生意上經歷了如此之多的失敗和巨虧；最後，在接踵而至的醜聞大揭底中，又賠上了黨的內部團結和外部臉面。這樣的連續打擊下，康有為是否會後悔：早知如此，還不如踏踏實實地捧好「職業反對黨」的這個政治飯碗。

其實，康的失敗，並非因為其從政治領域跨界到經濟領域撈錢，而是在他所建立的這個自稱代表著先進、並且確實一度擁有民心的保皇黨機體上，無論從內到外、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散發著與他所反對的那個政府一樣的濃烈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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