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竟這麼快就結束了，除了杜魯門和發明原子彈的人沒有人會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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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太平洋——一個海軍陸戰隊員瓜島戰役親歷記》（作者：斯朗?麥克埃內里，譯者: 季我努 ），一部由最後的戰爭親歷者、海軍陸戰隊老隊員、九十多歲美國陸戰隊老兵吉姆?麥克埃內里口述，由曾獲普利策新聞提名獎的軍事歷史學家比爾?斯朗執筆的珍貴回憶錄。瓜達卡納爾島戰役是太平洋戰爭中最為慘烈的一場戰役，被軍史專家們稱為「太平洋上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其在二戰中的重要程度及慘烈程度由此可見一斑。作者根據戰爭親歷者——海軍陸戰隊員吉姆的口述實錄，把我們帶回了當時的瓜島戰役的現場，用生動的敘述，為讀者呈現了一幅令人難忘的戰爭歷史畫面。

《浴血太平洋——一個海軍陸戰隊員瓜島戰役親歷記》作者：(美) 斯朗, 麥克埃內里，譯者: 季我努 ，重慶出版社，2016年6月。

本文接上一篇《歷經貝里琉島生死之戰的海軍陸戰隊竟然連護士都怕？》。上一篇作者回憶到帕武武島後獲得休假的機會，啟程回家，一路上歸心似箭，著名影星來船慰問演出也無心觀看，只想早日到家。本篇作者回憶回到家鄉，見到親人的場景，以及獲得了期待的職位，在巴厘島做一名教官，很快日本投降了，戰爭結束了。

我們回到船上時，長官只是聳聳肩，好像並沒太在意我們的擅離職守，讓我們拿上自己的東西該幹嗎幹嗎去。

但當我回到自己的鋪位時，發現我所有的東西都被該死的水手偷光了。那天晚上舊金山實在是太冷了，穿個襯衫根本不行，我只能跟別的戰友借了個斗篷。

第二天，我搭上了開往聖地亞哥的火車。到了那兒，我被安置在了一個流動宿舍，床位是按名字字母順序安排的，那裡有80多人的姓都是Mc打頭的。如果有人頭伸進門裡，喊道：「嘿，麥克！」那這該死的地方所有人都會答應。

在我之前來的一些人得到了放風許可，但有幾個人總是惹麻煩，所以這個特權被收回了。我在那兒待了好幾天，憋得要死，只能偶爾跳過柵欄放放風。

一次我翻牆回來的時候，被一個哨兵叫住，並不住地上下打量我。於是我跟他攀談起來，講了好多自己漂洋過海回來的事兒，最後他放我走了。

1945年的1月1日對我來說是一個愉快的新年。那天，列車終於從聖地亞哥向東海岸出發了。這段旅程一共用了整整一周時間，每個城鎮都會停車。我記得旅途中只經過了堪薩斯和匹茲堡這兩個大城市。據我所知，這車上沒有第5團3營K連的人，只有一波第5陸戰隊兵工廠的人。整個車上幾乎沒有平民，簡直就是運兵車。和運兵車不同的是它有卧鋪。真開心我可以補回虧掉的睡眠了。

我們同車有一個兵工廠的人，他的哥哥在匹茲堡做批發食品的生意。當我們停在匹茲堡時，他哥哥送給我們這些繼續東行的人每人一大包吃的。我得到的是芝士和一些用定量糧票很難換到的東西。

1月8號晚上，當我站在格里森海岸的家門前時，心跳驟然加速。手裡緊緊抓著那包食物。雖然冷，手心卻滿是汗水。

家門打開的那一刻，媽媽看到我站在那裡，她的眼眶充滿了淚水，獃獃地看了好久，這才緩過神兒來，微笑著跑過來抱住我。

「嗨，媽媽，我回來了。」我用提著食物袋的雙手擁抱了她，我知道她哭了。

我得承認，我也有點兒想哭。

1月份餘下的日子就是和在布魯克林的家人團聚。叔叔嬸嬸、表兄弟表姐妹都聚在一起，享用著媽媽做的美食。我還拜訪了我的老朋友們。很多我認識的孩子，有的已經在大洋彼岸，也有很多人在我回家後來拜訪我。

布魯克林

有個跟我一起長大的夥計丹尼斯·墨菲，從屁股到腳跟都是假肢。當然，我很想知道他出了什麼事。但開始我不敢問，怕他對這個話題敏感。可最後還是忍不住問了。他只是聳聳肩說了句：「SCM。」

我熟悉很多縮寫，比如LST是坦克登陸艦，LCI是步兵登陸艦，但是我從沒聽說過SCM。

「那是什麼東西？」我問道，

「輪椅啊，紅木的。」他說道，我們倆都大笑起來。

1月底，我收到了海軍陸戰隊的好消息，我得到了自己所期望的職位——在巴厘島做個教官。1945年2月5號，我去第5新兵營的訓練學校報到了。

作為一個搏擊老手，我想我是夠資格留在新兵營，並勝任教官的工作。我希望能夠幫助這些年輕人成長為成熟、睿智的海軍陸戰隊隊員，這可不是想把這些新兵使喚來使喚去或是想讓他們生活悲慘。我真的覺得自己可以教給他們一些能在太平洋荒涼的島嶼上救他們命的東西。

我永遠也忘不了第一次穿過學校走廊時遇到的一個新兵，他跳過來熱情地向我打招呼，他動作太快了，我覺著他的胳膊都要脫臼了。

這種事從來沒有在我身上發生過，我差點兒忍不住大笑起來。但我還是盡量繃住臉嚴肅地跟他打了招呼，裝作漫不經心地走過去。

我被分派到一個新兵團，跟團長吉姆·博德納里爾合作，吉姆是個經驗豐富的教官，我們自始至終都配合得很默契。後來他跟一個叫格蕾絲·凱莉·馬琳的姑娘結婚了，他們結婚時，吉姆還邀請我做了他的伴郎。

婚禮結束後，他送給我一個銀色打火機，一面刻著吉姆·麥克，另一面刻著格蕾絲和吉姆。我對這個打火機很珍惜，隨身帶了好些年。在我74歲戒煙時我依然留著它。

如今的巴厘島

我從吉姆那兒學會了兩樣重要的東西：第一，永遠不要恐嚇新兵；第二，永遠不要毆打新兵。他說：「作為一個教官，最重要的工作是教會這些年輕人如何在戰鬥中生存下來。」這些年輕的孩子有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犯錯，我們可以用很多非暴力的方法將他們引上正途。

要做到這些其實也不是非常困難的事，比如，在一天辛苦的操練之後，如果在營房裡跟這些迷糊新兵的交流讓我失去了理智，我不會大吼大叫，也不會罵他們，我會讓他們站起來到外面做幾個深呼吸，新鮮的空氣會讓他們清醒起來。

不過我聽說一些教官對他們的新兵做了一些缺德事。有一個教官讓他的兵直接跳進河裡。結果有幾個人溺水了。這種做法真是又愚蠢又缺德。

還有些教官在訓練新兵時會用很多帶有侮辱性的字眼兒。我記得的最糟糕的一次是有人對一個新兵說：「別做馬屁精，馬屁精在戰場上活不長。」而當時那個新兵還努力地為自己辯解，證明自己是無辜的。

有些有豐富戰鬥經驗的軍士是不願意做教官的。他們覺得這些新兵閱歷跟自己差得太多，跟他們在一起做事會很無聊，是在浪費時間。但我從沒有過這種感覺。

我還記得我自己在新兵營的那段日子，那時候我不知道何為「永遠忠誠」。我只記住了在那裡學到的一些小方法，後來，這些小方法讓我少受了很多苦。比如拉開手榴彈保險的小細節，快速拉開「斯普林菲爾德」步槍槍栓的技巧，或是夜晚待在散兵坑要在指套里藏一個小刺刀。

對我來說，教給這些孩子這樣的方法跟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格洛斯特角或貝里琉島殺日本佬兒一樣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可能更重要。

1944年和1945年之間的這個冬天，海軍陸戰隊急速行軍，把成千上萬的新兵帶到當時最大最艱苦的兩個戰場——硫磺島和沖繩島。

讓我引以為豪的是，在這最後的太平洋戰場上，這些未經考驗的新兵在我的幫助下做好了面對危險和挑戰的準備。

我做的這些真的有用么？真的挽救了一些生命么？

我不能保證什麼，但是我敢打賭，這是有用的！

我沒料到戰爭這麼快就結束了。我想除了哈利·杜魯門教授和其他發明原子彈的人沒有人會料到。1945年8月6日，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爆炸，3天後第二顆在長崎爆炸。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

廣島原子彈爆炸

那時候，我的許多第5團3營K連的戰友還在沖繩，等待著攻入日本內陸的可怕命令。這次進攻，美國的軍事長官預估的傷亡人數是100萬人。感謝上帝，這事沒有發生。

幾周之內，巴厘島的新兵訓練停滯下來。不再需要新兵了。相反的，成千上萬的人退役回家。不幸的是，我並不屬於其中的一員。

11月28日，我在巴厘島的工作正式結束了，但我沒有退伍，而是被分配到一個軍事警察組織的待命團體，負責監視海軍陸戰隊隊員的不良行為和運送軍事罪犯。

到1946年9月末，我已經積攢了很多假期，海軍陸戰隊解除了我所有的職務，並允許我以平民身份生活，但是付給我的工資不變。我還拿到了木工協會的木工證，並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老兵之家的建設中。

到1946年11月27日，在我服役6年零3個月後，我正式做回了平民。

編輯：千羽 軍官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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