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可以凝聚印度：板球、國旗還是其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文娟】

1947年8月15日，是約定的英國在印統治正式結束的日子，也因此稱為印度的獨立日。每年的獨立日與共和日（1月26日憲法實施的日子）是印度兩大世俗法定節假日，也是一般學校法定可以舉辦集體慶祝活動的日子。

在獨立日，筆者所在的金德爾全球大學一般會邀請一個外國駐印大使和印度聯邦的政府官員致辭；而在共和日學校往往邀請最高法院有聲望的法官來致辭。在這兩個節日慶典上，都會有隆重的升旗儀式，每次將那面大的需要六七個人舉著的大旗升到大學擁有的曾經是印度最高的旗杆上，總是很振奮人心。那面旗與其背後憲法官司的故事，在印度新民族主義的醞釀中發揮的作用稍後也會提及。

今年的獨立日，金德爾全球大學邀請來了冰島駐印大使，鋼鐵部秘書長也到場發言。不過由於天氣炎熱，大家都躲到樹蔭下了，只留下領導在台上曬著

獨立後面臨的難題

8月15日，對中國人來說也是一個不能忘卻的日子。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結束苦難的抗戰歲月。其實，這也是中國逐步擺脫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種種外國侵略走向徹底獨立的日子，如果沒有內戰，興許也會成為中華民族的獨立日。

不過同樣是8月15日，中印的國民反應不太一樣，這與兩國的歷史和文化淵源有關。在中國，我們大部分時間是一個統一、穩定的民族，即便是蒙、滿族少數民族統治期間，也在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基本上實現了民族融合，留下的社群衝突隱患較少。對於近現代以來的外來列強侵略，在歷史上是相對短暫的，這讓我們對其格外敏感，容易將注意力放在外來侵略帶給我們的傷痛上。

而在印度歷史上，比較強大的統一主要在孔雀王朝、莫卧兒王朝（穆斯林統治）和英屬印度統治時期（英國的統治）。在漫長的歷史中，外來統治佔主導，且其擺脫英殖民統治的方式也相對和平，這讓印度在對待獨立上，沒有那麼苦大仇深，更多還是關注獨立後的印度路該怎麼走。

今年的獨立日，不論是莫迪的發言還是本校庫瑪校長的發言，都側重強調獨立後的印度如何走好自己的路。莫迪側重在印度如何讓居者有其屋、有電、有水，如何抑制腐敗，如何消除社群衝突和恐怖主義等。庫瑪校長則側重了金德爾大學在保持高校教育多元化和多樣性方面的努力。深入看來他們的發言，實際上側重了獨立後印度面臨的一組需要平衡的因素，即如何在保持多元化、多樣性的同時還能更好更快發展。

英殖民者幫助印度進行了廣闊的國土擴展，在獨立時，印度希望把英聯邦治下的省份和那些曾經願意效忠英屬印度的小王國都捏合起來，以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雖然獨立運動期間產生的相對共識，讓國大黨、穆斯林聯盟等對建立統一國家有了興趣和信心，但讓一個信仰多元、社群衝突常有、且多半時間自治分散的不同地域、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群，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中並非易事。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間的的相互不信任，還是導致了蒙巴頓方案的產生，即印巴分治。

1947年6月3日，由蒙巴頓制定的《印度獨立法案》公布

根據蒙巴頓方案，旁遮普和孟加拉被印巴兩國分割。而劃界工作卻由之前和印度毫無關係的律師西里爾·雷德克里夫擔任。這條分割線被稱為雷德克里夫線（圖中紅線），即後來的印巴國界。由於時間緊促等原因，疆界的劃分十分草率

為了凝聚剩下的英聯邦治下的小王國和多元化群體，領導建國的印度國大黨領導者們，選擇了自由民主模式，包括全民直接選舉、司法審查等以讓納入統一國家的小邦國和不同信仰群體有安全感。最大膽的實驗莫過於，在文盲率達到88%、貧困人口占絕大多數的社會背景下，推行全民直接選舉（universal suffrage），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大膽的民主實驗。

根據美國著名的印度憲法學家Granville Austin對當年制憲史的調研，當年的制憲者們相信，直接選舉，給公民投票權，是改變積貧積弱、幫助印度實現社會革命的最好方式。就在第71個獨立日前夕，《印度快報》以「投票的困境」發文評估印度的選舉式民主制，認為選舉式民主制是印度作為一個國家生存下來的關鍵因素，但是，它也限制了印度作為一個國家的公共服務能力。與巴基斯坦比，印度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很多指標是有優勢的，但與中國等東亞國家相比，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慢些。

當然，巴基斯坦的分治，也讓制憲者們意識到，鬆散的聯邦制會讓印度隨時面臨分裂的危險，所以，採用了更加傾向中央權力的准聯邦制，最典型的是將剩餘立法權給聯邦政府，而非像美國那樣給邦政府剩餘權力。印度憲法起草的主筆安貝卡博士在解釋為什麼用緊密型聯邦（Union）而不是鬆散型聯邦（federation）時說，印度的聯邦不是各邦和附屬小王國基於協議建立的，他們是基於憲法成為印度的組成部分，憲法是他們最高的法律，這是不可退出的，地域的劃分只是出於管理的方便。

但是，這種憲法對分裂的限制並不自然演變為這個國家的內部凝聚力。在如何保護多元化和平衡統一效率方面，印度制憲過程中也是費盡心思，並頗為糾結。以語言為例，印度制憲時沒有確定國語，也沒有確定單一官方語言，即便從工作語言的角度，也是以審慎、複雜的方式來應對。印度憲法從343條到349條，用了七個條款專門針對語言的使用作出規定，就不同權力部門、不同層級、不同情形下如何使用語言進行細緻規定。

憲法343條規定聯邦政府使用的官方工作語言是印地語，英語作為必要過渡，過渡期15年。但在過渡期快到時，泰米爾納德邦（當時還屬於Madras邦）為防止泰米爾語的消失，奮起發起了反印地語運動，後導致英語無限期作為聯邦政府官方工作語言之一。

對於聯邦議會，憲法344條規定議會立法條文要用英語宣布，程序性事務討論或溝通可以用英語或印地語，或經特批議員也可用自己邦的母語發言。

對於最高法院，憲法348條規定，審判程序和判決書內容，都只能是英語。對於高等法院，憲法348條規定程序和判決原則上也只能是英語，但有些邦經過總統特批，也可以用印地語或其他語言。當然，憲法348條授權聯邦議會可通過立法改變語言的使用，但到目前為止，聯邦議會並沒有行使這一立法權。

在對邦一級的官方語言使用，憲法在附則八中確立了22種語言，另外印度的各邦基本以語言或文化為基礎劃分，邦一級語言的多元化對於保持地方文化的多元性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為了促進社會平等，印度憲法還規定了針對落後部落、落後種姓的特留權制度，旨在促進多元化群體的共同發展。

什麼可以凝聚印度

民主制和強調中央權力的准聯邦制只是把印度的不同社群、地域結合到了一個政治框架下，但印度似乎還需要一種更強大的凝聚力量促進發展。有人開玩笑說，什麼可以凝聚印度呢？只有板球。還有一種回答是，巴基斯坦。

在漫長的時期內，獨立後的印度由國大黨領導，倡導世俗化和計劃經濟模式，在大國之間尋求遊刃有餘的平衡，這一時期，民間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意識並不強，但也導致公民的國家身份認同感比較低，印度人更多的是強調對自己本地文化的認同感，如西孟加拉人或泰米爾人，而很少強調印度人的身份。1991年經濟自由化之後，印度的政治和經濟形態更加開放和自由，民間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生長出了需求，國旗、國歌等象徵意義的標誌就變成了強化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旗只限於公共部門使用，私人只被允許在獨立日和共和日時才可升旗。1994年，年輕的企業家那文·金德爾（Naveen Jindal）在美國讀MBA，看到美國的國旗可以插遍大街小巷，回國後便在自己位於Raigarh的私營鋼鐵企業內升起了印度國旗，不想所在的Bilaspur區當局認為這違反了《印度國旗準則》（1952）、《防止國家標誌和名稱不正當使用》（1971）和《預防損害國家榮譽法案》（1971），要求他立刻撤下國旗。於是，他發起了一個知名的公益訴訟，認為公民擁有國家象徵是基本權利，一些知名律師包括Soli Sorabjee（1998-2004任印度前檢察總長）和Arun Jaitley（現任財政部長）等人代理了此案。

那文·金德爾

2002年1月，那文拿到了勝訴判決，在判決出來前幾天，印度政府修改了國旗準則（Flag Code），在獨立52年後，印度終於允許公民可自由升降國旗。2009年，那文在他捐助設立的金德爾全球大學內立起了當時印度最高的旗杆，飄揚著印度最大的國旗。據說前兩年，那文又在其家鄉立起了比這還高的國旗。

那文發起的國旗自由化使用訴訟，為人民黨（BJP）推動以國旗為載體的迎合中產階級的愛國主義運動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國大黨卻限於傳統思維，錯過了這樣一個機遇。為了利用國旗推動國家身份認同，1998年人民黨獲得選舉後，開始以國家名義資助有關國旗的電影，並在一些很搶眼球的事件中升起國旗，如1998年的核試驗場地Pkhran和在1999年的印巴卡吉爾戰（Kargil war），吸引了無數媒體，大大提升了印度人的愛國情感和國家認同感。對於人民黨而言，這也成了一個獲得選票的絕好契機。

除了國旗外，國歌也成了印度強化國家認同感的平台。印度關於國歌與公民義務的立法經歷了不同階段。70年代初，將故意阻止別人唱國歌認定為違法甚至是犯罪。如1971年《防止損害國家榮譽法案》在第3條規定，故意阻止他人唱國歌、或者在別人集會唱國歌時搗亂的，最高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76年憲法第42修正案（英吉拉?甘地宣布國家緊急狀態期間）甚至在憲法51A中專門增加了公民的基本義務一部分，其中義務之一就是，「擁護和保護國家主權、團結和領土完整。」在70年代初，印度影院有在電影結束後播放國歌的習慣，但因為大家都不起立，1975就被叫停了。

但90年代後，一些愛國者開始通過公益訴訟來推動公民對國歌的義務，最高法院成為國歌新規則的制定者。Shyam Narayan Chouksey是Central Warehousing Corporation的一個總工程師，2001年，他在看導演Karan Johar指導的電影《有時快樂有時悲傷》（Kabhi Khushi Kabhie Gham）時，裡面有播放國歌的內容，他就站起來了。沒有人加入他，而且還嫌他妨礙別人看電影。於是老爺子就開始了一系列關於國歌與愛國主義主題的公益訴訟，包括讓對國歌不夠尊重的影片下架等。

印度民眾在看電影前起立奏國歌

最近的一次就是2016年發起的Shyam Narayan Chouski vs. Union of India，2016年11月30最高院在裁決中基本上滿足了他的心愿，即所有影院在電影播放之前播放國歌，是強制性的。國歌播放之時，所有觀眾需要起身表示對國歌的尊重，並將這作為印度憲法愛國主義的組成部分。此後，在播放電影《摔跤吧，爸爸》中，有播放國歌的內容，出現了有觀眾沒有起身，被其他觀眾暴打一頓的事件。因此，最高院於2017年2月做了澄清，如果播放國歌是播放內容本身的組成部分，觀眾則沒有必要起立。

愛國主義的變味

依託國旗國歌開展的運動，進一步提升了國民的印度國家意識。但與此同時，這也成為印度教右派大力推動印度教化運動（Hindutva）的重要工具，他們被認為故意將愛國主義混淆為印度教化主義。

在2000年之前，Atal Behari Vajpayee 領導的人民黨在印度教化主義方面，立場相對溫和。但由RSS母體分離出的另一個印度教右派組織Vishva Hindu Parishad （VHP，可翻譯成世界印度教委員會），卻非常活躍的推動印度教化運動，而且比較極端。他們在印度教化主義運動中，公開指責國大黨的世俗化是假的，並發起了容易高度分裂國家的一些運動，如Ram Janmabhoomi 運動，還在1992年摧毀了Babri清真寺，因為他們認為那是Lord Ram的誕生地。

2000年後，人民黨也成為印度教化主義的堅定推動者，從而導致了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當時是莫迪執政）Godhra騷亂的出現，導致大量的穆斯林被殘殺。不僅如此，人民黨執政後，禁牛肉立法變得普遍，很多邦通過了禁殺牛的立法，包括筆者所在的哈里亞那邦。2017年3月份，古吉拉特邦進一步修改禁殺牛立法，殺牛最高可判終身監禁，成為史上最嚴的禁殺牛立法。當年的制憲者們故意將關於牛的保護移出第三章（基本權利）的保護而置於第四章（國家指導政策），而且將其從生產資料的角度予以保護，刻意迴避宗教文化。但是人民黨執政後，反世俗化的禁殺牛立法又得以復活甚至強化。很多人擔心，禁殺牛立法將成為撕裂穆斯林和印度教社群的一個巨大隱患。

愈演愈烈的大吉嶺騷亂

這個國家的立國之本是對多元化和多樣性的尊重，偏離這個，都將會造成強有力的抗爭。2017年6月份，西孟加拉幫在大吉嶺的Gorkha社區進行著分離主義抗爭，直到發稿時尚未解決，導火索是西孟加拉邦在這個社區學校強推孟加拉語。多元化群體的利益平衡並非易事，處理不好，也容易造成騷亂和抗爭。在過去一兩年，曼尼普爾就經歷了山上和窪地地區不同部落（主要在Meitei，Naga 和Kuki 部落間）之間關於土地控制的對抗，宵禁、停課、相互間經濟封鎖等不停上演。在哈邦2016年2月，還發生了大規模的賈特人爭取特留權的騷亂，造成3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經濟損失達30億美元，哈邦的八個區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

以共存模式（co-existence）或者拌沙拉的狀態，印度能夠存續70多年，這是不小的成績，某種程度上得益於國大黨的世俗化和文化的相對包容性，當然，負面作用是，發展有些低效。不同於國大黨，不論從信仰的考慮，還是從更有力度推進改革角度，人民黨都想推動印度教文化的主導地位。

如果人民黨尤其莫迪繼續執政，這將會成為獨立後印度政治策略的一大轉折。推動印度教文化的主導地位，實現文化相對統一，可能會讓決策和運轉更有效率，在推動發展速度上有幫助，但是，這會讓印度作為共和國得以存續的共存模式面臨重大挑戰。如何平衡以包容性為基礎的更大和以文化統一性為基礎的更強，將會是印度始終面臨的困境，其平衡不太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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