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是暴力、詛咒，這本書憑什麼得布克獎？

牙買加作家馬龍·詹姆斯創作的《七殺簡史》曾獲2015年的布克獎。布克獎評委會主席邁克爾·伍德對這部優秀的作品大加讚譽，認為這是一部史詩級著作，「是短名單中最令人興奮的一本。」

馬龍·詹姆斯牙買加作家，出生於1970年，現於美國馬卡爾斯學院教授英語和創意寫作。《七殺簡史》是其第三部小說，之前兩部《約翰·克勞的魔鬼》和《夜女之書》均獲好評。

馬龍·詹姆斯於2005年創作的《約翰·克勞的魔鬼》，曾被出版商拒絕70多次，此後雖屢有小獎斬獲，但真正使其獲得國際聲譽的是這本《七殺簡史》，它被認為是牙買加作家在世界文壇的一次突破。

《七殺簡史》在獲得巨大榮譽的同時，也收穫了不同的意見。有觀點認為《七殺簡史》不具備可讀性，更別提文學性，它充滿暴力和詛咒。毀譽伴身的詹姆斯也直面回應，「在寫《七殺簡史》時，我無處不在冒險。直言不諱、色情描寫、完全憑自己喜歡打亂結構，這些都是文字的冒險。」

撰文 |孟繁勇

暴力語言：克制卻不失真實

《七殺簡史》的故事，主要場景發生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取材於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牙買加雷鬼樂巨星鮑勃·馬雷遭遇的暗殺事件。那是1976年12月3日，鮑勃·馬雷正準備在金斯敦舉行一場以和平為主題的演唱會，七名手持武器的槍手，在正式演出前的夜晚闖入鮑勃·馬雷的居所。槍聲響起，鮑勃·馬雷被子彈擊中胸部和手臂，而槍手趁亂逃走。

鮑勃·馬雷隨即被送往醫院救治，所幸傷勢較輕。第二天，歌手仍然按照原計劃召開了演唱會。顯然剛剛發生的入室槍擊案對其影響甚大，他在演出中數次發聲，希望當時持不同政見者和解。

《七殺簡史》

作者：（牙買加）馬龍·詹姆斯

譯者：姚向輝

版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7年4月

1976年12月3日，牙買加大選在即，七名槍手闖入一位國民級雷鬼歌手家中瘋狂掃射，這一撲朔迷離的真實事件，通過76個虛構角色之口重現。

馬龍·詹姆斯創作的《七殺簡史》，即是以此真實發生的故事為藍本。與此次事件有關的人員相繼登場，開篇描述的14歲孩子眼中的貧民窟生活場景，使人印象深刻。媽媽是妓女，父親則是貧民窟里最後一個「好人」，孩子從小便在「殺死一個孩子屁也不算」的環境中長大。

接下來的表述，每一頁都充滿了暴力，粗俗的髒詞頻繁地出現在字裡行間。最殘酷的莫過於，孩子的父親在暴揍了作為妓女的母親之後，後者領著三個男人報復。隨後，上演的是領頭者對父親極度刺目的凌辱。在孩子眼中，父親死了，母親也喪失了生命。

暴力式的語言，強烈地刺激著讀者的觀感，挑戰著閱讀底線。然而，這些暴力語言表面上看粗俗無比、刺激視覺神經，但如果考慮到故事的歷史背景——貧民窟的生活環境，卻絲毫不顯突兀，反而相得益彰。

上世紀70年代的牙買加金斯敦貧民窟就是這樣，某種意義而言，馬龍·詹姆斯以暴力語言呈現紀錄片式的細膩。文字所特有的想像空間，雖符合歷史風貌，但如此敘述方式，確實給人帶來觀感上的不快。這正是作家在處理類似題材時遇到的兩難抉擇，白描似的表述，傷害文本價值，而淡化處理，則又脫離真實。

應該說，馬龍·詹姆斯在處理《七殺簡史》的情節時，採取了剋制卻不失真的方法，但他也承認暴力語言在《七殺簡史》中大量存在。以至於他對母親說，還是不要看第四部分比較好。就連布克獎評委會主席邁克·伍德，也認為書中重口味的內容可能會引起某些讀者的不適。那麼，布克獎評委會為什麼還將大獎授予這樣一本充滿暴力語言的作品？

分水嶺：歷史縫隙中的「史詩」

文學作品，並非是簡單地記錄現實。以文字語言作為載體的小說，在再現現實場景的過程中，當然需要對現實進行提煉與加工。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是拔高某個形象，或者是對骯髒與不堪刻意粉飾。

表面上看，《七殺簡史》從多個角度講述了謀殺，但實際上講述的是牙買加獨特的歷史。故事中呈現的狂暴、絕望、期待中的失望、希望中的決絕，猶如一列失控的列車，向著牙買加歷史深處開去：一路之上，車窗外盡顯飄搖動蕩。

上世紀70年代的牙買加，正如外界對它的表述：「他們居住的社會既活力四射，又輕鬆愉快，既悲慘不幸，又矛盾對立，既充滿希望又令人絕望。」《七殺簡史》講述的故事，將這句話體現得淋漓盡致。那正是牙買加的大選年，首都金斯敦貧民窟中的人們，手裡掌握著大量選票。每一個候選人，都想在金斯敦獲勝，這對贏得全國大選意義重大。

如今的牙買加城市貧民窟。圖片：視覺中國。

政客為獲得選票，甚至會操縱當地黑幫，威脅選民投票支持相應選舉人。執政黨與反對黨爭奪選票、國外勢力介入大選、甚至毒品也成為支持某一選舉人的交換籌碼。小說中真實發生的槍擊案受害者鮑勃·馬雷本意舉辦和平演唱會，但這場演唱會得到執政黨政治人物的資助，由此鮑勃·馬雷被視為支持執政黨選舉理念。因此，事件發生後社會反響強烈，但牙買加官方並沒有對槍擊事件作出回應，也讓各界質疑該事件與當時的選舉活動相關。

這起謀殺事件，成為牙買加歷史上的分水嶺。牙買加自1962年8月6日宣告獨立、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之後，進入新的後殖民時代，包括政治、經濟、思想各個領域，均發生重大變化。《七殺簡史》從一樁謀殺案切入，通過特殊的敘述角度，遍歷金斯敦各個角落，從細微處入眼，呈現波瀾壯闊的歷史橫切面。

被視為「後殖民作家」的馬龍·詹姆斯，自小生活在金斯敦郊區，父母皆為警察，後其父轉行做了律師。在他的生活經歷中，親眼目睹的正是那一段歷史中的牙買加日常。

作家本人認為，他在創作中追尋的是我們是誰、我們的國家是怎樣的等命題，並進一步提出何為牙買加個性。從此角度而言，《七殺簡史》成功再現了上世紀70年代牙買加的歷史，恰是此處，成為《七殺簡史》獲得布克獎青睞的重要原因。

復調結構：集體主角的敘事策略

《七殺簡史》全景式史詩級別的描述，為我們呈現的是繁雜且多變的牙買加。馬龍·詹姆斯為此設計了多達70多個人物，從不同角度呈現謀殺事件的前因後果。人物一一出現，集體主角式的敘事策略，又讓我們似曾相識。

《七殺簡史》的創作借鑒了大量意識流寫作方法，尤其是在70頁之後，意識流寫作的痕迹愈發明顯。如同昨夜喝了一場大酒後的斷片，思緒的跳躍恍若麥田上的麻雀，到處是碎片化的記憶追溯。這些模糊不清的片斷式講述，在省去了標點符號的斷句之後，幾乎就是一個精神病人在遭遇電擊療法之後，痛苦伴身、思維混亂之際說的話。

其集體主角式的敘事風格，與198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的名作《蜂房》，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穆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紅》，有異曲同工之妙。

《蜂房》（左，1986）《我的名字叫紅》（右，2016年）中譯本封面。

《七殺簡史》使用多重敘述的文本結構，搞政治的投機客、黑幫分子、有特工背景的美國人、手持槍支橫行貧民窟的小子、販毒者、甚至是已經死去的人，等等，多達75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共同組成了敘述主體。每個人的發聲使得衝突交雜，人物背景不同，更使不同的觀點互相纏繞。

書中沒有明顯的第一主人公，而是形成每一個人都是集體主角中的一員。每個人都用第一人稱來講述故事，每一個「我」的出現和講述，都創造了一個與讀者交流的空間。猶如敘事者就坐在讀者對面，將所有的秘密娓娓道來，如此一來，讀者瞬間變成了當事者、在場者。有評論者則將此種敘事方式稱之為與「讀者成為同謀」。

集體中的每一個敘事者都是當然的主人公。在《七殺簡史》的舞台上，75個人的聲音此起彼伏，眾多人物的聲音聚集一起，便成了巴赫金語境下的復調結構及語言狂歡化的結果。共同組成了碎片化的敘事拼圖，呈現的則是龐雜繁複的牙買加。

對於《七殺簡史》中的敘事策略應用，馬龍·詹姆斯說，「真理總在變化……五六個不同的故事，甚至相互矛盾的故事都有可能同時存在。沒有一個故事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完全真實或者完全虛假。」

或許，真或假，虛或實，就存在於《七殺簡史》的雷鬼音樂與謀殺的冒險旅程中。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孟繁勇；編輯：徐學勤 阿東。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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