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支援邊疆」到「北漂」：新中國六十年人口流動史

六十年來人口流動有六次潮流

主持人：今天我們有幸請到了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老師，由他來講60年來中國人口流動與人口問題。先想請葛劍雄老師大致介紹60年來中國人口流動的特點包括它們的成因和影響。

葛劍雄：如果從49年算起，人口流動經歷過大概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北方大多數地方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下，但是南方有好些地方還在國民黨政權的控制中，包括西南。所以出現不少大陸人跟隨著國民黨遷到台灣，港澳。還有解放後，大批的軍人就地複員。

到50年代後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很多農民就到城市做了工人。當時北方建了很多大規模的棉紡廠，很多農民、女工就進了城做了工人。還有很多人支援東北重工業，所以也有大批的流動。

解放初到1958年，人口流動規模是比較大的，除了少數遷到境外，大量的人都是從農村到城市，從邊緣到中心。北京成為首都以後，文化名人、服務業都到北京去了。

第一階段的流動儘管也有很多計劃經濟的因素，但總的來講還是不錯的，是正常的流動。北京高校多，各地的學生到北京念書。很多人蔘軍，參干，跟著部隊南下當志願軍，另外支援邊疆建設，這一階段的流動還是比較積極的。

但到了58年，中央做出決定，農村跟城市之間不能夠再隨便遷移。接下來，困難時期時把城市閑散人口下放農村、機關精簡機構、把右派分子或者說有問題的人趕到邊緣的地方去。

所以從58年開始中國人口逐步就基本沒有自由遷移了。

60年代毛澤東決定建設大三線，小三線，大批工廠從沿海發達地區遷移。大三線在山西南部秦嶺那裡，四川、貴州、雲南，現在汶川地震我們知道好多大的廠都是那個時候陸續遷過去的，國家把建設重點或者是國防建設重點放在大三線，各地有小三線，小三線在皖南。

沿海都不能發展，沿海鐵路都沒有的，最慘的是福建，因為福建對著台灣。鷹廈鐵路都是拐了一個彎從江西進去的，就是避免沿海的建設。人口當然也不可能遷入沿海。與此同時，大城市的戶口收得非常緊，緊到什麼程度？假如上海有夫妻兩地分居，想要調到一起。你得自己去找人，你太太是在西安，你要找有沒有願意到西安去，兩面調好再往那兒調。

文化大革命又出現了大規模流動，一方面繼續精簡下放，上海支援新疆，另一方面是上千萬的知青，大城市甚至包括中等城市的知青都遷到農村，上山下鄉，到邊疆去，往黑龍江、雲南、內蒙古各個地方遷。

文革時進大城市已經沒有可能了，唯一一個例外就是退伍軍人。部隊的人可以進，其他的幾乎沒有可以進城市的。到改革開放初期，大批的知青返城，父母先退休離休，騰出崗位來，子女可以頂替。後來才是基本上是知青開放，統統回城。

各地改革開放後，就開始吸引流動人口了。深圳、廣東先開放，建設特區吸引幾十萬過去。因為當時開始辦的產業都是「三來一補」，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吸引了大批的內地農村人口。

還有一個潮流是移居海外，出國。在解放初的時候好多地方還是可以移的，1953年前上海到香港還是可以自由來往的，以後就是全面封閉了，從50年代初開始到文革結束，外出的人非常少。包括到港澳，都是要經過特殊批准的。

移民的本質：人往高處走

主持人：有人偷渡。

葛劍雄：偷渡形式很多了，以前有一個船在汕頭還是廈門往廣州開的，這個船據說離香港比較近，好多人坐了船到了就跳下去。當時偷渡是很大的罪名，屬叛國投敵。還有的人採取其他鋌而走險的辦法，文革中間還有變相出國，紅衛兵要求到越南打仗，到緬甸去。正常的移民海外沒有。

主持人：像您剛才說的偷渡的情況，包括深圳特區的建立，它都跟這個有一定的觸動的關係。

葛劍雄：偷渡有幾次高潮，解放初還談不上是高潮。文革中間偷渡很厲害，弄得香港很緊張。另外是改革開放初，習仲勛在廣東助陣，他採取措施情況就倒過來了。

現在很多在深圳的人也不願意移民去香港，移民一個最淺顯的道理，人往高處走。這個高當然有的人是追求物質生活的，有人追求精神生活，但是不管怎麼樣，他自願從一個地方遷到另外一個地方。一般的話，都是他新居住的地方有吸引力，原來的地方有推力。哪裡高，他往高地走。

主持人：包括他也付出的一些成本。

葛劍雄：福建福清偷渡成瘋。我跟偷渡者說你花幾十萬何必呢？你幾十萬就可以過得很好。他說我偷渡成功就不是幾十萬的事情，他認為我偷渡成功可能是上百萬，幾百萬的收入。這是一個信息誤導的問題。很多人在國外並不富裕，但是回來都把辛酸的事都不說，說得很好，所以激起那些人的羨慕。當然很多人發現自己的選擇不是理性的，是錯誤的，多數人會吸取教訓會自己調節。一般來講，自由的移民條件是比較好的。

人口流動：前30年政府主導，後30年市場主導

主持人：我們發現前30年或者是後30年流動的特點區別非常大。

葛劍雄：前30年基本上是政府主導或者是控制的人口流動，後30年多是市場經濟下相對自由的移民。當然我認為農民工這個成份不應該有的，農民就是農民，工人就是工人。解放初，蘇聯支援了140多項大的企業建設，工人絕大多數都是農村上去的，一招進去就變工人了，一開始是臨時工，臨時工轉會就成為正式工人，沒有農民工。農民工是我們現在人口流動的一個致命的弱點。

總的來講，前30年都是政府指導的，有沒有不是政府的？有。3年自然災害期間，四川有不少人吃不飽快餓死了，就往外跑，遠的到新疆，到大興安嶺林區，他們有能力，當地人歡迎他們。他們有的做了會計，有的做了採購員，有的還做了生產隊長。這說明自由移民有強大的生命力。但是這屬於少數。具體部署都是政府分配，都是按計劃安排的，甚至有一部分是強迫的。

以前老百姓逃荒，中國人口從北方遷到南方開發，一次一次移民使中國進一步開發，造成了人口的流動，基本上是自由移民。但前30年，農村逃荒都逃不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地方餓死人，有人逃出就送回去，逃荒都不行。

三年自然災害

還有，中國農村人口活動的半徑太小，通婚的半徑太窄，造成人口素質的下降。人口沒有自由流動對人口素質也不利。

因為沒有人口自由流動，人都是計劃分配，很多人學非所用，人不能盡其才。像我們系第一批拿到博士學位的人，文革中間把他分到礦區，你不是學數學嗎？到食堂賣飯票。這樣的例子還不少。有些人有政治原因，成份不好，保密單位軍工單位就不能去，去了也不能進核心地方。有的夫妻長期分居，最後家庭破裂，沒有正常的生活。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像三線包括航天實際上成為禁區，生活都很困難。這前30年應該作為歷史教訓來記取。

後30年人口越來越趨向於自由流動，儘管外來的流動人口也造成了一些問題，但是像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一到過年連家政都找不到，你就可以想像這個城市離開這些流動人口行嗎？承擔大量建設，都是外來的人，對不對？所以城市發展離開了外來人口是不可能的。

現在的問題是戶口制度，始終把農民工作為外來人口，把他們排除在城市正常生活之外，排除在工人之外，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戶籍是對人口的管理，不能限制身份

葛劍雄：57年還很自由，我從浙江一個鎮上遷到上海，就到我所在區的教育局登記，他說好吧，你到哪個學校，考一下就可以轉學。我幾個月後學會講上海話了，跟上海孩子沒有區別。現在不一樣，外來工人的孩子進不了正常學校，就是進了學校，像北京到了高中，不能在當地考大學。

戶籍制度全世界都有，當然形式不同，美國也要登記的，但是問題是戶籍制度只是對人口的管理，不能成為一個對人口身份的限制，我們現在最大問題就是身份的限制。

主持人：為什麼還會起身份限制的作用呢？

葛劍雄：現在大家討論戶籍制度，有時就不太理性的，你不能說這個戶籍制度多不好，因為國家總要對人口控制，做宏觀決策，需要知道哪裡有多少人，城市有多少人，另外國家也應該地區調控，有些地方人口過密了，限制這還是正常的。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戶籍制度變成一個身份制度了。農村戶口待遇就不同，很多社會保障農村戶口就沒有了，或者是外來的就沒有，或者只能享受一部分，這個就不對了。像大城市我們應該有一定的門檻，是啊，是要門檻，但是我反問一個問題，這個門檻難道只是對外來人口嗎？你有沒有考慮對本地的，我記得50年代上海當時很多石油工人他們跑到哪裡呢？跑到西安，跑到寧夏，甚至跑到烏魯木齊，為什麼呢？因為他失業，找工作跟外來人是一樣的，你找不到在這裡失業，外面的薪水比上海高，他就走了，這個門檻是一樣的。

現在本地的人有保險，他從來不想走，外面的人找不到工作，對不起，請你走，這個就不公正了。在這個問題上關鍵還需要社會的公正。

問題在哪裡呢？國家給公民的基本社會保障應該不管在哪都一樣的，小孩子只要是義務教育年齡，不管是在深圳、廣州，還在拉薩或者在農村都一樣。城市或者是某些地方是以當地納稅人為基礎，建立的地方性社會保障可以有門檻。可以規定服務滿5年才有資格享受當地的權利，但絕對不能把戶口作為一個不能改變的身份，這是不對的。這不利於人口流動，也不利於社會的和諧，不利於我們持續的發展。

主持人：等於對整個城市的一些影響也突顯出來了，而且前面農民工上學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也比較頭疼。

葛劍雄：而且現在已經不單是農民工，有一些外來的白領，他戶口還沒有進來，那麼他的子女也沒有辦法，高考也都回原地去。這就造成很多的社會問題了，北京高中課程跟外地是不同的，到高三把他趕回去，對他的影響就非常大。這要中央，要教育部來解決，光靠北京市也解決不了。

主持人：您能不能具體談談對城市造成有哪些影響呢？

葛劍雄：我看過一組上海20年代到30年代的數字，它基本上是進來10個出去5個，甚至有兩年，進來10個出去9個，就是城市有進有出。現在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是只進不出，一個城市容量總是有限的，北京人口很快到2000萬，到3000萬就到頂了，不能再一直膨脹下去了。不能只進不出，特別是本地的人他從來不出。

還有人居也要流動。退休了住在城中心黃金地帶、金融區幹嗎呢？你拿這個錢你可以住到遠郊、其他小城市，日子可以過得非常好。

一個正常的城市是在城市內部不停的流動，城市跟外面不停的流動，現在的矛盾在哪裡呢？一個在戶口制度，第二個就是政府投入不均，政策不配套，公民基本社會保障各地不一樣，各地差異很大。如果這個問題能解決，每個城市都有最合適的人居住在那。人就能相互流動。

政府投入不均衡，使人口流動「非理性」

主持人：這是政府投入不均衡導致。

葛劍雄：是。我們現在人均GDP有的地方已接近1萬美元了，本應該出現向郊區擴散，向遠的地方走的趨勢，我們為什麼不出現呢？當然財富分配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投入問題，把資源還是集中在傳統的、發達的地區。

我在發達國家看到有些養老區，它各個地方都考慮得很周到的，房子一般都是只建一層，年紀大不要走樓梯，活動中心，醫療都很好，老人感到生活比大城市中心區便宜，而且更舒服。

這是不同的標準，他退休了，它的高就不是要掙錢，他的高就是要享受。

基本的社會保障跟必要的社會競爭完美結合起來。農民工也是這樣的，有些人說我以前在上海，他認為還是鄉下好，這樣就是各得其所，所以不要擔心這樣的競爭。政府只要起到一個主導的作用。

出國限制不了，但是我給予正確引導，讓他知道外面的實際情況，做理性的選擇，避免盲目性。同時在法律上給他們必要的保護，比如留學預警，政府要做這些工作。

主持人：剛剛談到了政府很多限制，反而讓這些資源成為稀缺的東西。

葛劍雄：移民實際上也堵不住的，每個國家都是盡量的吸收高端移民，但他所需要的移民並不一定是學歷，我聽澳大利亞的朋友說，澳大利亞對廚師、理髮師很歡迎。所以我們城市要吸收高素質的移民。有人跟我辯論，難道我們找清潔工也有高素質，我說清潔工也有高素質，他得身體健康，乾淨守法，並不一定是高學歷就是高素質，哪一個行業需要什麼樣的人，這就是高素質。

公民應享受的保障，不管在哪都應保障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公平還有自由。

葛劍雄：是。凡是一個國家的公民所應該享受的保障，那麼他不管到哪兒，都應該保障。像我們國家最突出的義務教育，你沒有理由拒絕外來的符合義務教育年齡的人，不給他義務教育。為什麼不能像居民身分證一樣，只要憑他的證件，他到什麼地方登記，中央政府就把財政，他的教育費就撥到這裡，不就解決了嗎？

將來居民養老，不管城市、農村、內地、邊疆、沿海都應一樣。如果城市的發展水平不同，高於國家普遍標準這一部分，本地城市可以有一定控制。你必須居住滿多少年或者是服務滿多少年，或者是納稅到什麼比例才能享受當地福利，因為這是本地人的積累。

但是前提是國家的基本保障要有。城市還有額外補助，要到一定的時間內才給，這個我認為是合情合理的。當然如果我們足夠的財力，足夠的雄厚，保障公民的這一塊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這個社會就更公正。

你不能說一進到這個城市完全享受城市全部的福利，這個有一個過程。

移民城市的文化不在「根」，而在吸收轉化

主持人：中國人口有一個特點就是農村向城市流動，一些城市在人口流動過程當中建立起來，像酒泉還有大慶這些都是。

葛劍雄：人口流動裡邊有一個因素。中國現在城市化比例大概在40%上下，我們行政區劃老是變，但是不會超過50%，這是剛剛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還不如印度。世界發達國家都是80%、甚至是90%以上。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是大勢所趨。是沒有辦法抵擋的。問題是怎麼樣轉移？

一個方案是就地轉移，譬如說費孝通提出來的小城鎮，還有他提出來離土不離鄉，可以從事工業，但是還是農村戶口，農忙時干農活，農閑時打工。他這個是有一定的適應性的，在長江三角洲，大中城市那麼多，平均30公里一個中型甚至是大型城市，中間這些星羅棋布的小城鎮就是這樣的情況發展的。

費孝通

為什麼我要離鄉離土同時來呢？不考慮戶籍制度的話，離土不離鄉模式適不適合全國。很多的產業是要達到一定的規模才有生命力，沒有2000個人能辦得好學校嗎？沒有一萬個人，搞污水處理有效益嗎？所以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人口聚集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夠發展出公共服務體系。才能夠降低成本，才能夠有效益。

這個過程做得不好，城市化就形成了很多畸形的發展，形成很多問題。

主持人：像深圳，很多人都說它是沒有文化的城市，有學者認為這種移民城市有一種無根性的表現。

葛劍雄：這個話我不贊成，所有的城市某種程度上都是移民城市，北京比較近的發展應該是從元朝大都作為首都開始，以後明朝也是首都。元朝被滅了後，大量的蒙古人外遷，再加上戰亂的影響，所以在明朝初年它不過是北方一個區域性的城市。但是建都的過程中有大量外來移民。南京官員，工匠都遷到這兒，各方移民都遷過來。要是沒有移民，北京能夠成為大城市嗎。解放後，老北京大量的都是外來的。科學院的，北大清華的好多教授都是外來的。更不要講改革開放以後了。

城市發展離不開移民，但是根在哪裡？一個真正發達的城市它無所謂原來的根，都是主要靠重新建立起來文化逐步發展的。外來的文化跟本地文化結合就逐步逐步形成了本地的傳統，

主要看一個城市它能不能形成主流文化，並且有傳承性。上海開埠時，整個上海縣城50多萬人，但到解放時上海號稱600多萬人口，所以人口80%是外來人口的子女，上海文化一方面有江蘇、浙江的因子，以蘇南、浙北的文化發達地區做基礎，也吸收了各方面的外來文化。

現在用的很多詞最早都是上海翻譯，像「沙發」、「麥克風」，然後普及出去的，有一些新興的城市沒有什麼文化，原因在哪裡？問題是移民太單一，沒有多元。要長期發展的話，那就吸引其他的人來。多元，本地文化慢慢就產生了。

有一個更大的例子那就是東北。東北自從1860年後全面吸收移民，很快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基礎，東北的大豆、糧食、鋼、鐵、煤這些都佔了很大的地位，但是東北的文化，人才是跟經濟不相適應的。東北老一代的學者幾乎都是內地過去的，那什麼原因呢？那就是因為東北的移民都是底層的，貧苦農民。他們可以轉化為產業工人，但不可能就馬上轉化為專家、學者、文化人。

另外，中國傳統文化在這一帶影響也不是很深，倒是北方受到俄國文化的影響，南邊受到日本佔領的影響，東北經濟跟文化不均衡。所以不是說所有的移民城市都是無根，都是沒有文化，關鍵看怎麼吸收。

主持人：像上海特別典型，海派文化的形成，跟移民或者是人口流動有什麼關係呢？

葛劍雄：當然是移民的產物，上海本來應該是江南一個中等水平的城。江南發達的城市有的是，松江、蘇州歷史比上海悠久，上海縣本來算不得什麼，但移民數量多，發展得快。上海1843年11月開埠，到1900年人口已突破100萬，而且高度集中在城市。它的移民素質高，多是江浙等發達地區來的移民。

第二是它的文化是多元的，既有江蘇浙江，也有廣東人。很多新興的產業，拍電影，賣留聲機，賣唱片，賣西藥，大的百貨店都是廣東人乾的。另外還有海外的，有猶太人，白俄一部分聚集在哈爾濱，高端的聚集在上海。上海以前的交響樂團，芭蕾舞這些好多都是白俄的人才在教的。還有西洋，日本人。各個方面，各種文化聚集起來。

再加上我們應該承認，上海租界客觀上它還提供比較開放、比較公正的制度，這樣才逐步形成所謂海派文化。如果沒有新的移民進來，另外內部也不是實行良性的積極競爭，文化很快就會消失。改革開放剛開始，上海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人才稀缺，本地人又自以為是，瞧不起外面來的。

今天北漂，明天反過來南漂，那才好

主持人：我們改革開放30年，移民主要跟經濟的發展有關，農民工、北漂，你怎麼看？

葛劍雄：這個就是說明在我國，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北漂不是所有人都叫北漂，一般的打工不叫北漂，我的理解北漂更多的指文化、影視這些人他們到北京來尋找機會，據說北京需要的這一批人就有上萬人，但是它為什麼不飄到其它地方去呢？那是因為這些產業高度集中，帶有一定的壟斷性。

如果是自由競爭，那麼他不一定北漂，西漂也可以，南漂也可以。目前他北漂成功機會最大，有央視，還有這麼多的影視公司，一旦在北京成功了，他就成名了。

能夠在春晚上哪怕露一個臉，身價一下子就上去了。我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個市的領導曾經跟我發牢騷，我們出多少萬都不肯來，春晚那邊一分錢不花都願意去。我有幾次到央視去樓下，就看到準備春晚的大牌明星都披著軍大衣，拿著十塊錢的盒飯，規規矩矩的被調動。

政府應該主動地給那些移民，給那些流動人口創造一個比較好的條件。各地可以讓他們不一定都要北漂了。今天北漂，明天轉過來南漂了，那才好。過度地往一個地方集中，對我們國家來講不是好事。

解決非法移民，一靠管理，二要納入正常軌道

主持人：廣州非洲的黑人移民比較多，60年來這種海外移民情況是怎麼樣的？

葛劍雄：全世界人都是人往高處走，這說明現在中國有吸引力。你只注意到了廣州的黑人多。浙江義烏阿拉伯人也很多，因為他做小買賣，那裡小商品城、市場大，所以為此還新造了清真寺，他們做禮拜要用。在一些農村越南的新娘不少，這是非法移民，有的生了孩子發現後，照法律規定還得遣送回去。大城市的酒吧裡面既有能歌善舞的跳街舞的黑人，也有菲律賓樂隊的，俄羅斯的姑娘。其中相當部分還都不是合法的，有的拿了旅遊簽證來的。為什麼呢？很簡單，掙錢。

越南的新娘為什麼有吸引力？很簡單，農村有些地方討個中國老婆太貴，買個越南新娘便宜，從本質上來講還是提高當地民眾的生活水平。你如果真正生活水平提高，就沒有必要採取這種方法，他何必找一個語音不通的人呢？

像這些，我覺得簡單靠禁也是禁不住的，國家也是要制訂政策，怎麼樣引導他們合法進入。

廣州的黑人比較多，我想兩個原因，一個是廣州比較開放。另外，移民都喜歡抱團。我們華僑出去為什麼集中幾個城市呢？因為有人去成功了，有同鄉熟人，那麼就向那裡集中，時間長了就形成了。

主持人：他們有一個聚集效應。

葛劍雄：到了之後那些人聚集在一起，住起來習慣，鄉音方便。

主持人：您的文章寫過中國人有安土重遷的觀念，人口流動對於中國國民的塑造有著什麼樣的影響？

葛劍雄：安土重遷，農業社會人口離不開自己生活的土地，人背井離鄉以後還是千方百計回來，甚至死了以後還要回來，這是農業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果。

進入工業社會後，這種狀況慢慢也在改變，像年輕人對外地的嚮往遠遠超過了對故鄉的眷戀。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後那就更加不會再有這種感情了。城市裡夫妻安頓下來生了孩子，孩子對故鄉有什麼印象？

美國人的遷移率相當高，一輩子往往要遷好幾個地方，我們現在不是不想遷，而是遷移成本太高，一個是戶籍，另外是住房成本。大量房子都是自己買的，而不是租的。如果房子都是租，那要換工作就很容易。

人類對遷移方式的選擇，從本質上來講都是一樣的，有些人群受到影響比較多，有的人群少。傳統會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客觀的環境，生存的基礎變了，那麼傳統一般是保持不住的。

社會全面發展，沒有人口流動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請葛老師對60年來人口流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做簡要的總結。

葛劍雄：人口流動前後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前一個階段主要是在計劃經濟，政府指導型的。

改革開放以來，是政府指導跟自由移民相結合。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這方面有很大的進步。中國的經濟的起飛和發展跟人口流動是分不開的，現在哪一個城市的發展離得開農民工的貢獻？他們為改革開放建立了大量的財富，這是我們不能諱言的

另外大量的流動人口對各地的民風、民俗也有很大的改變，大中城市都比較開放，歧視外地人的現象反而都好轉了。上海現在內環線里講英文，外環線講普通話，上海話只能到外面講。就是說大家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國際移民，國內移民已經在城市裡面起著非常大的作用。

大量的流動人口對提高我們人口的素質是有好處的，以前廣東福建人，皮膚黑，個子矮、眼窩深，現在你看，大量的外來人口已經不是純粹是本地的土著的延續了，個子都長高了，總的對人口素質是有好處的。就算農民工的孩子，雖然他們現在教育還沒有全部解決，但是他們比父母一代眼界更寬，素質更高。總的來講我們還要堅持這個方向，還要進一步擴大移民，人口的遷移。

否則的話，中國是不可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以及全面的現代化。我們的城鄉還差距很大，真正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最大的特點不是城市比我們發達得多，而是他們全面發展。沒有人口的流動是不可能的。

選自：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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