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複雜的皇帝乾隆，到了晚年何以貪腐成風

乾隆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複雜的皇帝,他風度翩翩,常使人感覺「藹然有春風和氣」,他又高己卑人,施政過程中經常峻烈嚴酷,刻薄寡恩.他為人節制,平生飲酒不過數杯,他又窮奢極欲,花起錢來如沙似海。在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絕進貢而聞名的。可是到了晚年，他卻貪腐成風。

乾隆四十一年初,66歲的乾隆皇帝第4次東巡山東。與前幾次東巡明顯不同，這一次，沿途前來接駕的王公大臣特別多：以前只是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全數到來，而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幾處鹽政織造，甚至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封疆大吏也聚集於此。一路之上，儀仗塞路，鬧得小小的山東翻天覆地。大員們爭先恐後來到山東，只是為了滿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個喜好：收受貢品。因而，皇帝的此次山東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們的賽寶大會。每位大員的車隊都是珠光隱隱，寶氣四射。

從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著皇上。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大內，這一趟出行，可謂是滿載而歸。

「進貢」是專制時代的一項定製。從一定程度上說,清代皇帝的生活質量與貢品直接相關。皇帝雖富有四海，卻並不能任意支配國庫來滿足個人消費。國庫由戶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財政則由內務府掌管。

實際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絕進貢而聞名的。那麼，何以到了晚年，皇帝會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順遂，高枕無憂；二是乾隆本身從來不是禁欲主義者，從來都對物質享受情有獨鍾。登基之後，他強自隱忍了十餘年，步入中年之後，皇帝對自己的要求不再那麼嚴格了。乾隆十六年，進貢的大門被第一次打開。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時，當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壽，皇帝下旨說，因為進貢者「分屬大僚，上下聯情，勢難概斥，伊即奏進，自不得不量存一二」。全帝國內所有的高級官員都從這道諭旨里讀懂了皇帝的心聲。從此，為皇帝準備貢品，就成了他們分內最為重要的工作。

乾隆二十二年，粵海關監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獻了一批貢品，主要有紫檀鑲楠木寶座、紫檀鑲柄木御案等數種。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鑲玻璃洋自鳴樂鍾一座」和「鍍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來說，進貢既然是大臣給皇帝送禮,東西當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發表意見。然而這次貢品送上後不久，皇帝很罕見地發布了指示：「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看者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進幾樣來，欽此。」

從此，皇帝喜歡西洋鐘錶一事立刻被官場周知，廣州西洋八音匣等售價因而猛漲。此外，乾隆還喜歡收藏書畫、古玉，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歷代進貢在資格和時間上都有嚴格的規定。清代成例，僅督撫們有進貢之權，進貢的時間也只限於三節：冬至，中秋，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這些規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內廷翰林也開始進貢。

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節的時間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節，端午、上元節、重陽節，大臣們也都可以踴躍進貢。除此之外，大臣們還開動腦筋，創造出了無數進貢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經過地方，大臣迎駕進貢，稱「迎鑾貢」。皇帝每年去熱河避暑，大臣們進貢，稱「木蘭貢」。大臣們進京覲見皇帝，所獻貢品稱「陛見貢」。皇帝提拔加恩，所獻貢品，稱「謝恩貢」……有時，皇帝想要某種東西，又實在沒有借口，就乾脆稱「傳辦貢」。

乾隆四十一年這次東巡所收貢品，應該歸為「迎鑾貢」。不過，即使是「迎鑾貢」，也應僅限於所經過地方的官員，而這一次，遠在湖廣、廣東的巡撫官員們也都放下工作，千里迢迢來進獻大批財物，從體制上講並無先例，也毫無道理。這一事件唯一可以說明的，就是皇帝對貢品的需索已經到了失態的程度。檔案記載，乾隆五十九年，閩浙總督伍拉納進貢十一次，幾乎無月不貢。

因為進貢之風的盛行，乾隆年間的官場上出現了「幫貢」一詞，即有權進貢之大臣令下屬幫助其「購買物件」，以「孝敬皇上」。這一新詞「光明正大」，實際上卻成了貪污腐敗的新方式。因為送給皇帝的禮物從採購、置辦到送進大內，往往過程不公開，賬目不清楚。事實上，送到皇帝手裡的一萬兩，可能意味著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裡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官員們則完全有可能從民間剝削了百萬兩。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數起貪腐大案，都牽出過背後的進貢問題，而這些貪腐大案不過是冰山一角，整個官僚體系通過進貢這個借口直接汲取的民間財富，不知多少。

僅僅靠貢品，並不能保證皇帝的日子過得足夠舒坦，因為皇帝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然而祖制規定，皇帝的個人開支不得加重百姓負擔，所以，這些費用並非國庫，必須由內務府自籌，而內務府的財源實在有限。晚年乾隆帝對財富的渴求越來越熾，也越來越感缺錢之苦。

議罪銀制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由和珅策划出來的。乾隆四十一年，和珅出任內務府大臣。在此之前，這個負責皇室財政的機構經常是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後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餘。而「議罪銀」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個天才的「發明」。

議罪銀是由「罰俸」演化而來的。罰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員幾個月至幾年的「基本工資」，是懲罰輕微過錯的常用手段。隨著乾隆中期施政愈苛、執法趨嚴，皇帝覺得罰俸數額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罰，所罰動輒上萬，改稱「議罪銀」。皇帝的初衷，不過是想讓官員「肉痛」一下，並沒有想把它制度化為一項財源。

和珅當政後，馬上發現了「議罪銀」的妙處——罰俸的決定權在吏部，款項由戶部承追，銀兩也交給國庫，過程公開透明。而議罪銀並非國家舊制，故可以繞開吏部戶部，由軍機處負責。因為此項銀兩不是國家定製，可以不納入國家財政，而是歸入皇帝的小金庫，並且過程及數額都可以不公開。因此，在和珅的建議下，皇帝批准將議罪銀制度化，並將罰銀的範圍大大擴展，從財政虧空之類的重大錯誤到在奏摺中寫錯幾個字，都可以一罰了之。

此舉一出，那些聰明的大臣們馬上就發現了妙處。不少大臣主動要求交納議罪銀。比如，河南巡撫畢沅以「未能迅速搜獲要犯」，自請罰銀二萬兩。以小過而甘重罰，既說明大臣們對自己要求的嚴格，又為皇帝小金庫的充實立了功，可謂一舉兩得。因此，通過這種主要踴躍「捐輸」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數。

在和珅的操作下，議罪銀制度為晚年皇帝的錢包里注入了大量現金。所謂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老皇帝對於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抬一點貴手。議罪銀不僅沒起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地使貪污侵佔合法化，為犯罪提供了保護傘、「免死牌」。

大部分時候，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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