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魯迅的抬棺人為什麼都挨整?

文史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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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網，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8期（9月下）

主講人/陳思和整理/胡元

陳思和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巴金文學研究會會長

魯迅精神飽含戰鬥性和獨立性

從魯迅到巴金，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個特定的精神現象，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五四」新文化一個最核心的精神傳統。魯迅是原創者，而巴金是繼承者。巴金所代表的時代，是從「五四」開始形成的知識分子獨立戰鬥、為中國社會進步作出主觀努力的時代。而這樣一個時代起源於魯迅，雖不能說終結在巴金，但是我想，這樣一個時代跟今天已經有區別了。

什麼叫做魯迅精神？我認為，魯迅精神裡面飽含了一種戰鬥性和批判性，是一種激進主義的斯巴達精神。「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的態度很明確，我必須戰鬥，哪怕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還是要把「我血」獻出來。魯迅認為中國的老百姓是不覺悟的，他希望社會變得更合理更進步，但是社會拒絕他的努力，民眾也不理解他，在這個時候怎麼辦？他就耗盡自己的生命去實踐理想。

我們可以認為這種精神對或不對，但魯迅的這份執著，代表了民族性格中陽剛的一面。我們的民族性格被專制社會壓抑了兩千年，面對再殘酷的壓迫也會忍氣吞聲，也會逆來順受，也會向邪惡一步步退讓，甚至健忘。而魯迅身上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像魯迅這種敢愛敢恨，在今天的中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魯迅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徹底的，徹底到什麼程度？他連自己也批判，主張在批判別人的時候，必須從解剖自己開始，這點很少有人去做。後來發展到巴金身上，也就形成了巴金晚年寫《隨想錄》提出的懺悔精神。

魯迅精神裡面還有一個東西，就是不斷地自我更新和追求進步。一般人多半在年輕的時候比較激進，中年比較穩定，晚年就成保守了。可魯迅一生都在追求新的東西，他一直在變，總是站在某個時代的思想最前沿來批判社會。但總不成功，所以晚年又跟左聯的領導人周揚鬧翻了。這到底是魯迅走得太前衛，還是那些激進的政治團體本身有問題？

大家都認為魯迅很孤獨，其實錯了，晚年魯迅並不孤獨，反而思想更成熟了。左聯分離以後，他再也沒有轉向其他政治團體，而是獨立在上海戰鬥。雖是獨立但並不孤立，在他身邊團結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那些人自認為是魯迅的學生，實際上魯迅把他們當成一個新的戰鬥團體來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風和巴金。胡風是左翼作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他對魯迅精神理解得很深，並將這種理解滲透到文藝理論，創造性地形成了胡風的文藝思想。另有一批人是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為首的就是巴金。在魯迅去世的時候，這些人就是所謂的「抬棺人」，大概有十幾個。我稱這批作家是文學的新生代，他們在30年代掌握了多份文學雜誌和出版社，像巴金、吳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趙家璧參與的良友圖書公司，像黎烈文主辦的《中流》、黃源協助魯迅主編的《譯文》、孟十還主辦的《作家》、靳以主辦的《文季月刊》等等，還有胡風等左翼作家策劃的小刊物，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都市新媒體。有那麼多的媒體都在魯迅的無形掌控之下，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魯迅的聲音從來就不孤獨。

魯迅與當年的文學新生代之間，構成了一個非常親密的同構關係，他們既是兩代人，又同屬一個團體，他們一方面批判國民黨政府，另一方面又與當時的左聯保持距離。這個團體一形成，最敏感的人就是左翼領導周揚，他一看魯迅不僅不受他的領導，而且還把那批活躍在文壇的青年作家團結在自己周圍，對周揚顯然構成威脅，當年的口號之爭便是這樣挑起來的。當然周揚他們不敢罵魯迅，也不敢恨魯迅，於是就恨魯迅旁邊的年輕人，第一恨的人是胡風，第二就是巴金和黃源，所以徐懋庸給魯迅的信里就集中罵這幾個人，而魯迅則挺身出來保護巴金和胡風。周揚搞了一個文藝家協會，魯迅不參加，他周圍的人也都不參加。以巴金為首的作家們又起草了一份跟文藝家學會對立的宣言，叫《文藝工作者宣言》，表示他們也同樣擁護抗日，追求進步。黨內的馮雪峰一看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來了，馬上通過茅盾去動員大家在兩個文件上都簽字，既要團結魯迅這批人，也要拉住左聯的人，結果這件事就處理好了。而就在這個時候魯迅去世了，從整個矛盾爆發到魯迅去世大概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魯迅只活了五十六歲。

胡風和巴金繼承了魯迅精神

魯迅去世以後，緊接著是抗日戰爭爆發，本來團結在他身邊的那些人一下子都散掉了，他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幫魯迅抬棺，這是一個象徵。而周揚到延安以後就跟著毛澤東，後來成為黨內管理文藝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這個過程當中魯迅精神被雙方都繼承下來，一方是把魯迅高舉為旗幟，另一方則在抗戰實踐中履行魯迅的精神，後者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胡風和巴金。

胡風一直認為中國人身上有種被幾千年封建專制導致的精神創傷，心靈有一道傷痕，這道傷痕是長期被專制政治制度壓制而產生的奴隸習性，這種習性最重要的特點是不敢反抗，逆來順受。所以，胡風就號召作家首先要高揚自己的主觀戰鬥精神，首先是一個戰士，才能寫出具有戰鬥性的作品，才能克服心裏面奴性的創傷。很多年輕人都按照胡風的理論來寫作，寫出了一批非常高昂的、具有戰鬥精神的詩歌、散文、小說，形成了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七月詩派。綠原、牛漢、路翎、賈植芳等，都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後來《七月》雜誌停刊以後，胡風又創辦了《希望》雜誌，還編輯了許多叢書，於是《七月》和《希望》就成為了一個流派。胡風通過他的雜誌傳播了魯迅精神，把魯迅的精神融化到文藝理論當中，影響了一大批年輕人。

巴金也同樣把魯迅的精神融到自身的工作當中。抗日戰爭時期很多年輕作家都流離失所，到處逃難，巴金就不斷搜集他們的作品，藉助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他們的作品集結成書，賣掉後再用稿費支持這些作家渡過困境。我曾聽吳朗西先生說，抗戰中他們出版作家的書從來不拖欠版稅，總是千方百計為作家解除困難。有人這樣說，如果抗戰沒有巴金和胡風，大量的文學青年也許就不可能走上文壇。巴金的一個朋友羅淑因為生孩子死了，之後是巴金把她的小說一篇一篇找來之後結集出版，否則這個作家現在可能誰也不會知道。同時，胡風還把延安年輕人的詩歌小說拿到重慶出版，擴大了解放區文藝在大後方的影響。所以慢慢地他們兩個人在文壇的地位越來越高。

1949年以後，大批左翼作家掌握了文藝工作的領導權，但對於巴金和老舍兩個作家，共產黨是保護的，因為他們在文壇有領頭羊的作用。老舍在抗戰時期是文藝家抗敵協會的實際領導人，領導著整個文藝界的抗戰活動。老舍其實是個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左翼作家，早年寫小說還罵過共產黨，但是共產黨團結他，老捨去美國之後，周恩來一次一次叫人帶口信讓老舍回來，之後他就真的回來了，還擔任了北京市文聯主席，當過模範。而巴金同樣如此，我自己也問過巴金，問他為什麼沒有走？共產黨有沒有做過工作？他說有過，當年夏衍要佐臨帶口信給他，讓他留下來不要走，所以巴金吃了定心丸，知道共產黨不會對他怎麼樣。我覺得當時共產黨政權對巴金、老舍是非常尊重的，他們都是黨的統一戰線的團結對象。而胡風又是另外一種情況，他本身是左翼作家，所以胡風沒有料到將來自己會在政治上出現問題，並一直認為自己是魯迅的傳人、魯迅最信任的人，魯迅很多精神是通過他的努力實踐體現出來，保持了魯迅的先鋒精神。而巴金則是把魯迅那些先鋒、前衛的思想通俗化、大眾化。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的時候，最初講的是每個人都會吃人，連狂人自己也意識到吃了人，所以要救救還沒有吃過人的孩子。但按照「五四」時期的一般人的認識水平，大家所能夠理解《狂人日記》里的吃人問題就是封建禮教吃人，而拒絕承認自己也會吃人，老百姓接受的是通俗化的理解，封建禮教吃人，吃人的是一種叫「禮教」的東西，跟自己沒有關係。而「禮教吃人」的觀念傳播者是巴金，巴金的《家》其實就是把魯迅說的吃人變成了一個禮教吃人，把自我吃人變成禮教吃人，描寫封建大家庭中一個一個美麗的女性被禮教吃掉了。

通過這樣一個過程以後，魯迅的精神被保留下來。我覺得不僅僅是我們官方教科書把魯迅變成偉大的「革命家」，其實在胡風的身上，也體現了魯迅這不屈不撓的精神，在巴金身上體現著很深刻的自我反省。但是後來，第一個倒霉的就是胡風，那就是1955年的所謂反胡風運動，1957年「反右」運動中，魯迅周圍的年青人中馮雪峰、黃源等都被批判了，被打成右派，蕭軍等人又被重新揪出來「再批判」。黎烈文、孟十還等人在台灣，也被帶上了「反動文人」的帽子。所以後來仔細想想，魯迅身邊的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都倒下去了，魯迅也成為一面空洞的旗幟。

巴金認識到革命後必有鎮壓

復旦大學教授吳中傑寫過一本書叫《魯迅的抬棺人》，說的是當年為魯迅抬棺的人都沒有好下場，1949年以後都變成「反革命」和「右派」，這裡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揚根本不能原諒30年代團結在魯迅身邊的這幫年青人。這批繼承魯迅特立獨行風骨的人都被打倒了，唯一的僥倖者是巴金，既沒有成為「反革命」，也沒有成為「右派」，雖然在1958年拔「白旗」運動中受了一些批判，但沒有影響他的政治待遇，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巴金14卷文集。那是一個很高的榮譽。周揚曾在一次文代會上一口氣推出了中國五個語言大師，巴金就是其中一個，此外還有老舍、茅盾、曹禺和趙樹理。

1927年，巴金看到國民黨屠殺共產黨的時候，他感覺很奇怪，為什麼北伐革命勝利了，軍閥被打倒了，中國人民應該過好日子了，可國民黨卻開始殺共產黨了？為什麼每當革命成功了，看到的不是歡樂，而是看到了大屠殺？1949年以後，實際上他是很明白的，革命成功後必然會鎮壓大批敵對勢力，他早有警惕，所以他馬上就屈服了。而胡風就一直沒有屈服，總覺得自己是革命者，就跟周揚不停地斗，還給毛澤東寫了30萬字的信，想證明自己是正確的，周揚是錯的。結果毛澤東看了這封信後，非但沒有理解胡風，反而進一步把胡風打成反革命分子。巴金開始害怕了，他跟胡風是朋友，大家也知道胡風和巴金都是魯迅的學生，但巴金就被迫寫了文章批判胡風和路翎，於是巴金就過關了。

其實在1949年以後，像巴金這類知識分子是必須要改造思想的，巴金就先後兩次到朝鮮前線去體驗生活，回來之後寫了很多歌頌抗美援朝的文章，慢慢地屈服於政治上的強權勢力，在某種程度上，巴金內心非常痛苦。但是他太了解歷史了，從蘇聯十月革命以後他就知道，革命一旦成功肯定要有鎮壓，但這個時候很多知識分子還不知道，總以為當家作主了，就應該無所顧忌，心裡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結果一說話就倒霉了。巴金深知這個危險性，就把自己放低，放成一個整天改造自我的人，但是他心裏面很明白，這樣的做法是違背自己良心的，也違背了魯迅這種硬骨頭的精神。

「文革」時期「極左」路線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老舍自殺了，胡風得了精神病，巴金既不自殺，也沒有得精神病，平平安安過去了，但同時也受了很多苦，被批判，被勞改，可是他堅持下來了，他太太頂不住了，生癌死掉了。有很多人不了解巴金，覺得巴金和魯迅距離很遠，其實並不遠，因為巴金太了解這個社會，魯迅也了解，魯迅既了解這個社會，又敢鬥爭；巴金了解這個社會卻不敢鬥爭，但並不代表他內心沒有是非，所以就非常痛苦。但巴金身上體現出來的一種堅韌的精神，能夠忍受各種痛苦，也有魯迅精神的內涵。

晚年巴金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獨立精神又一次爆發出來，他痛定思痛，覺得自己不能再沉默，於是就產生了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隨想錄》。在這本書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魯迅對他的影響，巴金從自我懺悔開始講自己為什麼會屈服，為什麼會不講原則，為什麼不敢鬥爭。巴金不敢戰鬥是因為在他內心深處就有這個毛病，就像《家》、《春》、《秋》裡面的覺新，忍辱負重、不敢抗爭，卻犧牲了很多善良的人。巴金對覺新這樣的人寫得非常好，就是因為他內心深處非常了解，自己身上也有這種東西。到了晚年，他大聲疾呼要自我懺悔。很多人當時都說自己是「文革」當中的受害者，都是「四人幫」叫他做這做那。可巴金說如果僅僅是「四人幫」，中華民族不會受那麼大的傷害，在打倒劉少奇的時候，我們都曾舉手，這就是說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奴性。當巴金大膽站起來開始懺悔的時候，恰恰復活了魯迅的精神。

從魯迅到巴金，這當中有曲折，比如胡風就被打倒了；也有屈服，比如像巴金的狀態，但是最終巴金通過自己的懺悔，通過一代知識分子的教訓，終於站出來恢復了魯迅精神。我把從魯迅到巴金看成是一個完整的精神過程，今天在我們的面前是完成了，至於這個精神以後能否成為知識分子、成為我們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就要靠我們一代代人的繼承學習和發揚，靠我們後代人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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