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東南亞國家普遍不痛恨日本二戰時曾經侵略過它們？

日本簽署無條件投降書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而此時，作為侵華戰爭發動者的日本本土早已經滿目瘡痍，首都東京幾乎被美國空軍燃燒彈夷為平地，長崎和廣島挨了兩顆原子彈，有210萬日本軍人為了日本統治者的野心死在中國大陸、東南亞、太平洋地區。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即使面對如此窘境，依然有一些日本高層人士，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學者堅持認為日本最少達到了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最低目標，從這個角度講，日本才是二戰的勝利者。

是這些日本人發神經？或者這些日本人打腫臉充胖子？

都不是，這部分日本高層如此認知確實是有自己一套邏輯的，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眾所周知，整個亞洲的近代化是亞洲面對西方殖民者的應激反應，而面對19世紀歐洲列強的殖民狂潮，整個亞洲僅僅只有中國、日本和泰國在二戰前還能保持國家獨立，其他亞洲地區完全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

而在中日泰三個獨立國家裡，又以日本近代化最為成功，而近代化成功的日本很自然會對西方列強殖民亞洲產生強烈的危機感和種族意識。

這就是所謂的日本的亞細亞主義。

918策劃者石原莞爾年輕時也曾為了辛亥革命成功而歡呼，他還自掏腰包請士兵喝酒慶祝。

按照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王屏教授的觀點，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是指列強侵略東方的危機時刻，日本人的亞洲觀。這個思想的最初時期，表現為平等對待亞洲各國，聯合抗擊西方的理念，此即『民間亞細亞主義』與『古典亞細亞主義』。」

1863年，勝海舟日記中記載道：「當今亞細亞幾無人有意抵抗歐羅巴。此乃胸臆狹小，而無遠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見，當以我國出動船艦，前往亞細亞各國，向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廣為遊說。」

他比較早地認識到19世紀下半葉亞洲各國所面臨的共同危機，提出應當聯合亞洲國家共同抵抗歐洲入侵的應對方略。明治維新後，隨著日本打開國門，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關注國際局勢和亞洲局勢。

甲午之後中日談判

19世紀下半葉開始，在日本先後成立了「振亞會」（1878年）、「興亞會」（1880年）、「東邦協會」（1891年）、「東亞同文會」（1898年）等。這些組織還吸收部分中國人和朝鮮人作為會員，如清政府駐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都是興亞會的成員。為加強亞洲各國之間的交流和聯繫，這些組織主要進行語言教育、文化交流、貿易交流等活動，如1884年在上海成立的東洋學館，1900年成立的南京同文館等。在這一時期的日本也產生了一批活躍的亞洲主義的人士，如主張大東合邦論的樽井藤吉、投身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等等。

而在這一時期，中國許多革命者，比如孫中山先生都曾為日本主張的「亞細亞主義」所迷惑，比如孫中山先生在1924年11月28日受邀為神戶女子高等學校演講時主張「現代亞洲是落後了，但這不能成為亞洲妄自菲薄的理由。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亞洲的衰弱已走到了極點，其已面臨一個轉機的關頭。他對首先進入世界強國的日本寄予希望給予充分的肯定。他認為日本是亞洲的頭一個獨立的國家，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起始的一天。」

孫中山與日本友人

強調亞洲與歐美現在存在著衝突，這衝突是軍事的，也是經濟的，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中國與日本的聯合是戰略聯合更是一種文化認同，主張將此一致的文化認同化作戰略聯合的堅強人文基石。

當然，必須承認，日本這種亞細亞主義，帶有一定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特點，要求亞洲各國形成「亞洲命運共同體」，但是既然要求亞洲各國要形成「命運共同體」，那麼必然要求亞洲鄰國的革命與覺醒，而支持革命與干涉乃至侵略之間僅有一線之隔。

日本亞洲主義者對於亞洲的復興與解放具有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與其民族優越感有著密切聯繫。岡倉天心在《東洋的理想》中對於日本文化的評價最高，認為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保證了其文化能夠吸收外來文明又從未喪失自己的主體性，是亞洲文化的「博物館」，而中國和印度文明屢遭外族的破壞和蹂躪，甚至認為中國文明在宋代即已經中斷。這種精神上的優越心理非常容易發展成為侵略擴張的思想基礎。

簡單來說，日本亞細亞主義或者說亞洲主義，非常容易讓信奉這種主義的人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侵略其他國家還是在「解放其他被殖民的亞洲國家」，在這裡，筆者絕不是為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侵略亞洲辯護，但是不得不承認，確實有不少日本精英在發動侵華戰爭、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是真心相信自己這麼做是為了解放全亞洲，是代表黃種人與白人殖民者進行決戰。

因為中國一直是獨立國家，所以中國非常能分得清日本100%是打著「東亞共榮」的旗號侵略中國，可是在二戰前完全是白人殖民地的東南亞這些地方，日本打著「解放」旗幟的侵略就非常有迷惑性了。

中國學者對此有著精闢的點評：「東南亞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還不是像中韓這樣成熟的主權國家。在二戰時，這些國家多為不毛之地，先被西方長期佔領，後又被日本佔領，『由於日本佔領時間較短，當地人反倒認為日本是解放者。』」

前仰光大學教授B.R.帕爾在《東南亞導論》一書中，稱東南亞「殖民地政權被日本打敗，日本所給予的民族獨立原則的鼓勵，在東南亞人民身上自然有著深刻的影響」。

印尼原總理納齊爾就曾稱「亞洲的希望是粉碎殖民地體制。大東亞戰爭是日本代表我們亞洲人決然實施的戰爭。」

印尼原複員軍人省長官桑巴斯更進一步感謝二戰時的日本軍人：「印度尼西亞要特別感謝的是，戰爭結束後1000名日本軍人沒有歸國，協同印度尼西亞軍隊共同與荷蘭作戰，為印尼的獨立作出了貢獻。」

2014年緬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大將應邀請率緬軍高級代表團訪問日本時，特地祭拜了「緬軍之父」日本戰犯鈴木敬司。

有緬甸人認為戰犯是他們國家軍隊「父親」

甚至華人為主的新加坡，按照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文教授就認為「新加坡對歷史上日本對本國快速發展所起到的作用長存感激之心。」

所以，在1945年日本宣布戰敗後，依然有一大批日本精英秉持「亞細亞主義」認為日本達到了最基本的目的：解放全亞洲。這些日本人認為無論如何，二戰結束，也是宣告白人對亞洲殖民統治的結束，無論如何，二戰以後，白人都無法維持自己在亞洲的殖民統治，亞洲各國都得到了解放。

因此，這些日本人認為雖然這場戰爭，日本付出了國家投降、上千萬日本人死亡、挨了兩顆原子彈這樣慘烈的代價，但是日本發動戰爭的最基本目標還是達成了，日本用自己完蛋的代價「解放」了整個亞洲，終結了白人對亞洲的殖民統治。

所以，他們認為表面上雖然日本損失慘重，甚至連獨立國家資格都不能維持，但日本才是二戰勝利者。

筆者絕對不贊同日本人這樣的觀點，但是作為歷史研究者，筆者必須要提醒大家，日本亞細亞主義者的這種二戰觀在東南亞是比較流行的，不少東南亞國家認同日本這套歪理邪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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