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漢奸之前，汪精衛如何一步步成為國民黨的「左派」領袖？

文丨任逸飛（香港中文大學）

最近熱映的獻禮片《建軍大業》中出現了汪精衛（余少群飾）的身影，涉及國民黨的影視作品裡一旦要表現汪精衛這個人物，往往是都要身著白色西裝，發線要一絲不亂，舉止要溫文爾雅，談吐要不落流俗，演員也最好要找外形清秀俊朗的，余少群這次的表演似乎也沒有脫離上述鐵律。

電影《建軍大業》中，余少群飾演汪精衛

這些要求自然不是添油加醋的戲劇美化，相反，在歷史上，汪精衛的確是常常以如上面貌示人的，許多人也把汪的個人魅力歸結於此。不過，汪精衛的影響力恐怕並非僅僅局限在這種魏晉清談式的「美姿容」上，他是反清革命的義士，是國民黨的元老，甚至在孫中山逝世後的一段時間裡，成為國民黨內的頭號人物，儼然以「總理接班人」自居。

大革命時期的汪精衛，堅決維護和貫徹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積極尋求與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公認的「左派」領袖。然而，在1927年7月15日，他卻親手終結了這段合作關係，實行「分共」。汪的決定直接促發了此後的南昌起義，而他在革命青年中的「正面形象」也隨著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徹底崩塌。

汪精衛是怎樣成為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的領袖的，他的「左派」臉孔到底是出於真心還是假意，他又緣何要違拗眾人的期望，走上分共乃至反共的道路呢？筆者將結合相關材料，分上、下兩篇文章，簡要地談一談以上問題。

1「後孫中山時代」的接班人競爭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於北京逝世，國民黨失去了其締造者與眾望所歸的領袖，誰能執過孫中山手中的接力棒，成為國民黨新的領導者，逐漸變成一個備受矚目的問題。

無論從怎樣的角度看，孫中山在這樣一個時間點逝世，對於國民黨、對於方興未艾的國民革命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此時離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實現改組，才剛過去了一年多的時間，放眼廣東，乃至全國，革命形勢瞬息萬變，各方面亟待開展的工作十分繁劇；尤為重要的是，孫中山生前親口承諾，可是國民黨內始終歧見紛紜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此後是否需要維持？失去了孫中山這樣一位「指路明燈」，在處理與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上，國民黨在未來又當秉持怎樣的方針與對策？一切的一切，如果缺少一位黨內所公認的領導人物，缺乏若干全體黨員皆能服從與信守的共識，則國民黨的前途堪憂。

1925年5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孫中山葬禮，左三汪精衛，左五胡漢民，左六廖仲愷

假如孫中山在生前對其黨內接班人的問題能有所指示，國民黨尚不至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面，可惜像中山先生這樣的克里斯瑪（charisma）型領袖，在世時諸事皆親力親為，他可以在工作上安排一些副手，卻極少真正給予同儕與僚屬臨機獨斷的權力（或許黃興是個例外，但他很早就過世了），因而也就幾乎沒有有意識地開展過什麼「接班人」的培養工作。他的突然離去給國民黨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沒有人能在威望與個人魅力上企及其高度，以至於此時最有可能問鼎國民黨「領袖」寶座的幾位高層人物水平都在伯仲之間，這無疑給黨內的派系鬥爭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國民黨中有資格接替孫中山位置的人並不多，較有希望的大致是如下幾位：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以及戴季陶，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國民黨的元老，自反清革命開始便長期追隨孫中山，積累了相當雄厚的政治資本。 胡漢民在1924年年底孫中山北上後，留在廣東，擔任代理大元帥；廖仲愷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一直是其最為倚重的幫手，在孫中山北上時，他也留在廣東，身居多項要職，包括廣東省長及省財政廳長，國民政府成立後又兼任財政部長；戴季陶長期擔任孫中山的私人秘書與日文翻譯，與聞機要，1924年他隨從孫中山北上，孫在日本神戶進行的有關「大亞洲主義」的演講皆由其現場口譯。

與前面這三位的情況相比，此時的汪精衛反而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唯一可以稱道的是，他成了孫中山的遺囑起草人。我們所熟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便出自汪的手筆，這件事極具象徵意義，以至於在之後的許多年裡都成為「汪派」人馬所聲稱的汪精衛合法繼承「黨統」的證明。不過在1925年，大部分國民黨員並沒有對汪精衛起草總理遺囑太當回事，至少汪精衛本人對該事並未大肆宣揚。

孫中山遺囑，由汪精衛筆錄

1925年6月，國民黨決定將過去的大元帥大本營改組為國民政府，由誰來擔任國民政府第一任主席成為了檢驗誰是孫中山「接班人」的一塊試金石。根據陳公博在《苦笑錄》中的說法：「廣州社會的推測，國府主席不是推汪先生，就是推胡先生。依常例判斷，似乎國府主席應屬胡先生居多，在國民黨汪胡都有一樣深長的歷史，但胡先生目前還是代理大元帥，由代理大元帥一躍而為國府主席，那也很順理成章。不過熟悉政治內幕的人，已經明白汪先生會當第一任的國府主席。」

事情的發展果不出陳公博所料，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同時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而胡漢民則擔任外交部長，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由於當時的國民黨政權不為外界所承認，所謂的「外交部長」無異於一個無權無勇的閑職，這標誌著胡漢民在黨內可謂大權旁落了，而汪精衛贏得了「接班人」之戰的第一輪勝利。

2為什麼是汪精衛？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勢在必得的胡漢民「馬失前蹄」呢？陳公博提到，胡漢民平素就自負聰明，詞鋒尖刻、喜好罵人，在黨內風評不佳，特別是與時任粵軍總司令的許崇智關係處得不好，而許恰恰是有能力影響一大批前線將領的態度的，以至於軍界出現一致擁汪的局面。與胡漢民的做派不同，汪精衛卻經常以持重練達、氣度雍容的形象示人，兩相比較，胡漢民的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然而，身為當事人的胡漢民卻並不是這樣想的。1930年8月，他在南京立法院紀念周上講道：「（共產國際）其利用國民黨與消滅國民黨是有嚴格計劃的，計劃的第一步，便是要在國民黨中，找到具有相當資望而又『夙無主張，誇夫死權』的人，作為他們唯一的工具······當時鮑（羅廷）、加（倫）兩人所擬議的共有三人，便是兄弟和汪精衛、戴季陶三人，他們詳加考慮之後，便各自下一個考語，以定取捨，對兄弟的考語是『難相與』，對戴季陶的考語是『拿不定』，對汪精衛的考語是『有野心，可利用』。經此一番評定之後，汪精衛便被選中了。」

當然，胡漢民的這番說辭是否完全可信依然值得推敲，但他至少點出了一個左右國府主席人選的關鍵性因素——蘇俄與共產國際方面的介入。自孫中山認定「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後，蘇俄與國民黨的關係日趨緊密，不僅俄方的大批軍援被源源不斷地輸送至廣東，蘇俄亦派遣了相當數量的顧問協助孫中山開展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這其中負責政治和黨務的鮑羅廷與負責軍事的加侖將軍（即布柳赫爾）便是最重要的兩位。

對於鮑羅廷來說，他對國民黨改組的目的是有明確認識的，即依靠中國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強化其組織，保證共產黨員成為國民黨基層的主導力量，同時不斷發展與鞏固國民黨的「左派」，排除持反共立場的國民黨右派。要完成以上的任務，首先就是要在國民黨中找到一個持親蘇親共立場的高層人物，幫助其成為黨與政府的領導人，以利於相關方針的推進。胡漢民、戴季陶由於個人經歷複雜，且在對待「聯俄、容共」問題上持消極立場，自然不會被鮑羅廷視為可靠的領導人選。相比之下，汪精衛在民初即離開政壇，旅居海外，在廣東沒有什麼政治背景，對蘇俄、對共產黨的態度亦頗為友好，由他出面擔任國府主席，既能為各方人物所接受，也符合俄方的利益。

但是，是否就可以據此認為汪精衛只是蘇俄顧問扶植的一個沒有自主意識的傀儡呢？事實亦不盡然。

從汪精衛本身的思想出發，其確實有若干與共產黨接近的理由。首先，汪精衛在較早的時期即意識到中國反帝革命的成功需要依靠一場「世界革命」方能實現，國民黨必須團結和聯絡世界上一切有志於反帝的進步勢力，這正是《總理遺囑》中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聯俄」不僅是適當的，而且是必要的。

其次，汪精衛對蘇俄布爾什維克的一整套政黨運作模式極表贊同，這套模式的核心要素就是「以黨治國」：一者，以黨領政，任何重大事項的施行都需要經由黨的決議，黨員的行動都需要受到黨紀的約束和制裁；二者，以黨領軍，軍隊的調遣都要接受黨的節制。這其中，汪精衛對軍隊中設立「黨代表」的制度尤為肯定，他認為此乃終結國內軍閥割據的最好辦法。

最後，經過五四、五卅等一系列運動的洗禮，群眾的政治覺悟開始不斷提高，政治變得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國民革命的迅猛發展離不開國民黨改組之後，共產黨員在基層對群眾進行的教育啟蒙與宣傳鼓動工作。顯然，群眾運動為國民黨提供了一條擴大社會基礎、開展反帝鬥爭的新路徑，汪精衛同樣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對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格外重視，並且身體力行，頻繁拋頭露面、發表演說，宣講自己的政治主張。汪素來以演講富於號召力、煽動力著稱，他四處演說也為其在社會上，特別是革命青年中間爭取到了大批的支持者。

平心而論，在當時的國民黨各色人物中，像汪精衛這樣能對「聯俄、容共」 政策的價值有較為深刻理解的人是少之又少的，他能得到鮑羅廷的青睞也就不足為怪了。

3「廖案」與汪精衛的權謀

不過，汪精衛主導廣東政局並非一帆風順，在其接任國府主席不久，1925年8月20日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廖案」，國民黨左派的重要人物廖仲愷於黨部門前遇刺身亡。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認為「廖案」是國民黨右派蓄謀已久的一次行動，其目的就在於打擊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領導人物。

「廖案」的發生加劇了國民黨內互相猜疑的恐怖氣氛，將「後孫中山時代」的派系內鬥推向一個高潮。為了追查幕後主使，國民黨決議成立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的「特別調查委員會」負責案件的善後，汪精衛在處理「廖案」上展現出不俗的政治手腕，他先與蔣介石通力合作，以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涉嫌參與暗殺為由，將胡漢民強行送往莫斯科「考察政治」；這之後，他又將難以掌控的粵軍首領許崇智解職。至此，汪精衛借徹查「廖案」的機會既打擊了黨內的右翼勢力，又順帶清理了潛在的競爭對手，其政治地位日臻鞏固。

「廖案」之後，汪精衛更加意識到與蘇俄、中共緊密合作對於維護國民黨既有權力格局的重要意義，其「聯俄、容共」的調門也越喊越高，以至於「汪派」人物顧孟余都說，汪精衛「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論述一切」，汪「左派領袖」 的形象由此愈發深入人心。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開幕，汪精衛致辭，右三為鮑羅廷，右四為蔣介石

總之，正如李志毓指出的，汪精衛在主政廣東時期，與蘇俄、中共的合作關係，並非單純是消極繼承孫中山「聯俄、容共」的遺志，更多體現出的是一種「相互借力」的行為，一方面，蘇俄需要一個「左派」領袖來推動國民黨向「左」轉；另一方面，汪精衛也要倚靠新興的共產黨因素擴大其權力基礎和政治地位，並藉機貫徹自身的政治主張。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恐怕也就無法洞察汪精衛一躍成為「左派」領袖、「革命偶像」的奧妙所在。

參考文獻：

1、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2、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3、陳公博：《苦笑錄》，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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