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稱為當代錢學森，放棄千萬美元回到中國，白宮驚呼中美角色正在互換！

來源：馮站長之家、經管之家論壇

一位朋友，是老師。她說，有時候挺困惑，她問很多孩子，長大了想做什麼？

很多孩子說當企業家，當明星……

我們也無數次討論過，人活著，是為了什麼？掙錢？住豪宅？

他，很有名。「一身三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他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生物系最高級別的教授，終身講席教授。

他，也挺有錢。在美國，他辦公室面積，是系裡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他申請了11次美國國家基金，10次中標。學校給他500平米的獨棟別墅；他一對龍鳳胎兒女，享受著美國教育。

他是施一公。

可，他硬要回國！他說，爸爸曾說，科學家，有國籍。

他父親，是哈工大的大學生，當年下放到河南農村，他給全村人理髮；家裡有個縫紉機，父親不僅負責全家的衣褲製作，還幫鄉親做衣服；在最難的日子，父親依然教姐姐和他學文化，他的童年，就在圓周率和奇妙的化學反應中度過。有父親的每一天，日子都充滿色彩。

可，意外發生了。

大三那年，父親被車撞傷，肇事司機以最快速度將父親送到醫院，當時父親生命體征良好，但，醫院說：必須先交500元押金。司機急得湊，用了4個半小時，才籌到500，可父親……

得知噩耗後，他悲痛欲絕，父親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得到任何救治……很多次，他凌晨三四點跑到圓明園痛哭，他的價值觀崩潰了。他常常夜不能寐:醫生天職不是救死扶傷嗎？為什麼不救我的父親？！他甚至因此痛恨社會……

之後，他去了美國。

他贏得了榮譽。但，他常憶起父親。父親為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為公。漸漸地他想：父親的悲劇不止於自己一個家庭，自己真有抱負，就該去改變，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2001年，一位朋友和他聊天說，一公，我們都欠中國至少15年的全職工作。這話，讓他久久難忘。

2008年2月，他決定要回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極力挽留他，只要願意保留半職，就給他1000萬美元支持；朋友也勸他，用不了兩年，你就會被國內大染缸染黑。

他說，不回國，自己會覺得欠了無窮的債。他要在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回去！他全職回國，近乎「裸奔」。

施一公回國，帶動了一大批科學家，短短5年，他先後把全球近80多名優秀人才引回。他們說，他都回來了，自己還不回來？當時白宮非常震驚，評論說，海外頂尖的華人科學家回歸中國，中國對美國的智力流失開始反轉！

回國後，他兩點一線工作。他在多個生物學領域的新發現，為開發新型抗癌、預防老年痴呆的藥物，提供了重要線索。他榮獲瑞典愛明諾夫獎，這個獎，相當於該行業的諾貝爾獎。

出名了，慶典之類的「邀請函」數不勝數，他從不應酬。他一點點創建實驗室，他給學生上課，每年將近100課時；他慫恿學生挑戰他；他教學生思考問題的思維。

他對祖國不良現象敢於直言甚至著手改變，在回國後曾經說道：

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在晚宴的時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

但是我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不管怎麼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麼發展，怎麼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裡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裡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麼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樑和國家領袖的地方。

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麼結果呢？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我們從領導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諮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彆強調轉化。

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麼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

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的重視教育。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嘆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

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他曾經寫文章，說專家與官員拉關係套取科研經費。這，曾引起廣泛關注。

他說，不管是自己，還是同道，每個人要承擔社會責任，為那些還不幸運的人盡點責任，這是自己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外，今後往前走的最重要的支撐。這份赤誠，足以感人！

一個國家有一群有強烈的正義感和敢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是推動國家不斷進步的利劍。

其實，最好的愛，不就是明知祖國不完美，卻依然用赤子之心去熱愛嗎？

施一公曾加入美國國藉、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如今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返回中國。他還回絕了美國人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

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科技上真正漸漸拉小這些差距，真是有了像施一公這樣的人才，不惜放棄自我的無限前途和個人夢想，而只為在世界的任何舞台都看到五星紅旗在飄揚！

相比之下，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更值得獲得認同的掌聲！不要等到科學家離去，才想起鞠躬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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