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在高校工作的真實感想

談談在高校工作的真實感想

老羅/文

終於又回到桂林了，這段時間在老家天天酒肉穿腸過，除了敘舊和「放浪形骸」之外，正事幾乎沒幹。坐了一天的車到了單位家裡，儘管比較疲憊，但坐在書桌前還是想讀點東西，把行將懈怠、死亡的腦細胞重新激活。

因為，儘管干我們這行相對比較輕鬆，主要是平常不坐班，自由支配時間，並且有令人羨慕的寒假和暑假。不過，假期結束，回到單位，壓力也是有的：申報課題、職稱，準備上課。當然這種壓力主要來自「科研」，如果高校里沒有了科研壓力，那就徹底放鬆了。

實際上，除了度假之外，平常的時間也是忙忙碌碌。對我而言，就是讀書與思考。因為學術水平的提高，認識的深入，幾乎都與讀書與思考有關。這其實是每個高校老師或科研人員必須做的兩項工作。還有就是社會調查、實踐、交流，對於理工科的從業人員來說，還包括做實驗。如果沒有了這些常規、基本的工作，那麼我們這些人就只能是「尸位素餐」、「褻瀆公器」。而這些工作都是要經過日積月累，才能有所成效。所以，我們的工作實質上也是很辛苦的，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行業是個外松內緊的行業，很多壓力和工作都是潛在的。

話又說回來，與其他行業相比，我們總體上還是很「清閑」的。我個人在新疆工作時做過生意，同時也見識了一些「從政」的同學和朋友，我感覺他們那個行業才是真正辛苦的。儘管直到現在依然有很多人認為從政、從商容易成功，因為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相比較而言，高校的工作既沒有經濟資本，也沒有社會資本，頂多掙得一些文化資本。不過，我個人以前沒有選擇從商，也不喜歡從政，現在更是如此。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既不羨慕從政者地位的顯赫，也不羨慕從商者奢侈的生活。

當然，我也曾經逃避甚至是厭棄高校里清閑、清貧的生活，在新疆的時候拚命想著掙錢改變生活，逃脫貧困，但是慢慢地開始厭棄光鮮而奢侈的官商生活，轉而欣賞現有的高校工作。其實，光鮮的社會地位，奢侈的物質生活未必是生活的真相，因為夜深人靜人終究面對的是自我那個赤裸裸的靈魂，而只有這個時候，人才真正知道他究竟需要什麼。

哲學上說，存在先於本質。金錢、地位並非人的本質，更不能成為人「存在」的決定性條件，因為人的「存在」必然是詩意的。

好了，感想很豐滿，現實很排骨，讀點乾貨吧，只有「它」才是我現在最靠得住的東西。再說，開學了就要給本科生上文化理論課，先讀點這方面的書，才能有乾貨可說，否則就只能像某些老師那樣要麼通篇討論，要麼去百度粘貼點文字照本宣科。

當代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轉向」

——《歐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與實踐》閱讀筆記與心得

自1980年代以來，西方的歷史學研究經歷了一次「語言轉向」或「文化轉向」，出現了新的研究領域和方法，這就是「新社會文化史」。

而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法國和美國的歷史學家就對現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這種結構主義研究模式表示不滿，認為這種研究模式是根基於19世紀的實證主義，其特徵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歷史研究，主旨是尋求歷史的規律，並強調歷史的客觀性和科學性，要求歷史學家客觀公正地解釋歷史和社會。於是，這些歷史學家在後結構主義理論指導下，吸收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發展成了一種新的研究範式，稱為「語言轉向」或「文化轉向」。

這種「轉向」的概念正式出現在1980年代，但此前的兩本書已經開闢了這一領域：《元史學：19世紀歐洲歷史學的想像》、《文化的解釋》。前者突出強調歷史學家的主體，甚至語言模式的運用這一遠非客觀真實的研究方；後者則重新定義了「文化」，也即從符號學的角度看待文化，認為「文化本質上是一種符號」，並從符號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種文本，即是可以描述的文本」。在《文化的解釋》一書中，格爾茲套用韋伯的一句話說，「人是懸掛在他自己織成的意義之網的野獸，我把文化看成是這些網，所以分析它不像經驗科學那樣尋求法則，而是解釋它尋求意義」。

當然，這種「文化轉向」或「新社會文化史」的興起也有個較長的過程。1960年代的法國第二代年鑒學派的歷史學家，他們強調把社會理解為有著內在聯繫的總體，這種歷史也被稱為「結構史」。而第三代年鑒學派的史學家則更進一步拓寬歷史研究的領域，把觸角伸向「心態史」研究。到了1970年代，福柯、德里達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理論，把新社會文化史闡釋得更加透徹：改變過去一切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歷史決定論，強調文化的能動作用和對社會的構建，同時，在歷史認識論上，始終堅持我們不能達到任何客觀、中立的真理。

現在有必要簡單梳理一下史學理論從「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的演繹過程。

結構主義是由索緒爾提出的理論，後又經過斯特勞斯的發揚。在他們看來，在任何既定的狀態中每一個要素本身沒有意義，它的意義是由與它相關聯的並捲入這一狀態的其他要素所決定的。這樣，結構主義超越了獨立存在的具體客體，超越了一種「單元中心」而進入一種「關係」之中，即任何實體或經驗的全部意義也都在與其他單元的聯結並與之不同中被賦予的，同樣，任何實體或經驗的全部意義也都是在結構中才能得到理解，而這樣的結構是固定不變的。具體到社會和文化，結構主義通過對人類語言的研究後得出，人類的語言建構了社會和文化現象的原型，建構著社會和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意義，所以，社會和文化也將在語言的符號中得到理解。

而後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福柯和的德里達則認為，事物的意義並不是固定於一種作為文化的詞語中，而是有其自身的動力，並且這種動力始終潛在地變化著。這樣其意義的建立就並不是始終固定的，而是變化的；不是普遍的，而是隨著變化而體現其「斷裂」或特殊；也不是單一的方式，而是有著不斷衝突的過程。這就是德里達的「解構」。因此，不應該在既有的固定結構中理解意義，而是要在「解構」，解構現實世界既存的知識分類，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分類」與「秩序」。同樣，在福柯的《癲狂與文明》一書中，福柯認為理性和癲狂只被提供作為歷史進程的結果，它們並非作為普遍性的客體範疇而存在，這種研究顯示了歷史的斷裂，而非歷史的持續。由於理性和癲狂是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被賦予其意義的，這也說明歷史是在斷裂中行進的。同時，歷史的斷裂不僅是一種自然的發展，實際上也是人們的觀念所建構的產物，是人們的觀念在引導和塑造著社會對待瘋癲的態度。福柯的研究表明，某些事物為何和如何被賦予其歷史意義，被視為真理、知識或理性，而另一些則相反。因此，必須要研究在什麼條件下知識的組織和形成成為系統並被體制化，這就是「知識考古」。具體到歷史，福柯認為歷史是從現在的透視而被重寫，歷史充滿了當代的一種需要，歷史始終是當代史。福柯的「譜系」概念就是對在目前感召下的歷史進行重寫和重思。這樣一來，知識的框架和理解模式也始終是變化的。

可見，後結構主義是堅持語言的多種方式形成我們對現實的知識和概念。當結構主義還堅持依賴實證主義的範疇強調客觀性和科學知識的真理地位時，後結構主義則轉向了科學本身，對客觀性和學科知識的真理提出質疑。他們認為，語言或話語並非像鏡子一樣反映社會實體的意義，其實它從沒洞察到已存在的真理。相反，是語言自身配置和生成意義，並形成不同於以往那種經驗的和實體的社會。也即我們所作出的任何解釋或任何科學知識都可以「解構」，或者也都只是人類自身的一種「建構」而已。因此，撰寫歷史就是講述一個故事。

而正是在後結構主義理論的推動下，新社會文化史研究漸趨明朗。到了1980年代一些歷史學家就打出了「語言轉向」或「文化轉向」。新社會文化史反對一切形式的決定論，它改變了過去那種文化從屬於社會和經濟的理解，而強調文化的獨立。文化不僅不再依賴於社會和經濟，它還具有能動性，反過來塑造或生產著社會和經濟。不論是結構主義還是後結構主義都強調共同的主題：社會的意義是在語言和文化中被表達和建構的。因此，新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歷史學家都共同強調「想像」、「表徵」、「實踐」、「發明」等，它徹底打破了過去那種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結構式排列，降低了社會、經濟這種實體性要素的地位，更加突出了「文化」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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