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才女作家蕭紅與丁玲：相親還是相斥？

1938年2月上旬，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極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兩位女作家——丁玲和蕭紅，因為抗日救亡事業而巧遇於當時的抗日前線山西臨汾。她們由臨汾經運城到西安，在那裡度過了一段交往頻繁的時光，直到是年4月17日夜，蕭紅告別丁玲，返回武漢。

對於丁玲和蕭紅這次烽火歲月里的不期而遇，以往的研究者、傳記作家，包括電影編導，多持讚歎與褒揚的態度，認為其「珍貴」「難得」，堪稱文苑佳話。在他們的學術或藝術視線里，丁玲和蕭紅的相見與相處是愉快的、和諧的，彼此之間也是互相欣賞的、尊重的。用葛浩文 《蕭紅評傳》 里的話說：「丁玲與蕭紅一見如故，她（指丁玲——引者）可能從這位年輕女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戰前形象，所以兩人很快就成了密友。」

相關的研究與創作如此評價或表現丁玲與蕭紅的相逢以及她們之間的關係，最直接和最可靠的依據，無疑來自丁玲的散文 《風雨中憶蕭紅》。這篇作品寫於1942年4月25日，即蕭紅病逝於香港的3個月零3天之後。當時在延安窯洞里的丁玲，正處於極度的煩惱與困惑之中——是年3月9日，她在 《解放日報》發表《「三八節」有感》 一文，指出延安婦女事實上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沒想到，接下來的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報》又刊出王實味的 《野百合花》，訾議延安的等級差異和缺少民主。這兩篇文章在當時的延安引發軒然大波，受到黨內高層和有關方面的嚴厲批評乃至大規模批判。陷入這場風波的丁玲，雖然因為毛澤東提出分清性質、區別對待的主張而最終擺脫困境，化險為夷，然而，嚴酷的政治鬥爭和緊張的人際關係所帶給她的巨大的精神壓力和複雜的意識流動，卻一時無法消弭。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丁玲特別懷念與蕭紅一起度過的歡樂時光，尤其難忘蕭紅那單純得幾近透明的神情和坦誠而率真的言談。於是，她提筆寫道：

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很多的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但我們卻很親切，彼此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孤僻的性格。當然我們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我們似乎從沒有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

顯然，在對蕭紅的緬懷中，丁玲寄寓了太多的弦外之音和內心感慨，甚至不乏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意思，然而，她對蕭紅的感情無疑是深切的，她筆下的蕭紅形象也是美好與可愛的。 儘管丁玲喜歡蕭紅並不意味著蕭紅必然喜歡丁玲，但在丁玲的這些記憶里，不也能折射出蕭紅對丁玲的善意、敞開和親近嗎？

然而，圍繞丁玲與蕭紅的關係，另有一種說法不時出現，這就是所謂：蕭紅並不喜歡丁玲。這種據說是來自日本學者的說法——當年，蕭紅從西安返回武漢，她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問她，為什麼沒有去延安？蕭紅回答說：我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對此，池田幸子的解釋是，蕭紅和丁玲的性格很不一樣，纖細的蕭紅實在無法適應丁玲身上的一些東西。

這樣的說法實際上破綻多多。當年的蕭紅之所以未去延安，自有多方面和深層次的原因。從現在能夠找到的材料看，可以證明兩人有齟齬有芥蒂的，除了池田幸子提供的這條孤證之外，再也不見蛛絲馬跡；相反足以說明兩人相知與相重的，倒是不止一端。這裡，我們不妨在丁玲散文 《風雨中憶蕭紅》之外，再舉幾個例子：

第一，1941年9月20日，蕭紅在香港 《大公報》 發表散文 《九一八致弟弟》。在這篇以軍旅之中的弟弟為訴說對象的作品中，作家曾寫到自己1938年春天的山西之行，其文字表述是這樣的：

那時我心裡可開心極了，因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樣年青的孩子們，他們快樂而活潑，他們跑著跑著，當工作的時候嘴裡唱著歌。這一群快樂的小戰士，勝利一定屬於你們的，你們也拿槍，你們也擔水，中國有你們，中國是不會亡的。因為我的心裡充滿了微笑。

由此可見，蕭紅在臨汾和西安的日子是歡樂的、開心的。而這一段時光恰恰是蕭紅和丁玲在一起度過的，因此也就可以間接地說明，蕭紅和丁玲在一起，是歡樂的、開心的，她們之間的關係也是親密的、和諧的。

第二，從臨汾到西安，端木蕻良與蕭紅一路同行，因此，端木不僅是蕭紅一度的戀人和丈夫，而且是蕭紅與丁玲交往過從的近距離的見證者。40多年後，端木在接受採訪時，對當年的蕭紅、丁玲和自己做了這樣的講述：

在臨汾，蕭紅和我們都是第一次同丁玲見面，當時大家都很高興和興奮。尤其在戰爭開始後見面，每天談得很晚。丁玲把她的皮靴和軍大衣送給蕭紅，大家關係比較融洽，接觸非常密切。談得很深，還談到丁玲被捕。

到西安，丁玲住在八路軍辦事處，我們住在民族革命大學在西安的招待所。後來覺得沒什麼意思，就搬到辦事處七賢庄，好多人寫回憶錄的七賢庄。雖然西安的招待所住、吃都好，但我們願和戰士一起住、吃，那段生活還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戰鬥情趣，不同於往常，當時我們還演戲。

這無疑是極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足以反映蕭紅和丁玲的一見如故。

第三，誠然，蕭紅在自己的創作中，沒有描寫過丁玲。但是，她在病重期間和彌留之際，卻同陪護自己的駱賓基，不止一次地談到過丁玲。後來，駱賓基把這些內容寫進了頗具史料價值的 《蕭紅小傳》，從而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蕭紅眼中的丁玲。譬如，該書第二十二節記述丁、蕭相見，作者便轉引了蕭紅的感受：「丁玲有些英雄的氣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個女子的柔和。」這段話對丁玲無一貶詞，相反明言丁玲剛健而不失溫柔，既有英雄氣，亦有女兒情，誠可謂不落俗套的褒獎。

駱賓基還曾向蕭紅說起馮雪峰未能完成的寫紅軍將領的長篇小說 《盧代之死》，蕭紅聽後十分激動，當即表示，在勝利之後，會邀集昔日的朋友一同採訪，續補該著。而在擬邀聚的朋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丁玲。既然蕭紅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尚且念念不忘丁玲，那麼，生活中的丁玲會讓蕭紅覺得忍無可忍，避之不及嗎？答案不言而喻。

由此，不難獲知，所謂蕭紅不喜歡丁玲的說法，並不反映歷史的真實，因而不可以輕信。其實，從性格互補、才華相惜以及營壘相同的角度看，當時的丁玲和蕭紅，倒是應該成為足以交心和互賞的朋友。至於她們思想觀念和創作主張上的明顯差異，在那個原本不缺少多元選擇和張力空間的時代，大約構不成彼此疏遠乃至相互拒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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