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日記：潘金蓮的貂鼠皮襖和後起之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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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瓶兒死後，她的貂鼠皮襖被潘金蓮討了去。那件皮襖，油般大黑蜂毛，值六十兩銀子。

女真人進山獵貂的時候可沒有想過那麼值錢，這六十兩銀子自然也不會全然落在女真獵戶手中。

和進山采來的人蔘一樣。貂皮也由遼東馬市進入關內市場，一路南下，從京城再分東西兩路，東邊取京杭大運河一路南下抵達蘇州，西邊取北直隸、河南、湖北旱路南下，終點為漢口。再由此輻射到江南各地和湖廣閩粵。

晚明的有錢人熱愛貂皮、人蔘、鹿茸等輕奢品，這幾類物資又恰好都是女真所處長白山地區的特產。依靠明朝這個填不完的超級大市場，女真部落得到了巨額財富。

秋原《清代旅蒙商述略》點評此說，清人喜說自己弓馬騎射起家，但是財賦方面絕對是「貂參之利」。一同獲利的還有伴隨清朝興起衰落的晉商。這其中涉及的興亡成敗，堪比小說家語。

晉商的崛起

山西運城解池，是一個天然鹹水湖，從原始部落時代就可以產鹽，在明朝也成為晉商鹽業發家的天然優勢。鹽之外，潞州綢布、党參、煤等都是山西重要的物產。

潞州綢布在內地無法與江南出產的同類產品相競爭，但是如果政府制定好的政策，與蒙古做交易，便有近水樓台之利。

明朝隆慶和議，開放邊市，為晉商打開了一個規模巨大的外部市場，也讓他們實踐了官鹽販運外另外的商機與商業模式，即對蒙貿易。

但是真正將此做大卻是明亡清興之後。這又不得不提其與清朝的關係。

努爾哈赤起兵反明後，明朝曾關閉馬市，作為經濟制裁，並嚴敕朝鮮不得與女真進行貿易。到努爾哈赤晚年，後金統治下的遼東米價曾飆至八兩銀子一斗，生活資料嚴重匱乏。皇太極之時，除了出兵朝鮮以武力讓其獻納，解決後金的口糧、布料等問題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借兵入塞，與晉商做生意。拿著銀兩與貂皮，在晉商那裡換回綢緞、棉布、茶葉、筆墨紙張等大宗雜貨。

清朝入關奪取全國政權，成為最大的政治贏家，晉商也成為乘時乘勢而起的淮南犬。有清三百年，晉商「奉皇室之歡，恃清廷之寵，逞官府之威，專豐腴之榷，斥四方之客，肥一己之利，方才居天下商賈魁首」。

清朝在蒙古地區大量營建喇嘛廟，供養喇嘛，同時劃撥大片土地給他們做寺產。有錢就要花出去，逐漸以喇嘛廟為中心，形成大的交易市場。著意經略這一塊兒的便是晉商，以哈達為例，蒙古自己是不產這些的，但是這些產品卻在山東臨清，把持這種產品的是山西商人。這也是晉商在蒙古早期的經營，寺廟經濟。

但是晉商真正發達依靠的卻是軍需經濟。

清朝平定三藩後，康熙、雍正、乾隆一直用兵西北，平定準部。一些最具盛名的晉商老字號就在為清軍提供後期保障服務中起家。他們為清軍拉駱駝、運糧食，為騎兵打馬掌、煉鉛子彈丸、修箭頭，編麻袋、硝制皮甲，加工炒米、榨油、做咸豆餅，炮製藥材……其中喬家大院的修建者喬氏家族就是乾隆二十年清軍再征准格爾時，看準時機在包頭囤積黃豆，通過投機倒把發家。

到晚清，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復新疆，負責後勤補給的還是晉商的駝隊。不僅運輸物資，還義務擔任嚮導。在前輩的基礎上，又開闢出兩條通往新疆的新路。秋原稱其為山西旅蒙商三百年商業地理探索史商最後的輝煌。還是這些駝戶，幫助左宗棠打破白彥虎殘部取道外蒙古逃向俄國或者中亞的企圖，同時依靠他們的嚮導，左宗棠指揮幾路清軍，對阿古柏、白彥虎匪幫給予數次重大打擊。

也是在左宗棠西征期間，喬家大院第三代喬致庸發揮自家經營專長，積極為清軍籌措糧秣，成為後起的大商號。

通過軍需經濟，晉商完成的不僅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還有與清政府更深入的合作關係，駐守清軍、八旗大臣與晉商結成了深刻的利益共同體。同時伴隨著邊疆的開拓，一個更大更穩定的市場的出現，新的生意模式也形成。秋原總結草地生意大概分為三類，一類是糧食、煙草、棉布、藥材、日用雜貨、粗皮；一類是磚茶、牲畜、綢緞、錢莊銀號、細皮；一種是放印票債、放花賬、開「虎盤」。第一種可以致富，第二種可以暴富，第三種則是損人利己方式聚斂不義之財。

可以說，晉商依靠政府的傾斜性政策以及自己的智慧實現了巨大的財富積累。

官養商·商助官

同治九年（1870）年末，一隻四千餘人規模、配有馬匹的肅州流匪（同治回亂的少數殘餘回民武裝）攻佔兵力空虛的烏里雅蘇台。包括大盛魁在內，旅蒙商在買賣城分號的三千多山西夥計，除少數人僥倖逃生外，大都慘遭屠戮。

「官養商，官啖商；商媚官，商助官」以此顯示了另一個邏輯，商必須依靠一個強大的政府維持秩序。清政府的開疆拓土，幫助晉商打開了更廣闊的市場。清政府的滅亡，對邊疆失去控制力，依附其的晉商也隨之雨打風吹去。

最讓人唏噓的是秋原提到的票號，他將其與西方的銀行做了一個對比。票號在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開始繁盛，此後一個世紀，清政府卻在衰敗的泥潭裡越陷越深。

「歷經甲午之敗、辛丑之亂，簽訂多個不平等條約，背負巨額對外賠款和借款重擔，清廷統治者苟延殘喘，毫無振作可能，完全處在混吃等死的狀態下，憑藉官方與山西票商緊密聯繫，依託票號提供的高效金融周轉服務，國家的財政居然沒有破產。」但是反過來說，票號卻沒有得到一個強權政府的支撐。

這種唏噓感在清朝滅亡後達到了頂峰。這也是秋原在《清代旅蒙商述略》的後篇，更多著墨於外蒙獨立的原因。

外蒙的獨立

他是從金丹道事件入手的。如果不是研究這塊兒，這個事件很容易忽略掉。

因為提起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成功的做法說得比較多，比如「滿蒙一體，遵奉黃教」等。但是失敗的民族政策對各方傷害更大，更值得總結其中教訓。金丹道事件中民族仇殺、民族矛盾以及之後的互相報復，都值得今人深思。「時值今日，對金丹道事件研究比較詳實能被廣泛接受的觀點，認為大致有二十到三十萬人直接死於這場動亂」，既有漢人也有蒙古人。最重要的是精神創傷難以調理、平復。蒙漢之間的信任就此消失。甚至直接影響到之後的外蒙獨立。

秋原關於這個事件有詳細的梳理，他最後的評論是：

民族衝突、尤其是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惡性事件，要麼政府做到提前預知疏導，防微杜漸，別讓悲劇發生；一旦發生了，無論採用什麼方法都無法彌補，沒有任何對策能完全鎮止傷痛，也沒有任何策略能在事後完全撫平傷疤，由此產生的民族籬障與心理陰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無法消弭。 對於清朝官方而言，衝突雙方都對清廷深感不滿：一方面，以漢民構成的金丹道邪教組織被鎮壓，邪教徒用以煽動民族仇恨的「滿蒙胡人欺壓漢人」的口號彷彿就此坐實了。另一方面，清廷在平鎮中將蒙漢隔離，阻止仇殺，事件初步平定即迅速出榜安民，採取首惡嚴懲協從不究之策。一些頭腦頑固守舊、思想極端片面的蒙古王公和蒙旗官員也對此頗懷怨艾。

當然外蒙最終獨立，還有俄國等從中插手，當時中國政權亦不穩定之因。1919年徐樹錚曾收回主權，旅蒙商號以為又找到新的靠山，在未來他們的權益能夠得到國家以強力手段提供的保證。於是他們積極為徐樹錚積極運作。但是之後直皖戰爭爆發，外蒙古的中國軍隊調回國內，徐樹錚失勢下台。白俄恩琴匪軍再度攻佔庫倫，之後又攻陷科布多，對中國而言，外蒙古就此得而復失。晉商最後的努力全部作廢，政治投資血本無歸，也包括他們經營百年的產業。

渺小的個人·殘酷的歷史

民國由京城出發的駝隊。圖片來自網路

僅以此，旅蒙商似乎還是難以真實可感。這便需要更多歷史細節的挖掘。秋原書中隨處可見帶有場景感的歷史描述，如紀錄片鏡頭一樣細緻入微，正好與之前「正史」互為表裡。

比如晉商從事軍需經濟中，他特別詳細地講了駝隊是怎麼回事。從駱駝的價錢、習性到駝隊在商道中行進的一些規則。甚至包括途中旅蒙商搭建的「房子」即圓形帳篷中，大家如何睡覺。擺怎樣的姿勢，有什麼樣的忌諱。駝隊路上吃的飯也與別處不一樣，是一種不常見的「大車輪餅」。「不僅大，面發得也好，揉面擀餅時，案板上要撒少許鹽。剛烙得大餅由飯鋪夥計切成條，攤在大石板上經兩晝夜充分風乾，再用褡褳口袋裝進去。夥計塞了差不多一半，就掄起來往石板商使勁砸，把餅條塞實，如是者三，最後把滿滿當當的口袋扎結捆好。」

除此，路上一般還備有莜麵卷和白面饃饃，用黃豆醬和鮮牛羊肉紮好的肉醬，出發前包好的羊肉大蔥白菜餡凍干餃子。

同樣像大盛魁這樣延續上百年的大商號，為何產生了今人看來頗超前的「現代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秋原也對此做了梳理，解釋此種表述不確之處，同時總結其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原因。其中引申出了旅蒙晉商夥計的發展之路。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入行，三年內必須學習蒙語滿語哈薩克語俄語，打算盤練字等從商技藝，考核七年期還要學習親身實踐學習更高深的行商技巧。異鄉奔波一二十年，歷練成三十多歲的老夥計，回家時間可能累計只有十個月。

很多晉商字型大小的經理操勞一生，古稀之年方告老還鄉。有些可能一輩子沒有成婚，也有以「拉伙」即男同性戀，或者搭夥即與當地已婚婦女或寡婦姘居等形式度過一生。

這種將經濟史最終落到個人生活的敘述也讓這本書變得更加真實可感。

民國北京街頭。駱駝把式與駱駝。圖片來自網路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這些殘酷歷史中掙扎生存的渺小個人，最後擁有著另外讓人唏噓的結局。

秋原將將它附在了書末，這也是他寫作此書的原始動力之一。現錄在此：

旅蒙商是險中求財，信奉豁得出命吃得起苦，才賺得到真金白銀。 自清朝康熙年間將外蒙古收入版圖，商號的掌柜在庫倫或前後營子建起板屋，或從喇嘛那裡租下寺廟的房子，草創基業。 當年准格爾大策零東侵，掌柜帶著夥計東撤，臨走前問了一句：「誰願意留下，看著鋪面，給咱號留個根基，用不了一年半載，大清的兵又打回來了，有你在這裡盯著了，咱號的生意好做。有膽子留下看著鋪子，咱號給他記一大功。」此後歷一百餘年，喀爾喀草原不時又戰亂髮生，「給咱號留個根基」就乘了一種舊俗，乃至1911年外蒙古「獨立」與1913年蒙軍南征，也不例外。 1912年3月，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致電第八世哲佛，婉勸對方取消獨立。杭達多爾濟和從內蒙古逃到庫倫的「抗墾英雄」陶克陶擔心哲佛回心轉意，就謀劃一個毒計，把庫倫西營子的旅蒙商驅趕到買賣城，四面包圍，打算把城裡一萬五千名掌柜夥計全部殺掉，以此斷絕哲佛之念。好在這一計劃隨後被哲佛得知並拒絕。在受到生命威脅和俄國排擠欺壓的情況下，外蒙古各地經商務工的華人大部分趕緊離開這塊是非之地，但還有一些人為了「留根基」而選擇留在原地。 1919年，徐樹錚又收回主權，旅蒙商在大好消息刺激之下紛紛重返。許多人在振奮之餘，也一廂情願地認為，亂世永遠是暫時的，甭管遇到多大的劫難，用不了幾年，照樣兵鋒所指，底定朔方。未曾料到，1921年2月，「瘋狂男爵」恩琴攻入庫倫，指揮「亞洲騎兵軍」大肆劫掠，將買賣城付之一炬，城中數千華商慘遭屠殺，旅蒙商曆經百餘年經營的財富之地就此煙消雲散。然而在事後，依然還有僥倖得生的夥計堅信「用不了一年半載，中國的兵又打回來，有人在這裡盯著，留個根基，咱號能給記一大功」。掌柜從此一走再也沒能回來，蒙古政府又不允許華商出入境，無法回國，迫不得已成為旅蒙華僑。他們飽受蘇、蒙政治歧視與大清洗運動，戰戰兢兢捱過二十多年歲月。 直至1950年中蒙建交，半百乃至花甲之年的老華僑穿著長袍馬褂，有些還留著辮子，見到新中國的外交人員，恭恭敬敬地跪地磕頭：「參加領事大人……」

要出發的晉商駝隊。圖片來自網路

本文作者：劉傑·讀庫編輯 | 個人訂閱號：古文觀不止

(全文完)

本文作者「讀庫小六」，目前已發表了6篇原創文字，至今活躍在豆瓣社區。下載豆瓣App搜索用戶「讀庫小六」關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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