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美國的 Li Lei和Han Meimei

這是選·美的第830篇文章

最近，從事英語教育的愛人開始研究一套新教材，針對的學生是學齡前的孩子們。這套源自加州的新教材據說早已在國內流行開來，但只關注美國政治的我卻毫無了解。於是，愛人想辦法給我科普，直到說起「共同核心」（common core）標準時，我才眼前一亮：這難道是副總統邁克?彭斯在印第安納州州長任上反對過的各州教育統一標準的那種教材？

曾經影響一代人的「國民cp」李雷和韓梅梅，早已退出英語課本

就這樣，為了體會一下「橘生淮北」的穿越感，我去聽了一次愛人的課程。也許是因為她還是比較豐富經驗的「孩子王」，三、四歲的孩子竟然也學的有模有樣，即便現在教材里講「A」時的舉例詞，從我們小時候的「apple」已難度升級到了「alligator」。

或許我們應該感謝全球化，在北京的孩子們也能直接接觸到正在美國學校里使用的教材，這當然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 Li Lei 和 Han Meimei 想也想不到的事情。但估計如此樂觀，也是因為還未為人父母的緣故。因為畢竟會時常感覺到身邊的同事、朋友們在討論起孩子教育問題時的矛盾與糾結。現在的小孩子的確要面對更早更多學習的挑戰，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某種負擔。但看著愛人課上家長們滿懷期待的神情，我也會更強烈地意識到，社會主流仍堅信教育所能帶來的無可替代的人生力量。而這種篤信至少可以讓「我們的孩子」不會成為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筆下的「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

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美】羅伯特帕特南 著 田雷 宋昕 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版本

這本全名叫做《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的書，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2015年出版的「現象級」力作，最近被翻譯引進國內。回放過去將近半個世紀的研究心路，普特南的視角似乎越來越內向，越來越要回歸到人性本身，算是學術人生的年輪。在《使民主運轉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里，普特南剖析了戰後義大利如何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所謂「民主機制」的故事，特別區別了不同「社會資本」對政府績效乃至「民主」穩定度影響的天壤之別。而在《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中，普特南更是敏銳地發現了1960年代以來美國公民社會的變異以及隨之而來的社區生活的衰落，特別討論了工作方式和家庭經濟組成的巨變、城市化與逆城市化的撕扯、科技與大眾傳媒對民眾時間分配的瓜分乃至是所謂「嬰兒潮」一代以來更為個體化的公共參與與消費方式等細節卻重要的內在原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總結「社會資本」品質下降的負面影響時，普特南還專門指出了在教育與兒童福利維度上的關鍵顯現。比如，「社會資本」水平高的美國各州，兒童可能更為健康地出生與成長，進而在成年後也更不會遭遇脫離社會主流的困境，也會將類似的穩定性傳導給下一代。

幾乎是延續著「社會資本」視角的腳步，74歲的普特南終於在研究中回到了自己度過「青蔥年代」的俄亥俄州柯林頓港。從這個正在飽受製造業萎縮與空心化經濟困擾的湖邊小城出發，《我們的孩子》一書以家庭為主線、同時兼顧學校（在學期間）和社區（放學後）等因素，提出了在階層日漸嚴重隔絕的情形下，家庭結構的差異正在通過天壤之別的教育水平，固化著美國「孩子們」原本可以實現的階層流動，進而導致了所謂「美國夢」的危機。值得玩味的是，在書中，普特南「洄遊」到自己最為熟悉的柯林頓港的目的，其實是為全書的分析敘述提供一個最為重大的歷史語境，即當今美國的階層分化不再是普特南那一代人可以克服的因素，而已然致命地決定著「孩子們」的未來。就這樣，普特南對其成長之地的念念不忘，或許也是長期以來促使他思索「社會資本」流變的一個「內生動因」。

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ublish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這本《我們的孩子》的歸因分析，其實將更多篇幅著墨在「我們」身上，即美國當前的家庭、父母關係狀況對孩子教育與成長的巨大塑造。按照普特南的說法，隨著所謂「奧茲-哈莉特」式（Ozzie-Harriet）即「男主外、女主內」且婚姻關係穩定的傳統家庭模式逐漸淡出舞台，建築在階層隔絕意義上、涇渭分明的所謂「二階家庭結構」（two-tier family structure）卻逐漸充當起「孩子們」未來可能遭遇的一切扭曲得以發生的最初前提。一邊是相對受教育程度較高、經濟收入被統計到前三分之一的美國上層家庭，雖然男女都需要工作，但保持了收入與家庭生活水準的穩定，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有意願也有條件極度重視教育，為孩子帶來了維持階層歸屬甚至上升的更大可能性；另一邊則是受教育程度偏低、經濟收入落入後三之一的美國低層家庭，這些家庭顯現出複雜而極為不穩定的關係組合，導致孩子更難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會較早地開啟類似的惡性循環。

依照普特南的解釋，導致「二階家庭結構」趨勢加劇大概有兩個因素，即經濟和文化。在經濟層面的討論，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關於左右2016年美國大選的選情環境的描述當中，即在全球化「反咬」之下美國各階層之間的不平等持續加劇，中產階級嚴重縮水，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被分別鎖定……而在文化層面的故事卻指向了當今美國社會文化在婚姻、性別意識乃至性規範等諸多領域內的傳統價值持續鬆動的態勢：對此，普特南甚至在書中專門列舉了「生育年齡」、「計劃外生育」、「非婚生育」、「離婚」、「同居」以及「組合家庭」等由於傳統價值觀鬆動而導致的新的關係重大的變數，而這些恰恰是美國政治分析視角中很容易忽視的。

關於「經濟」還是「文化」孰輕孰重的疑問，普特南也給出了明確的答覆：難以分開判斷，甚至正是因為經濟上的凋敝才導致了「文化」脆弱性的矛盾。普特南藉此非常辨證地為美國藍領中下層群體辯護：並不是因為價值觀「淪喪」才導致了中下層的困頓，而在很多保守的共和黨州中「家庭碎片化」的情況也並不罕見。或者說，美國當前自由價值觀對傳統家庭結構帶來的挑戰甚至解構，在經濟良好運行期間對「社會資本」傷害並不顯眼，但當經濟轉入陰暗面之時，這些社會價值觀層面長期積蓄的負面因素就會很快浮出水面，甚至成為階層流動以及經濟轉好的突出阻礙。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便美國經濟依照發展周期未來有所轉好，目前這種文化因素帶來的「二階家庭結構」現實也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種顯性拖累，拖累著那些希望實現「美國夢」的孩子們。

來自貧民窟的黑人球星，自上到下為詹姆斯、加內特和艾弗森

普特南的這本書，從自己的「孩子記憶」中的柯林頓港出發、走過俄勒岡州本德鎮、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加州奧蘭治縣、賓夕法尼亞州費城，撿拾著散落在美國各地諸多家庭和孩子們的成長故事。雖然觀點和結論不盡相同，但《我們的孩子》都像是2016年一經問世就被追捧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的前奏。或者說，《鄉下人的悲歌》是《我們的孩子》中眾多個案的「大電影版」，而《我們的孩子》也為《鄉下人的悲歌》提供了充分的學術解讀。而這類以一系列以真實故事或案例為亮點的「輕專」書籍，被視為是人們努力理解或適應特朗普崛起以及當前美國所面對的重大國家挑戰時就會找來閱讀的流行讀物。

甚至在大選之後的今年年初，一本叫做《簡斯維爾：一個美國故事》（Janesville：An American Story）的紀實文學書籍又再度引發熱議，而故事所描述的正是威斯康星州簡斯維爾這樣一座「汽車小城」在金融危機前後的興衰歷程。這個美國故事其實是在為《我們的孩子》或者《鄉下人的悲歌》提供了更為清晰的歷史地理坐標。面對關於這個國家的不解和困惑時，美國讀者卻願意選擇看這些個案的故事，只能說明他們不再願意相信冷冰冰（太技術）或者高冷（太精英）的經濟與人口統計學數據，而是願意去儘可能地觸摸平常凡人的百味生活。而當在哪一頁、哪一行上遭遇到自己的切身過往或周遭時，讀者才會明白，這才是這個真實的美國，一個統計數據早已無法清晰勾勒的複雜而糾結的國度。

無論如何，那位自稱「鄉下人」的作者還是從自己的「悲歌」里走了出來。而讓詹姆斯?戴維?萬斯（J. D. Vance）從一個所謂「組合家庭」中走進俄亥俄州立大學、並最終就讀於耶魯大學的關鍵在於，他雖然面對著包括母親在內的眾多家庭成員所處的窘困、潦倒甚至不堪，但他的「阿嬤」始終給他灌輸著學習的重要性以及實現家庭「成功」的使命感。而「阿嬤」也恰恰正是保留著傳統價值觀的不會「獨自打保齡」的上一代人，所以萬斯得以「逃脫」的本質在於他所接受的「傳統教育」部分地超越了「二階家庭結構」所製造的泥淖。

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經濟快速發展的我們，也不可避免地開始體會到《獨自打保齡》或《我們的孩子》中談及的某些挑戰，但在平衡好「望子成龍」心態的前提下，保持從傳統文化中走來的、社會各界普遍的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堅信以教育為動力「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機會」的目標，其實避免了我們重複當今美國由於價值觀解構而造成的這些「內傷」，從而構建起確保社會生活良性循環的價值支柱。這也是「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這一深刻哲理的又一具體體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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